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望的田野上--祖母与土地

　　作者：周昶宇
　　一、楔子
　　土地，是中国农民割舍不去的心头肉。
　　从远古时期种植业在中原大地开始出现,再到历代帝王将相的策略计谋，中国史书上有多少笔画是为“土地”而写下的。这中间又有多少峰回路转，改变了生活在这片大地上人民的命运。从“千里其耘”到“方里而形”，从“田里不鬻”到“履亩而税”，史书上淡淡的一笔，却深藏了土地上的人们对生活的一点一滴。对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华民族，土地制度的变革格外重要。对土地变革最敏感的，其实是在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因为土地变革而发生改变。对于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农民，我们只能从史书中窥探一二。但离我们较近的几次土地变革——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土改”，我们却可以通过身边的亲历者来从细小的角落观察、记录。
　　二、祖母家
　　我采访的对象是我的祖母刘启容，在她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解放战争时期、文革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几次土地变革，至今仍然对土地上的一些人和事记忆犹新。
　　1943年，祖母出生在渝东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她出生时家里已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七年后她又多了一个弟弟。我的外曾祖父是杀猪匠，外曾祖母是裹过小脚的农妇。那时她家种的地是从地主家租来的，由于当时祖母的两个弟弟还小，耕种的主力就靠外曾祖父和祖母的两个哥哥。抗战年间，重庆地处大后方，靠着外曾祖父不时在邻村帮人杀猪补贴家用，祖母一家虽没有颠沛流离，但生活仍特别清贫。
　　三、解放
　　祖母家的地是从肖地主家租来的，高额的地租对于祖母一家来说是莫大的负担。此外，还要承担村公所摊派的苛捐杂税，一年忙到头只能勉强糊口，没有什么结余，生活很是困苦。当时的社会环境，就连肖地主也要受大地主的剥削压榨。高峰镇上一个地主十分霸道，欺压农民甚至害死长工。临近的建安村，就有地主豢养地痞流氓强抢豪夺，危害乡邻，外曾祖父在去杀猪的路上遇到了都会躲一躲。自家能拥有土地，对于外曾祖父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他只能老老实实耕种，卖力杀猪，尽力养活家人。以至于年幼的祖母都把“交地租”视为“义务”：不交地租，就没饭吃。
　　1949年10月，隆重的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那时重庆尚未解放，祖母也还小，对此没听到任何消息。两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了垫江。祖母对解放军路过村落的印象十分深刻。1949年12月，一名解放军在祖母家住了一夜,祖母一家热情地款待他，他既不要家里的粮,也不求过多的照顾，只是讨点水喝。天未亮时，他就随部队离开了，走时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听村里人说，解放军要为农民分田地，全家人都很感激。那时祖母虽小，但现在每每回忆起来仍忍不住夸赞这支人民的好军队。
　　四、土改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国家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作为土改的前期准备，垫江县“减退清反”运动在这年开始了。在李白村，因为匪霸较少，因此这方面没有特别大的动静。此时肖地主已经去世，他的三个儿子平分家产后仍是富农。由于中立富农的政策，肖家三个儿子被“减退”了，只留有一部分耕地和农具。但地主的末日真正来临了，他们的田地、农具都分给了佃农。土地改革的前奏在垫江大地上高歌猛进。
