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和人口统计显示,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滑,在2022年时已出现负增长的趋势。尽管我国政府已实施了多项政策用来鼓励生育,但仍收效甚微。
因此,不少人出于对未来形势的担忧,纷纷回过头指责起上个世纪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当时北大校长马寅初发表的一篇《新人口论》。
这篇文章对中国人口增长过快表示出极大的忧虑,并提倡提高国内的生育质量。后来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正是由此延申而出。
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多数人对此论调表示强烈不满,毕竟,我国的传统认知就是多子多福:多一个孩子,家中就多一份希望。
然而抗议并没有什么效果,十几年后,计划生育还是如约而至。
时至今日,有人又翻出旧账:若不是马寅初当年鼓吹什么晚婚少育,国家就不会搞计划生育,我国人口的增长率也不会变成今天这般惨淡的模样。
事实真的如此吗?我国人口增长率为负的根本原因究竟为何?若是马寅初没有提出人口论,也没有计划生育,我国当下的情况又会如何呢?
建国初期,我国迅速展开了发展和建设,在苏联的影响下,我国大加鼓励多生孩子,加上战后条件改善许多,我国的出生率迅速提高,而医疗方面的发展也使死亡率明显下降。
两者兼并,等到1953年的时候,国内已增长了4600多万人口!换算下来,一年竟增长足足1000万人。
按照这个惊人的速度下去,社会上很快就会出现人均资源短缺的问题,当时我国刚起步不久,一旦面临这种情况,恐怕难以应对。
幸好,当时研究人口的北大校长马寅初注意到这个现象。他精通人口理论,经过小范围的人口普查之后,敏锐地察觉到,人口问题在未来将会成为我国的一个关键难题。
一旦人口过多,而社会生产力不足,那么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出于这种担忧,他撰写了那篇著名的《新人口论》。
文章结合社会的发展状况,建议在人口上控制数量、少生优生,以缓解随之增长的社会压力。
文章刚一发表,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多子才能多福,儿孙绕膝才是一个人晚年幸福美满的象征。要求民众少生孩子,往小了说是限制个人自由,往大了说,简直就是忤逆祖宗。
就这样,马寅初的观点并没有在舆论上占据优势,那这篇文章在之后,又是如何“引发”计划生育的呢?
换个问题,“计划生育”真的是由这篇文章引发的吗?
其实在当时,马寅初的观点只激起过一片小小的水花,很快便归于沉寂了。
毕竟在当时,我国尚属于起步发展的阶段,需要充足的人口提高更多的生产力。而且广大民众均有强烈的生育意愿,国家也不能背道而驰。
加上马寅初的观点过于前卫,几乎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他的建议并没有立刻得到重视,只是引起了一部分同样对人口问题抱有忧虑的专家的关注。
他们认为马寅初的建议十分得当,在这篇文章的启发下,面对逐渐增多的人数,他们开始提倡控制人口数量。
然而由于社会局势起伏不定,空有方向和政策却难以实施。到了1973年,人口已经飙到了9亿以上!
而且增长率也越来越高,再这样下去,恐怕社会矛盾会逐步激化,而马寅初当时担忧的最坏景象,也很有可能会成为现实。
出于对此的担忧,国家于1973年开始逐步提倡“少生,晚生,优生”的政策,直到1982年才正式将计划生育上列为基本国策。
并在不久之后,提出了“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好”的方针,进一步落实了计划生育的实施理念和情况。
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并不全是马寅初的一篇文章所造成的,而是结合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基本国情,经过多次完善才最终推出的。
计划生育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便成功控制了人口增长的趋势,比欧洲国家的效率高了整整三倍!
资源分配和就业环境的压力也因此得到了明显改善,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根据专家估算,如果没有计划生育,那么我国现今的人口数量将多出至少五亿,也就是现在的三分之一还多,达到恐怖的18亿人口!届时,各种社会问题恐怕将层出不穷。
不说上面提到过的,光是住房问题,难免就要压垮一大批人。
而且,并非我国面临人口负增长的问题,许多发达国家也同样为此困扰。因此,造成它的原因并不全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我国依据当时国情和时代的发展,最终启用了计划生育的政策,如今的社会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因此政策也随之做出了改变。
至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确实以独到的远见,为走出当时的困境指出了一条明路。或许,未来还能有类似的指导方针出现,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页面更新: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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