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当代信息技术的若干政治哲学问题

分析当代信息技术的若干政治哲学问题 分析当代信息技术的若干政治哲学问题 分析当代信息技术的若干政治哲学问题 文章来源教育网

当代信息技术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征,无疑也包括社会的政治特征,由此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极大地丰富作为技术哲学的当代形态——信息技术哲学——的内容。

一、信息技术的政治功能

信息技术无疑是影响当代社会最全面最深刻的技术,它对我们的政治生活也产生了诸多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信息政治”、“网络政治”等等现象,甚至走向“政治信息主义”:将当代信息技术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提高到决定性的地位,使得信息工具成为政治生活方式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以至于信息技术可以决定政治制度的性质和选择。

这种视角扩展到一般的层面,就是关于媒介技术的政治功能的理论,其中以传媒理论家英尼斯的理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传播系统在实践和空间上的结构(或“偏向”)关系构成了社会机构的基础。他将传播和社会控制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空间束缚型(space-binding)媒介,如印刷品和电,它们与跨地域的扩张和控制联系在一起,擅长建立商业主义、帝国,最终发展成为技术专家治国论。另一种是时间束缚型媒介,如手稿、人的讲话,这些媒介相对偏爱关系亲近的团体、形而上学的思考和传统的权威。他认为新电力技术强化了帝国的权力,现代媒介产生了控制巨大空间和庞大人口的潜在力量,媒介技术强国通过传播工业的对外扩张,导致了一个更为极致的文化帝国主义形态。因此,电子媒介的用意并不在于提供娱乐和信息,而是扩大社会组织的规模,由此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与政治领域集权化和帝国主义的可能性;电子通讯还可能极度扩大现代人的空间偏向,乃至通过电子程度最高的先进文化实现对外层空间的殖民化和政治统治。

另一位着名的传媒思想家麦克卢汉以广播和电视的不同来分析它们所造就的政治人物和政治模式的不同。广播造成的政治模式是可听不可问,而电视则使西方世界的每一种政治制度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全新风格的国家领导人。这样的领袖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部落酋长。卡斯特罗就是这种新型部落酋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依靠大众参与的电视对话和反馈来统治国家,用电视镜头来管理国家。他给古巴人民直接和亲密卷入集体决策过程的经验。他灵巧地把政治教育、宣传和父辈般的指引结合起来。这是其他国家的部落酋长要学习的模式。新型的媒介风云人物要把受众像衣服一样地穿在身上——在本来的意义和引申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就像他穿自己的衣服一样。这样他就成了团体的部落形象。

信息技术能够对政治造成影响,无疑是技术与政治的一般关系所必然体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它表明信息技术的状况极大地影响着政治的运行乃至社会的全部状况,或者说信息(传播与处理)方式的任何一次变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它还表明成功的政治家通常具有善于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来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赢得公众的政治支持的能力,并且还要善于根据信息技术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政治管理方式,这样,信息技术的变迁通常会带来政治图景的变迁。

二、当代信息技术与政治

世界的新图景

在当今的信息技术时代,“电视也好,广播也好,书籍也好——过去的媒介没有一个能够像因特网一样提供类似的一揽子机会和冲击力。由于因特网上的地球村本来就是一种治国机制,所以“信息的撒播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即网络时代对政府的权力集中构成强大的挑战,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当代信息技术正在给我们的政治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

具体来说,信息技术所造成的主要的“决定性”的政治变化,一是新的阶级的形成,二是新的自由和平等、民主的前景,三是国际政治的新格局,四是政治管理模式的改变。

阶级问题历来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虽然阶级由经济问题产生,但集中表现在政治对抗上。社会中阶级的属性及其对抗形式的变化,乃是政治内容的一大变化。政治信息主义者们通常在这个问题上持有明确的主张,那就是阶级结构在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根本性变化:如果说第二次浪潮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那么我们可以说,第三次浪潮正在产生一个“知识阶级”,它的基础是认识事物,工作时用脑而不是用肌肉。“这个知识阶级拥有系统的信息、想象力,还有生产所必需的其他文化素质。他们拥有生产更多信息的手段;拥有可以说是基本原材料的东西,换句话说,一整套的脑力工具。因此,它是以大大胜过无产阶级的实力而走上谈判桌的。”由此也导致了旧的阶级的功能以及阶级斗争和对抗的消失:“马克思主义理论曾赋予工人阶级以很大希望,对于某些人而言,工人阶级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因为媒介而变得毫无政治价值,……工人阶级已变成一群毫无生气的凡夫俗子,普遍受到媒介和通俗文化的操纵。”“当我们与无产阶级道别时,我们也就必须合上有关一个整个政治时期的书,有关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书。”

