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物｜复原古代妆容，掀开隐匿历史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晶晶/文 施剑平/图

敦煌壁画的仕女面容，既能看到绮丽繁复的“西州狂花”，也有《簪花仕女图》中的典雅素朴，妆饰文化的两极分化，得见晚唐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的分崩离析。这些让人嗟叹的妆容，被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李芽所复原。20余年痴迷于古代妆容研究，在这个被公认冷僻的领域，她坚持去发现中国之美，在这其中去追问“我们是谁”。

研究妆容，并不单单只是研究妆容

虽然研究的是妆容，但生活中的李芽其实很少化妆，“最多涂点口红”。

这和中国古人的审美一致。“总体上来讲，汉族的主流妆容自古以来都是以清雅的淡妆为主。”李芽说。追溯到西周春秋时期，《诗经》中描写美人的著名篇章《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描述，都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天成之美。

但每一个朝代的妆容，又都会有时代的印记。李芽这样概括：“汉代妆容简约朴素、大气磅礴，魏晋南北朝丰富多彩，大唐王朝较为浓郁艳丽，到宋代又重新回归素雅，明代更端庄典雅，到清朝则是满汉交融。”

以汉代为例，这是秦代大一统之后中国历时最长的王朝，中国人的妆容审美规范基本成形于这一时期。而西汉和东汉，又有不同的气质，仅仅是眉形，就能窥得一二。

《西京杂记》中记载有“文君姣好，美色如望远山”，所提到的卓文君正是汉初的美人。“远山眉”是一种保留了纯天然眉峰的眉形，如望远山之意境，在天然中自有英姿。这便是汉初在黄老之学影响下所追求的 “简约素朴”“大美气象”。

东汉时期，有种“孙寿妆”极为流行。孙寿是当时一个权臣的妻子，她的“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风靡全京城，还被记录在《后汉书》中，整体形象就是扶风弱柳的病态美。“从汉初的大气磅礴，到开始追求病态柔弱的美，正是西汉中后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学规则下，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女性以弱为美，温顺柔弱、恭敬曲从的克制化修饰。”李芽说道。

这种审美到了宋明时期更达顶峰。程朱理学兴起，女性地位下降。宋朝时期女性开始打耳洞，出现了耳饰，以凸显“男女有别”。而明朝时期脸就更素净，眉形也以细细的峨眉为主。

相反，中国古代彩妆最高峰的时期，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和大唐王朝这两个朝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有大量的胡文化和西域文化的输入，佛教东传开始鼎盛，外来文化的输入给汉文化注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导致彩妆流行起来。”

晕红妆、紫妆、徐妃半面妆、仙娥妆、黄眉墨妆……稀奇古怪的妆容数不胜数。花木兰“对镜贴花黄”，花黄、额黄、面花等面部修饰，都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乱世反而带来了更为开放和不被钳制的思想觉醒，正如魏晋文人出了名的洒脱不羁，此时的妆容也打破了汉族较为素雅、单一、含蓄的审美，开始追求一种外显的张扬和光芒。

“甚至唐朝比这个时候还要收敛一些，因为毕竟唐朝是个大一统的王朝。”但唐朝尤其是武周时期，是女性最从容自信的时期，此时的妆容装饰都浓艳华丽，着装风气也最为开放，追求身体曲线美。在一个女性当权的时代，这种转变显得自然而然。

“我们研究妆容，并不单单只是研究所谓的妆容本身。”在李芽看来，妆容其实是中华民族历朝历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个折射，通过这个载体，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史和经济史。

复原古妆，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

李芽在朋友圈曾经发过一张照片，被称赞为“李清照本照”。那张素雅的宋代妆容照片的模特正是李芽自己，挽起长发，在额头贴上了黑光纸剪出的鱼媚子面花，清秀文气的才女形象跃然而出。这是李芽的“中国古代妆容谱”项目里，妆容复原创作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她已经复原了29个只有文字记载、没有图像资料的妆容，以及32种古方妆品。“我们不是仿妆，因为无图可仿。”李芽说，这更像是一种基于古籍文本的再创作，要立足文献，把没有图像资料的部分复原出来，做成图谱。

