重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理论分析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法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要性，苏联理论家在绵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探索和建构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苏联理论家普遍将生产力视为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的统一，将生产关系视为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界定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些围绕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两者关系的理论阐述不乏合理的因素，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视野的根本缺失，苏联理论家无论是在概念的界定还是对两者之关系的界说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认真审视苏联理论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两者关系界定上的理论缺陷，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历史的根本观点对其做出合理的阐释，无论是在理论抑或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苏联理论家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关系的理论阐释

在理论上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首要的前提就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予以概念上的界定。不仅如此，后者也在很大程度上规约着前者的理论阐释。总括苏联理论家在此问题上的理论探索历程可知，他们基于自然与历史的二分的前提，普遍将生产力概括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视其为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的统一体，将生产关系视为人与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史进程中表现出愈益细致化的发展趋势。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如上概念界定的前提下，苏联理论家普遍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此种主导性的理论阐释方式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初期便已得到初步呈现，而其典型代表无疑是布哈林与阿多拉茨基。虽然布哈林在此后广遭批判，但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两者关系的理论阐释无疑初步奠定了苏联理论家关于此问题理解的主调。之所以这样说，首先表现在他较早地阐述了生产力之为人与物的统一的观点。布哈林指出，如果我们知道了生产资料如何，工人如何，那末我们也就知道这些生产资料和工人们在一定数量的时间里会生产多少东西;前两个量决定第三个量生产出来的产品。 前两个量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社会物质生产力。这段话明确表明，布哈林将生产力视为人与物的加和。虽然他的理解表现出粗糙、机械的特点，但无疑也奠定了此后苏联理论家循着人与物的关系理解生产力的方向。布哈林并没有明确采用生产关系的概念，而是使用了劳动关系的体系。而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而言，布哈林表现出明显的机械决定论的倾向。在他看来，我们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上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程度的精确的物质标志。进一步来看，布哈林的生产力决定论首要地表现为技术决定论，即在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中，布哈林更加看重物的因素，他认为：社会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精确的物质标志，是该社会的社会劳动工具体系，即技术装备。在这种技术装备中反映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它不仅是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精确的物质标志，而且决定着人们之间的劳动关系的体系，劳动工具的配合即社会技术装备决定着人们之间的配合和关系即社会经济。就此而言，卢卡奇的下述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即布哈林赋予技术装备以太过分的决定作用，就完全失去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这种终于把技术装备同生产力等同起来的作法，既不可靠，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稍后，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为阿多拉茨基再度阐明。在1923 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一文中，阿多拉茨基明确指出：物质生产力不只是指机械动力，它还包括具有神经的和肌肉的能力的人本身，因为人参加了生产过程。 生产资料是消极因素。劳动力是积极因素。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生产力，它完全是物质的，因为它能改造物质并且因此创造出物质的东西。 人掌握着一定的生产力。根据这些生产力的情况构成人的社会关系。其间的变化在于，在生产力的双重要素中，阿多拉茨基赋予了人的因素以更为重要的作用。

进入30 年代，苏联理论家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的主导性方式基本确立。米丁首先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本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基本确立的教科书中，米丁对生产力的概念界定基本遵循了布哈林开启的人与物统一的观点，认为生产力底发展无非只是人类施于他们底物质生活底生产和再生产上的活动之物质的结果和社会内容底表现，生产关系就是同一生产过程之特殊的社会形式人与人的关系底特殊形式。值得一提的是，米丁正确地认识到抽象地提出生产力发展底原因问题而抛去了具体历史的社会形式，这是根本错误的。但是，生产力决定论的主导观点并未使得这一认识产生实质性意义，或者说，米丁并未真正达到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理解。这充分体现在他明确认为：归入于生产力中的各个组成元素技术，劳动力等等之总体，在社会劳动本身过程中达到它底统一和社会历史的联系。生产底这些物质的和人的因素之历史地一定的结合开辟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之历史上一定发展阶段， 生产力底状态表现着劳动生产率底历史地一定的发展阶段，同时也就表现着生活对于自然和人们相互之间历史地造成的关系。这些论述充分表明米丁所持有的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虽然米丁也论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但其论述的绝非是物质生产过程之内在的矛盾运动过程，而是基于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的抽象演绎。这充分地体现在他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视为生产一般与特殊生产之间的辩证运动的体现，正如他所指出的，劳动过程之一般共同的症候和它底特殊的社会历史的形式之统一，是编制的矛盾的统一。劳动过程底这两方面底一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底辩证关系表现出来。从这种表现论中，必然引申出生产关系一定会适应生产力的机械论观点，它为此后的斯大林所明确阐述。随后，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被斯大林以简明的方式确定下来。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斯大林批判了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认为物质生产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生产或生产方式又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人们的生产关系。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斯大林指出：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在斯大林的论述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被实体化为物质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并以一一对应的机械方式被关联起来，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斯大林的公式在苏联社会科学文献中被广泛引用论证。