自由、民主和平等通常被视为政治现象中的核心价值和理想追求,在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与计算机的影响下,似乎也在发生着质的改变。一是认为计算机必然造就民主,这就是罗斯扎克所归结的:“信息时代里流传着一个神话,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将带来民主的复兴”。二是由网络所决定的平等和自由将获得极大的发展。网络环境中所有的网民都可以处在一种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完全的或部分的匿名也使得言论可以更加自由,“网络环境的信息传播无阻碍状态激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打破层级界限,追求有效和直接的点对点交往。把互联网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王国,在互联网上人们通过互动可以自由地交流”,于是网络使人们获得政治信息与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更加便捷。“网上论坛”、“网上议会”、“网上法庭”、“网上政府”的出现促进着人们的民主意识、民主观念和民主要求,而不再满足于通过自己的代表来表达意愿并行使权力的方式,而是要求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出现了代议制民主、问接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直接民主演变的新动向。由此也导致许多学者和政治家“认为信息技术的推广和网络世界的出现会推动民主化进程,出现更加自由、平等和全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社会,“网络民主”由此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电子信息技术也给人类带来了一幅十分美好的政治生活图景。

在国际政治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家之间“信息实力”的较量日趋激烈,几乎所有国家都尽自己的力量来抢夺以信息为依托的权力和财富,并以此来维护由信息技术延伸而来的国家主权、国家地位,以保持国家的发展前景和潜力。尼葛洛庞蒂预言:明天的国境线将不得不与千百万条电子通道以及通过它们传播信息的千百万种方式进行竞争,而不再仅仅是由河流、海洋甚至石墙来分隔。基于电子网络技术的国际政治争夺,还导致所谓“网络外交”的出现,它改变了我们对主权国家的认识,这也就是波斯特所说的:“从某些方面看,因特网从根本上瓦解了民主一国家的区域性:网络空间中的音讯不容易被牛顿式的空间所限制,这使边界变得无效。或者至少是由于全球性的网络所衍生的信息边界问题对传统的地理边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围绕“制信息权”——息主权、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安全人才、信息规则——的竞争与争夺也越趋激烈,从而使信息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新重心。

在政治管理的模式上,仅从现代媒介的发展看,不同的信息技术造就了不同的政治模式,如广播造成的政治模式是“可听不可问”,不能记录任何相左意见和反对声音,听广播的人就像家中匍匐在父亲脚下的孩子,造成了“举国一家的政治格局”;广播时代也造就了20世纪最强大的四位政治领导人:斯大林、希特勒、丘吉尔和罗斯福。所以麦克卢汉说:“倘若电视出现在电台之前,希特勒这样的人是不会出现的。”而电视时代造就了肯尼迪,“肯尼迪在许多方面是第一位上电视最成功的总统,他继承了罗斯福广播讲话的驱力和热情。当然,不足之处在于,“广播电视只造就领袖和明星,而不是普通的大众成员”。某种意义上,电视政治就更是一种“精英政治”,相比之下,网络政治更容易被视为一种“大众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治也在化约为一种媒体效果,“不管谁是政治演员,或他们的取向如何,都通过与利用媒体而存在于权力游戏之中,位于日渐多样化的整个媒体系统里,包括电脑中介的沟通网络。政治必须架构在以电子为基础的媒体语言上,这个事实对政治过程、政治行动者与政治制度的特性、组织和目标都有深刻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就走向了媒介决定政治的格局,进入到所谓“媒体一政治”的时代:政治角色无论作出重大或微小的决定,都不能不把新闻的因素考虑进去,都首先需要媒体理解、接受并且愿意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向老百姓宣传。

信息技术对于政治的如此重要的影响,被加以“理论自觉”后,就形成了政治上的“媒体决定论”,抑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决定论,也可称之为技术意义上的政治信息主义,它是一般的信息主义和技术决定论在当代政治活动中的体现,其延伸还产生出“信息霸权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等派生现象,形成技术政治学与信息技术哲学交集地带的新问题。

三、若干政治哲学问题

信息技术影响和改变了政治,同时提出了许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政治哲学问题:

第一,这种影响是否具有决定性?信息及其技术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政治,但问题是,这种影响是否是决定性的影响?还有是否只是单一效果的影响?尤其是可否认为:信息技术越发达。出现民主的可能性也越大?当一些人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促使决策走向科学化、智能化、民主化,以及认为信息的社会化将促使权力分散化,从而对专制政治产生影响和挑战时,可能隐含的问题就是:信息技术是否能将人类自动带向民主政治或更合理的社会?也就是,信息技术在技术形态上的提升,是否必然导致政治形态上的提升?当然,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并不能说明复杂的社会现象,信息技术也并不具有这样的决定性或必然性。或许可以认为,它是我们可以追求更民主的政治的技术手段、物质基础之一。如网络可以加速信息传播的速度、吸引公众参与政治活动、进行公共问题的讨论与协商等等。因此,推进政治文明的建设从总体上需要信息技术这种更高级的文明工具,但也不能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会按技术决定论的逻辑自然而然地为我们解决全部政治问题,政治信息主义与技术决定论的叠加并不能构成万能的政治工具,“先进信息技术=政治民主”的简单公式是难以成立的,这在后面的分析中将进一步展开。

第二,这种影响是否只具有单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