　　1951年10月，中共垫江县委制定《垫江县土地改革工作计划》，11月,全县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同月，县委安排干部进村入户整顿农会。根据县里文件，“不允许和平土改”，批斗地主的批斗会就在村中展开。批斗会都是晚上开展，不占农民的劳作时间。祖母的大嫂非常积极，被农会吸收了。祖母跟着她去过几次批斗会，以前为非作歹的大地主被扣在摇摇晃晃的高板凳上，表情痛苦不堪。批斗会上还要喊口号，大人们喊什么，祖母和她的小伙伴们就跟着喊什么。村民们的口号声洪亮至极，曾经的地主倒了，自己成了主人，村民们都很高兴。
　　1952年1月，村里开始划分阶级，开展“没收征收”地主的田土和其他财产的工作。祖母家成为“佃中农”。接着，“查田评产”工作在村里展开。县上派干部来村里指导工作，“查田评产”进行得很顺利。李白村地势平坦，是典型的平坝，田多土少,分土地时，干部们用传统的“倒拐尺”丈量土地，评产时用“挑”这种传统计量单位，这些熟悉的丈量方法让村民们心里很踏实，没有人对田地划分提出异议，都说要好好大干一场。
　　1952年5月，外曾祖父因病去世，家中的顶梁柱垮了。三个哥哥都已结婚生子，大家庭的人口增加到十四人。外曾祖母年事已高，无力操持，家中生活开始困难起来。每到青黄不接时，家里都需买麦麸充饥。1955年，祖母的大姐出嫁后，三个哥哥就分家了。家里就剩下祖母和外曾祖母、一个读书的四哥、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弟四人过日子。此前本来祖母还在上学。这一年9月开学时，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揣上报名费，而是专门到学校给老师说她不能再念书了。老师听后默默地点头。祖母离开学校转身向家走时，老师又大声喊住她：“刘启容！”祖母回头，老师走近对她说道：“你不读书可惜了！”祖母的眼泪霎时就滚了下来：“老师啊！您又不是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爸走了，四哥在读书，我也要读书的话，家里的妈妈和弟弟谁来照顾？”到家后，祖母就扛起扁担去砍柴，家庭的重担便落在了只有十二岁的祖母肩上。
　　三大改造时期，中央下达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通知，根据县委的安排，全县已经陆续开始推进农村互助组。此时，李白村的“互助组”建设已经落实，全村多数村民都加入了互助组。分家后，祖母家缺劳动力，所以就把田土给村里有劳动力的农户去耕种。祖母家负责喂养互助组的一头牛，同时还要做砍柴、挑粪、插秧、收割庄稼等农活。为补贴家用，外曾祖母还揽了给乡供销社工人洗衣服的活儿。每天早上，祖母就外出放牛、砍柴，外曾祖母就在家洗衣服；下午，外曾祖母不顾小脚难行，还常外出割牛草。牛草割好后，祖母再去背回来。每天，她们都这样劳作，也培养了祖母勤劳的品格。当时稻谷品种不好，高杆少穗，水稻亩产低。所幸李白村田多，一年的收成还能勉强度日。
　　五、公社
　　1958年，垫江县武安红旗公社成立，建安与李白两村纳入高级社。当时为了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上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俗称大炼钢铁），不久全国便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武安红旗公社也在西山脚下办了铁厂。炼钢需要铁矿、焦炭、木材等原材料。像祖母这样年龄不够的小青年都被安排去西山砍树。一大早，他们便上山砍树。中午，把树杆用绳子捆绑好，像背枪一样背到铁厂，在向大人们炫耀一番后，再将战利品投入炼炉中炼钢。由于不专业，又无炼钢设备，更不懂炼钢技术，炼出来的废铁块堆积得就像一座小山了。一年下来，西山便只剩下几根树桩，连手臂粗的小树也没能幸免。
　　紧接着，兴起了大办食堂。公社统一安排劳动，若早上广播通知，今天男人去施肥，女人去砍柴，那么所有男人女人都会照指令出工。同时大家都在伙食团吃饭（俗称大锅饭），饭量大小不是根据劳动量的大小来分，而是每个大人一碗，每个小孩半碗，全部免费。所以，大家干活时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拄着铁楸、锄头在田里聊天、开玩笑，热热闹闹，然后等点收工，急急忙忙往伙食团赶。