50 年代中期之后，苏联理论家无论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界定上，还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关系的阐释上，都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完善，并表现出愈益精细化的发展方向。对此，叶夫格拉弗夫在《苏联哲学史》一书中指出：50 年代中期以前，生产力的内涵一般只包括劳动工具和使工具运转的人。现在这种狭窄的理解早已改变。60-70 年代对生产力加以系统的分析，研究了生产力的实体性(基质性)和功能性特质，物的成分(客观的)和人的成分(主观的)，个体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力，科学在现代生产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如此，苏联理论家对于生产关系的结构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将生产资料所有权形式被视为最基本的生产关系。而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苏联学者看到两者的灵活多样、活跃多变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因而不再使用从前的绝对的适应，以及其后的必须相适应等定义。但是，在表现出这些重大的理论成效的同时我们需要看到，苏联理论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关系的决定论式的理解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例如，康斯坦丁诺夫等人就明确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有它自己内部的逻辑，并且，正如内容总是决定形式一样，生产力也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也反过来为生产力的作用添上某种社会性质。

二、苏联理论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阐释的理论缺陷

不能否认，苏联理论家在长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历程中，无论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界定抑或对两者关系的探讨都不乏诸多的合理性的东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通俗易懂的阐释，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历程。但是，从学理上来看，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视野的根本缺失，苏联理论家无论是在概念的界定还是对两者之关系的界说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 马尔科维奇在描述 1960 年发生在人道主义者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的结果时指出：在这场辩论中，主张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自由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实践的观点占了优势。 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的二元论被这些范畴是如何可能从实践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观点取代了。马尔科维奇的上述概括不仅从总体上概括了南斯拉夫实践派重新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路径，同时也准确地揭示了一个理论事实，那就是，实践的原则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处于根本缺失的地位。应该说，这一指认无疑切中了苏联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即其未能给予马克思得以实现哲学变革的实践概念以应有的地位。而作为其重大的理论后果， 它无疑在根本上制约了苏联理论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解，并由此表现出一系列重大的理论缺陷。

至关重要的是，它彻底消解了马克思审视人类历史进程的能动性视角。在马克思看来，从实践的视角审视人类历史进程，就是从主体的视角或能动性的视角审视人类历史的过程。马克思不仅将现实的个人视为考察历史的出发点，而且将整个人类历史就是看作个人发展的历史。对此，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当恩格斯明确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则更是对这一视角作了强调。当然，强调马克思审视历史的能动性视角，并不意味着全然否定客体性视角。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由于客体性视角的引入，马克思的能动性视角与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视角区分开来。但是，在苏联理论家的决定论式的理解中，马克思的人的能动性视角却遭致彻底否定。它集中表现在其将马克思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定发展形式下的社会进程塑造成一个纯粹客观性的进程。这集中体现于斯大林认为，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基础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其在物质构成上包括生产工具和具备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生产者，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来实现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所以，生产工具变化和发展了，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随着变化和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化和发展。由此可见，人在其中处于被决定的地位，生产和生产力因而表现为纯粹物质性的过程和力量，而由于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以生产关系的交替为表现的社会形态演进历程必定成为纯粹自然性的过程，从而受制于无情的自然必然性，即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作为此种否定的必然结果，它同时造成了两个内在相关的理论后果，首先，它无可避免地将马克思拉回到黑格尔式的思辨历史哲学的泥沼之中，并彻底违背了马克思关于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论断的精神。日本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广松涉指出：完全无视人的主体的活动个人的活动过程无疑体现为个人的发展过程，把矛盾 (亦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本身看作发展的动力的思想是黑格尔式的颠倒，难以认为是马克思式的构想。我们知道，作为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历史主体构筑起了宏伟的思辨哲学的历史体系。他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 绝对精神作为主体和实体的统一，本身内涵着矛盾的动力源泉，因而其自身便可以通过自我外化和自我复归的运动实现自我，并由此展开为历史的进程，历史由此被塑造成为外在于人的纯粹自主性过程，而人则被降低为社会历史进程的纯粹执行者和纯粹参与者。从这个视角来看，与黑格尔相比，苏联正统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在概念表述上发生了变化，但在理论结果上无疑实现了向黑格尔式构想的复归。具体来说，就是生产力取代绝对精神的位置，而整个人类历史则畸变为生产力自主展开的过程。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上文中所指出的斯大林将人视为生产力的要素，并强调人的变化要随着生产工具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更体现在其将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视为外在于人的纯粹自然的过程。

其次，它在客观上导向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则的无批判的确认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堕入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泥沼之中。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历史塑造为抽象的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但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即从市民社会出发审视黑格尔式的思辨的表达可知，其在本质上恰恰以形而上学的方式确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颠倒为主体的物役性现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即雇佣劳动者为了生存所需，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从而使得自己的劳动过程并入资本的生产过程，成为资本实现自身增长的活的源泉。如此一来，雇佣劳动者便被归于资本所构筑起来的庞大系统之中，成为该形态运转的一个环节，而资本则取得了似乎能够自行增长的主体地位。黑格尔式的思辨表达无疑形而上学地确认了这一有着客观效力的社会现象，如阿多诺所言：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概念中的不合理东西是从世界过程的不合理性借来的，但它仍然是一种拜物教的精神，既然如此，无怪乎马克思称黑格尔的哲学为实证唯心主义。虽然概念上发生了变化，但苏联正统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同样在客观上陷入了此种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颠倒为主体，本来属于人的能力的生产力成为资本的生产力，而资本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生产关系，如此，资本主体的自主进展便表现为外在于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而苏联正统历史唯物主义撇开个人的活动和发展，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视为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动力，必定不可避免地客观确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发生的颠倒的社会现象，并由此彻底消弭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关于个人发展的理论的真实意蕴。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理论重释

