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底蒺藜

　　闲话惹是非

　　某民企，机关中一部门，有十余人，各司其职。一日，李某受友人之托，找周某办理，周某推辞得请示。李某大为不快，与吴某诉，吴某思来想去，断定李某说过周某能力不济的话，招此报复。后来，周某因公务而与李某相商，李某明知周某有疏漏，佯作不知，以致周某挨训，吴某扬言是一报还一报。周李相遇，先是借题发挥，而后同室对骂，结果被老板同时辞退。吴某，因其又参与了几场闹剧，虽无把柄，莫须有地被调动岗位了。

　　工作中，惹出是非的闲话，不乏例证。人，聚在一起，难免有三薄二厚，就因为这层层的薄厚，就加剧了排斥和吸引，导致了异化和同化的冲突。

　　交往中，说话是工具是传媒，话能抬举人也能伤害人。人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有合作也有对峙。对峙双方的统一，首先是原则，而后是包容，第三方的调停要讲分寸要讲得体，绝不该一面一套，貌似公允实则偏倚，不走火才怪。

　　由此可见，闲话要少说，必要时，听来的即便是实话，也不一定实说，至少对于可能引起摩擦的人。那就是违背整体利益的话不说，妨碍团结的话不说。

　　讲究方法

　　做事情，要有程序，要有操作，要讲究方法。方法是根据事物的性质及规模不同而不同，在总方式下有具体方法，往往在准备的方式方法中要有几套予案。

　　方法，服从内容，服从目的。方法的实施，有应急的措施，有从缓的步骤，有直接的举动，有迂回的作为。

　　方法，大体上主要有命令、商讨、默许等几种表现形式，这只是施动与受动的承接关系，而不涉猎做事者的具体行为。

　　命令式，在制度约束下或决议及其明确指示下，不允许解释辩驳的执行，要求执行得迅速、果断、完整。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异常要及时报告，在上级做出决定后，服从指挥。

　　商讨式，上级已经有了明确意图，为使更好更全面展开，有意识地与执行单位或部门商量讨论，且提出指导性意见，要求执行者有创造性地完成任务。

　　默许式，一般是开拓性尝试性的举措，要用艰苦的试验来证明理论的探索，具有实验性的典型意义。所谓的默许，施动的机关和负责人，应当用于承担组织的责任，跟踪观察分析推进。受动，就是承担试验的单位部门及其主要责任人，要深入群众带领群众，积极探索，勇于实施，大胆创造，完善变革。

　　一件事，不同的人，方式方法不尽相同，这是很自然的。在实际工作中，目的要求要尽可能贯彻清楚明白，尤其是领导者，切不可把自己还没有清楚的糊涂账，交给别人办，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倘没做好就推给别人。

　　在实际工作中，要不遗余力地跟踪调研，即使发出明确信号，更要满腔热情地去服务，变命令关系为共事关系，上下级都要服从决议，都在为事业努力。

　　方法，很重要，它关系到效果，关系到影响。有些事，尽管基本达到了目的，但不好的方法产生的消极影响，是需要一定的精力一定的时间才能化解。上下一心，群策群力，讲究方法，认真做事，无往不胜。

　　李敖现象

　　有名气的史家李敖，来大陆访问，受到欢迎，并将在北大演讲，足见其有一定影响。

　　李敖，以敢讲话著称于海峡两岸，但有相当书作曾被官方查禁，仅以此就可以吸引活跃的文化青年了。国人有个嗜好，越是不让看就越想看，越是不让听就越想听。被管进禁地而后不改脾气，这种硬骨头的文人，难怪招人蹊跷。

　　李敖，到了北京伊始，说了句“不要乱挥手”，就被网络同时引录。现场未明，不能妄论，假定是戏说历史，也不为过吧。而在故宫，李先生庄重严谨，倒别有风度。

　　李敖，贬低鲁迅，引起不小的风波。鲁迅的作品，现在看来，行文艰涩，显然不足为怪了。至于，难于“三个家”相称，作为一己之言，又何必让人缄口呢？因为他的文章没有刊载在人民日报上。

　　共产党推鲁迅，国民党崇胡适，新文化两人都有，这就是历史，而文人史家论议曲直，很为正常。社会中，还是需要人讲话，只要不是恶意中伤，属于学术讨论或者不同意见。应当汲取教训，尊重事实，不能导出一人之言，一家之法，一帮之戏了。

　　李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令人钦佩。李敖干讲话，讲了一些别人不敢讲的真话，其志可嘉。那么，李敖能受到文化人欢迎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