　　最初，队上办伙食团时，因群众反映伙食团的米莫名减少，社员意见大，于是公社黄书记便推荐祖母当李白村伙食团的事务长，掌管伙食团里的粮。祖母把一根竹子削成竹筒，在竹筒里标上刻度。用竹筒量米，在避免多煮米的情况下又能尽量避免出现不够吃的情况，一年下来伙食团还节约出半柜子的米，祖母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一天晚上，祖母跟队长胡志南一起去看守米柜。刚走到米房外，就听到屋里有响动，胡志南十分警惕，快步上前，发现门被砸开了一条缝。他大叫：“糟了！”推开门，他们见米柜的锁被撬了。两人绕到后门，发现一袋米甩在那里。原来那贼刚偷到米，听到说话声，便扔下米拔腿就跑。可胡志南反应快，动作敏捷，很快便逮住了小偷。胡志南把小偷按在地上就打，小偷疼得直求饶。祖母跑过去看，发现小偷竟然是她的好伙伴肖良珍的哥哥肖清明。胡志南看见祖母来了，便说他要去检查其他米房，让祖母把肖清明看住。肖清明见胡志南走了，就说要去上厕所，祖母觉得都是熟人，就答应了，谁知他一溜走就不见了踪影。
　　多年后，祖母每次回忆这个场景时都说，胡志南是故意放跑肖清明的——明显祖母一个小姑娘，哪能看住一个壮劳力嘛？他知道肖清明家庭比较“造孽”，又已经把他教训了一顿，所以才制造机会让他溜走。
　　第二天，祖母问肖良珍怎么回事。肖良珍说：“家里父母都走(死)了，哥哥家的小孩多，有两天都没吃东西了，想偷点米熬粥给小孩吃。为了减轻哥哥的负担，我也要去新疆了”，说着泪水就直直地流下来。祖母听了着急地说：“你咋不早点跟我说？我从我屋头拿点给你家哥哥的孩子吃，免得像昨晚逮住遭疼打一顿”。
　　其实祖母家里也很紧张。那年夏天，连着60多天没有下雨，粮食欠收。1959年冬天至1960年初春，伙食团的饭都不够吃，周边一些地方已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幸好祖母偶尔参加公社组织的外出劳动能额外分到一点儿口粮。有一次好不容易挨到粮食分下来，祖母急急忙忙往家里赶。到家时，家里已经断炊几天了，祖母的母亲与弟弟靠野菜和米糠糊口，早已饿得双腿浮肿，无力地躺在床上，眼看就不行了。她赶忙舀来一勺米，匆忙下锅，熬成粥喂给他们，两人才缓过气来。后来公社发放了救济粮，大家才渡过了难关。
　　一天晚上，祖母与弟弟睡在床上，只听外曾祖母从床上悄悄爬下来，坐在门槛上叹气。祖母起身下床问：“妈，你在叹什么？”外曾祖母说：“哎！不晓得明天啷个过？”祖母只好安慰道：“等明天再说嘛”。外曾祖母便道到：“哎！可怜的幺女，你恁个小，一家的重担就落在你肩上，啷个担得起哦？”祖母说：“没事，我有的是力气，会有办法让你们好好活下去的”。祖母想到的办法其实就是去卖鸡蛋。
　　那时，趁着没有多少农活，祖母与我的三舅公天不亮就翻山，悄悄地拿着鸡蛋到几十公里外的梁平去卖。那地方比李白村更能卖个好价钱。但当时是不准私人买卖农产品的。为防被人抓住，每次到了梁平附近，祖母就远远地守着鸡蛋，三舅公则去寻找买主。找到买主后，三舅公便把人引到隐蔽处完成交易。
　　1961年，因为生产生活困难，加上中央也下发了文件，伙食团解散了。每天挣的工分对于祖母就更重要了，它关系到一家人能分到多少口粮。生产队的活都由队长安排。一到清晨，队长就打上工铃，社员们马上从家里出来，听从队长的安排，带上农具下地劳动。劳动后，再根据劳动力记工分。壮劳动力干一天得十个工分，而祖母这样的弱劳动力就只有七八个工分。家里劳动力不足，祖母干一天活比别人要少得两三个工分，祖母家一年能挣到的工分自然少很多。这样，家里能分得的粮食、钱也就少很多。祖母只有更努力地劳动，才能养活这个家。
　　1961年8月，在雅安四川农学院学习了一年的四舅公因饥荒休学了。看到家里的困难，他主动挣起了工分。公社根据他的文化水平，让他当上了大队会计。1962年2月，四舅公娶妻生子，安心扎根农村。1965年3月，因文化水平出众，经队上和公社推荐，四舅公当上了信用社信贷员，一步步走上了工作岗位。
