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转一响之手表

作者：方成

上回看到一张橱窗里展出自行车的老照片，便写了些回忆那二年自行车的文字，本来标题为“老自行车”，但觉得不巴适，便改为“老照片中三转一响之自行车”。后来一熟人问我：“下盘要写缝纫机哇？”

这一问倒点醒了我，因为与手表有些故事，于是便成就了这篇文字。

说起手表，在上世纪50年代，与自行车一样，绝对是奢侈品。

市民要晓得时间，多半要靠太阳；四个城门洞才挂有时钟。四门城墙上，抗战时安装的警报器被保留下来，用来报时，但只报中午。直到50年代中、后期，中午时分，还会放警报（市民称“盎哨”）。 那时，华西坝（四川医学院）的老师，才买得起手表、自行车，对工农阶级而言只是梦想。

那时，虽然国内也在试制手表，但不能量产。市售的手表，都是进口货；像欧米加、西马等一、二类表，单价三佰 五佰元人民币，没几个人玩得起。通常只能考虑三到五类的瑞士表。

例如三类表的罗马、梅花，定价290元；四类表的英纳格、瓦斯针，定价260元；五类表的百浪多之类，定价240元。

1958年4月23日，我国第一家手表厂一一地方国营上海手表厂正式建厂，7月，推出A581型上海牌机械手表，17钻（有17颗钻石轴承）开始量产，单价120元。

我姐1964年成为教师，有了固定收入，后来才攒钱买了一只上海手表。 我1964年考入大学时，全班31个同学，只有一人有手表，于是“x代表”就成了他的Y名，一直喊到现在。

其实在学校，也不需要看时间，早起、晚睡、上课、三餐都有校园广播提醒。

我在大学混了6年，1970年离开学校分配到苏北，临行前，我姐将她的上海手表给我戴上。

但是，我正二八经地戴上这只表，却是三年以后了。

一是我家从大到小，历来低调做人，不喜张扬，更不好面子。二是那二年，大多数人都还在为温饱努力，我去工作的地方，是贫穷的苏北地区，我不想因为多只手表而显得与众不同。于是，手表一直躺在装衣服的木箱里。

当年除了上海手表厂，还有1959年成立的南京手表厂。1959－1960年曾研制生产五钻鐘山表；但直到1974年才生产定型了九钻钟山表，量产上市，单价36元。那时中专毕业生每月工资36元。

亲民的价格使许多工人实现戴手表的梦想。与我同年分配到苏北的一个安徽农学院学生，叫我陪同去县百货公司买表，接过售货员递给的上海表，这位同学拿着表的双手不停颤抖，毕竟，还是要120元、三个月工资哦！

在大众都戴表的背景下，我才在一次回成都探亲、返回苏北时把手表戴起亮像。

1975年出差上海，看到有换表壳的铺子，于是花六元钱，把表芯取出来，换成一个男表的外壳，表盘也大些（更洋盘些）。

前不久，把这个上海表和旧表壳翻了出来，上下条，还能走。心想要不要把表芯换回旧表壳，还“古董”些？

改革开放的80年代末，出差广州，在夜市地摊花10元钱，买了只走私电子表，表盘上画只鹰，也不晓得啥牌子。电子表不上条，走时准，从此再也没有戴过机械表。

再后来，有了手机，走哪里都带着；能看到时间的地方也多，小小的酒店前台墙上，都要挂四、五个钟，各人就啥表也不带了。

以为手表一定会退出历史舞台，就像座钟、大哥大一样。

结果，复古之风吹来，戴手表出行的人又多起来。但直到有一天，一个官员开会的视频曝光，因为戴的江诗丹顿高档表遭大家看到啰，引爆了贪腐炸弹……才晓得有伙人戴的是十几万元的高档表，成功人士啊！

想起来，贪腐来的手表，与偷来的有何区别，还公然戴出来招搖过市。当年我自己的手表，反倒像做贼一样，藏起来不戴。是不是都有些荒唐？

戴江诗丹顿表，应该不是贪腐份子的标志？

不过，手表戴得不对确实有危险。维基解密公布的关于关塔那摩监狱的秘密文件揭露，美军曾将F-91W和A-159W等型号卡西欧手表当作恐怖分子的标志，因为“基地”组织将这种手表用作引爆炸弹的计时器。这些标有“秘密”或者“对外国保密”字样的文件显示，被关押在关塔纳摩的780多名恐怖疑犯中，有150多人是无罪的，只是因为佩戴了卡西欧手表就被锁定为嫌疑目标。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 贪腐份子被抓到啰，就变成非成功人士了。

我等小小老百姓，低调才是本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