苏联理论家的缺陷提醒我们，把握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理论，必须始终遵循马克思审视历史的最根本的观点，即实践的观点，或者说遵循马克思的主体的或能动性的视角，即现实的个人的视角。从这个前提出发可以发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界定上，马克思并没有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为在任何一个社会有机体中有着任何时间先后顺序两种因素或关系，而是将它们视为物质生产的共在的两个方面。对此，马克思明确表明：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其中的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无疑指认了两种关系的共在性。进一步来看，物质生产总是现实的个人从事的生产，或者说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生产，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物质生产的共在的的两个方面，也就等同于现实的个人的共在的两个方面。对此，马克思明确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非是外在于人的两个层面，而应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那么，马克思如何划分出这两个方面呢? 简单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马克思之前的理解史可知，赫斯已然使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概念，并且在他那里，两者都是对作为协动的物质生产过程的不同角度的概括，具体来说就是，赫斯以协动来表示其能力之状貌的概念化的东西就是生产力，以该协动来表示其关系之状貌的概念化的东西就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最终将赫斯的交往关系扬弃为生产关系，但同时承接了赫斯界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方式。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非如苏联理论家所知性化分割来看的两种关系，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们关于生产力发展动因在其内部，而与生产关系无关的观点之中。真实的情况乃是，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乃是基于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个对象，即物质生产过程的不同概括，即将生产活动这种处于协动状态的对象性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之状貌设定为生产力，将其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状态设定为生产关系。也正因如此，它们才能表现出共在的关系，并在实际的历史性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真正地发生矛盾运动。或者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很多时候同时将生产关系界定为生产力。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便认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当然，马克思这样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非是要抹杀它们之间的界限，否则，任何对于两者之关系的辩证理解便变得不再可能。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但它不抹杀现实差别。但是，需要赶紧指出的是，这种现实差别乃是基于上述所说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予以历史性的确定的东西。

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为物质生产过程或者说生产者个人的两个共在的方面的前提，马克思真正达到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运动的揭示。或者说，只有在此前提下，一种真正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理论才能被建构出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马克思首先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对劳动过程进行了考察，即说明了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能动物质变化过程，同时也分析了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即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些要素的协动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便构成为生产力。但诚如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的，如此撇开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历史性的生产关系所能呈现的只是为人类生活的一切形式所共有的一般条件。仅此目的而言，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但是如此说明劳动却把握不了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即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就此而言，苏联理论家力图将马克思予以抽象考察的劳动(生产力)与特定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并力图以前者说明后者，无疑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在马克思看来，为了说明特定的社会，首先必须真正地沉入到需要说明的社会的特定的生产关系之中，比如，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将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关系作为出发点来考察劳动。马克思明确指出，由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引起的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才能发生，由此，作为生产方式之有着内在关联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才能呈现。

就此而言，特定的生产关系恰恰构成了马克思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辩证关系的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而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资本生产关系标志着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历史独特性，而且因为正是基于资本生产关系亦即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的前提，马克思得以辩证地阐释了历史之内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源起。从源起来看， 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的历史生成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特殊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 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

但是，需要指出，当马克思在这里论及资产阶级社会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绝非如苏联理论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知性划分中阐述的那样，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马克思将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统一的生产方式作为阐述的主体。这充分表明两者的发生并非呈现出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是同时发生的，是在真正的矛盾运动中推进的。对此，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推动生产力的作用，他指出：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进一步看，同样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马克思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过程。无疑，作为体现为最大的奴役性的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矛盾集中体现为资本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从表面上来看，这个矛盾仅仅只是隶属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更为根本的是，它却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其核心在于，由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彻底分离，而不得不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这就造成了本属于劳动者的劳动力量转变为资本的力量，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工人由此变成为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酵母。由此可以推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必定同时体现为劳动生产力与资本家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的矛盾。最后，还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马克思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规律。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不仅造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构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即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种对抗导致了新型生产关系取代它的历史可能性，即一种历史生成形式的矛盾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道路。

归根结底，基于特定的生产关系来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历史唯物主义所确立的阐明历史的历史性的物质生产的前提是高度一致的。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而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

而从历史性的生产出发，也就必定要从特定的生产方式出发，因为前者必须通过后者而获得定位，即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此种内在关联性表明，既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的两个方面，从而揭示两者的辩证关系必须深入到历史性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内在过程，那么，就必须给予生产关系再生产以比物质结果更加重要的地位。进一步来看，当我们这样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时，历史便必定不再表现为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过程，而是恰恰体现了社会个人的发展过程。因为，生产的发展本身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而由于物质生产总是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作为物质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同时也就是社会个人的两个方面，因而他们的矛盾运动过程所体现的归根到底恰恰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即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生产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