　　1962年，中央以“调整、巩固、提高、充实”八字方针为指导的经济调整已见成效。祖母不懂中央的政策，但明显感觉生活压力小了，粮食、生活必需品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张。这年10月，在公社干部的介绍下，祖母认识了在坪山综合店上班的祖父。1963年正月，他们结婚了。婚后，祖母用祖父积攒的钱在邻社买了房，但并没有马上离开家，仍和外曾祖母、四舅公、四舅婆、幺舅公一起生活。此时，因为有四舅公、四舅婆和祖母这三位劳力挣工分，还有祖父这个“吃公家饭”的补贴家用，生活逐步有所好转。1963年，村里迎来了大丰收，也是这一年，祖母的大女儿，我的大姑出生了。
　　1965年5月，祖母眼见四舅公已参加工作，四舅公又有了第二个小孩，自己也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考虑到家里人口多后的种种不便，祖母便提议分家。很快，祖母便正式搬到了邻社，单独立户生活。
　　1965年12月，祖母的第二个女儿，我的二姑出生了，1969年6月，祖母的第三个女儿，我的三姑出生了，1973年4月，祖母的小儿子，我的父亲出生了。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半工半农，一辈子不愁”，祖母在农村务农，祖父在综合店上班，为增加收入，祖母每年还养2头猪，一家人就这样平静幸福地过着小日子。
　　六、大包干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学着四川、安徽的做法，1978年，县里在裴兴公社试点搞大包干,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吸引了很多村民。那时，祖母也盼着自己能大包干，俗称“土地下户”。
　　终于在1980年初，李白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祖母对这个名词也不能完全理解，但早已期盼许久的“土地下户”终于落地了。祖母家当时有四个农业户口(1979年，我的大姑考上了中专，和祖父一样吃上了“商品粮”，所以家中的农业户口只有祖母、二姑、三姑和父亲四个人)，共分到了2.26亩田，0.51亩地，0.38亩自留地。1984年8月，祖母领到了《土地使用证》，土地的使用权就稳稳地握在了自己手里。村民们喜滋滋的，都说:“今儿也想土地下户，明儿也想土地下户，现在终于盼到啦！”
　　土地下户后，由于种得多，种得好，收成就好，村民对土地便更关心、更操心了，起早贪黑种庄稼也乐意。刘庆家的田在祖母家田的上方，有一年遇到干旱，但他家田里的水却一直蓄得多，担心祖母会偷偷在他家田坎上挖渠口引水。他就一本正经地对祖母说：“刘启容，你绝对不能在我的田坎上挖渠口引水灌田哈！”祖母硬气地回道：“我才不会引你家田的水。但你也不许挖渠口向我家的田放水哟！”刘庆当时就拍着胸膛说：“我绝对不会向你家田放水！”结果当晚半夜就下了大雨，每块田里都积满了水。一大早，大家都在挖渠口排水，刘庆也挖了渠口将田里的水向下引流到祖母家田里。祖母笑嘻嘻对刘庆说：“昨天有人说啥呢？咋说话不算话呢？”刘庆嘴一撇：“谁晓得昨晚要下大雨呢！”引得祖母哈哈大笑。
　　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高涨，祖母也不例外，她在谷雨时节就用草木灰和油渣饼混合成灰肥，一撮一撮地把灰肥埋到秧苗地作肥料，这样秧苗才长得好。埋灰肥的活儿非常累人。但再苦再累，一想到有好收成，祖母也愿意成天泡在秧苗地里。正是大家的积极劳作才迎来了一次次大丰收。
　　土地承包后，祖母家的劳动力仍不足。农忙时节，祖父会带一些钱粮回家，请人收割庄稼。但平时只有祖母一个人劳作，同时还要养2头肥猪，很是辛苦。
　　七、离开土地
　　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让农民更亲近、珍惜土地。但无论怎么说，土地上的活都是体力活，十分辛苦，收入又十分有限。1982年8月，二姑初中毕业后没能深造，祖父凭借自己的经商本领，让二姑摆了一个卖针头麻线的小货摊。选货进货都由祖父负责，二姑负责守摊卖货。待二姑逐渐上路后，小货摊逐渐变大，从针头麻线又转向百货商品。1984年，祖父看到做生意比做农活划算，就让祖母也从村里出来和二姑一起摆摊，并且还到周边集市“赶溜溜场”（即每天都到一个赶场的集市去摆摊卖货），生意越来越好。1987年，祖父所在的坪山综合店越来越不景气，就辞职领着祖母和二姑到县城里做起了商品批发生意。
　　祖母从农村出来做生意后，乡下的田土已没时间打理了。最初，祖母还在农忙时返回村里请人耕种和收割。由于农村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留在村里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请人劳作的人工费也越来越贵，还不容易请到。而祖母基本上是请舅公家的表亲们帮助劳作，工钱和伙食都比周边人家开得高、吃得好。每年一算帐，土地带来的收益所剩无几，反倒要牵扯祖父祖母过多的精力，并且这些天还不能去赶场摆摊赚钱，很不划算。
　　1987年，祖父祖母到县城做生意后，因为生意越来越好，种地更是不合算。但当时公社不许承包地撂荒，祖母便把土地交给幺舅公耕种，而该交的农业税则由自己支付。1992年，祖父祖母在县城购置了房产，农村的旧房无人居住，就便宜卖给了邻居。此后，祖母便很少回村了。
　　1996年，幺舅公也不愿意种这么多的田土了，因为种庄稼带来的收益实在太少了，养鸡、养鸭、养猪都是更好的创收选择。此时祖母的四个孩子都已参加工作（当初做生意的二姑后来也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祖父祖母做了十余年生意有了一定的积蓄，早已衣食无忧。祖父便与祖母商量，与其让田土空着且每年还要交农业税，还不如把土地还给集体。于是祖母便回乡办了手续，把《土地承包证》上的承包地交回给了集体，只有0.38亩的自留地仍由幺舅公耕种。就这样，祖母一家在土地上的背影渐行渐远了。
　　八、土地上开出的花
　　2004年，祖母家的自留地包给了承包商，承包商把土地集中起来开发旅游，成功打造了沙坪油菜花大观园，其距垫江县城11公里，面积6.7平方公里，是垫江县最大的优质油菜制种基地。大观园内，水泥便道四通八达，建有近3000平方米的停车场，有能容纳200余人的醉花榭观景台，有葡萄溪、万蜂浣、溪竹雅舍、黄金海岸等，还有观光车道、观光牌坊等于一体的近二十户星级农家乐。大观园溪流纵横，桃李点缀，群蜂飞舞，流金溢彩。每到阳春三月，油菜花便竞相开放，放眼望去，满眼金黄，游人如织，蜂蝶相戏，每每看到如此盛景，祖母总是感叹，时光不老，岁月仍旧葱翠。
　　九、结语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从出生到1992年定居县城，祖母在农村待了四十九年。这与土地同呼吸共命运的四十九年里，体现了祖母对土地的执着和热情。也正是在这样密切的联系中，一系列土地变革的影响才如此深远。
　　土地的变革其实书写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史、农民的生活发展史。祖母经历了解放前交地租的艰苦岁月、三年困难时期、公社食堂、挣工分的日子，以及包产到户后既劳累又幸福的耕种岁月。这些岁月里，祖母的生活水平在波动中上升，而土地变革就是其中的关键节点。
　　土地是农民的命脉。解放前，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哪怕是交高额地租也要向地主家租地耕种。但最后，祖母还是放下了土地，选择了新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近四十年来的趋势：务农的人越来越少，把土地视为命根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但土地带给人希望的力量将亘古不变，土地从不辜负对生活有韧劲的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改变了农民的固有思维，社会的进步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空间。祖母进城做生意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批人率先拥抱改革开放的过程。
　　一叶可知秋。通过祖母的经历，我们也更能明白为何要制定土地政策，它又是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历史便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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