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妆容是不纳入典志的，留存下的正史、服制中从来不讲。很多妆容，如“啼妆”“佛妆”“时世妆”“鱼媚子”妆，仅见于典籍文字记载，连实际可对应的历史人物造像留存都没有。但有意思的是，这些纯粹民间自发的行为，却成为了很多有趣历史的印证，同时又与多年后的当代审美再次联结。

一些现代妆，其实在几百上千年前，就在当时那些年轻女子的面容上出现过。比如说泪妆，与“孙寿妆”的“愁眉啼妆”可谓是同出一枝。魏晋时因妃子不小心撞伤流行起的“斜红”，中唐时曾盛行的“血晕妆”，白居易在《时世妆》中提到的“赭面”，这些“伤痕美”的流行，如果放到现在，正合了因王菲而一时兴起的“晒伤妆”。

妆容或许是正史中不值一提、可有可无的“小事”，但仔细研究，却可以成为一个宏大叙事中的细节“佐证”。“赭面乌唇八字眉”这样的另类妆容为何会盛行，甚至值得被白居易赋诗一首？李芽研究发现，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有赤面国的人来朝拜。由于这些人住在高原，皮肤容易被晒伤，所以要用牦牛奶乳清做的褐色面膜涂在脸上来常年护肤防晒，才会有这种赭面。一个小小妆容，其实可以证明唐朝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大交融。

“我的复原不一定唯一，正如审美没有统一答案。但还是需要对于时代的审美有总体的把握。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李芽说。比如中国古代审美和西方审美的区别。

在对古代妆品的复原中，她发现，中西方的造物思想完全不同。“中国的妆品配方绝大部分来自于医学典籍，追求的是美养兼顾，这是东方文化中中庸融合的特质。又如中国传统的用香和西方也不一样，西方追求恒定不变的稳定香型调性，而中国人追求的是无穷变化，正如喝茶一样，一块茶饼1年是一种味儿，放了3年又是另一种味儿，不追求绝对的恒定性。”

从更广博的意义来说，人类终极的哲学问题是追问“我是谁？我从哪来？”，这个答案只能从传统文化当中去寻找，因为那才是我们文化的根脉。妆容虽然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小的一个分支，但千百年来的哲学思想、文化潮流、民俗伦理，在不同时代的女子妆容上留下了痕迹，不断变化的妆容成为关于中国之美的深刻表达。“研究和复原的过程，是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我们的根脉。”

沉迷冷门，想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之美

研究古代妆容，在国内，这样的专家很少。大部分研究者都是研究服饰文化捎带点妆容。李芽的本科学的其实是环境艺术设计，硕士时开始研究服饰文化，选择专精于妆容，研究者少正是原因之一，这让她愈发有了探究欲。“因为也找不到一本书来讲这个事儿，那我就干脆自己研究。”

化妆史的研究之冷僻，来源于研究难度之高。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妆容是所有古代物质文化中唯一一个没有“第一手文物”的研究，因为它必须以肉身为载体，肉体腐烂后，“第一手文物”就消失了，研究者只能依靠历史文献和图像这样的“二手文物”继续研究。“从一开始就缺了一条腿。”

仅仅是文献研究，就包括对古代妆容记载的文献进行搜集、鉴别、考证和综述。酒晕妆、佛妆、黄眉墨妆这样的妆型名称在文献中找到后，还要去寻找相应的妆容造型、化妆步骤、方式等与妆容直接相关的描述与记载，这部分资料繁杂零散，散落于正史笔记、诗文小说和戏曲杂记等各色书籍当中。而每个化妆用品的名称如石黛、红蓝花胭脂、铅粉、澡豆等的配方、制作技术与步骤及其最终形式与功效，同样需要去找到相应的记载。

李芽曾经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北大的一年，她将美学中心阅览室里与妆容有关的几十本画册翻了个遍。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妆容之美》序言里，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朱良志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我还清晰记得她沉浸在古代图像世界里那痴迷的研究状态。”

这些案头研究，终归是寂寞又清冷的。李芽笑说，自己过的是一种青灯古佛式的生活。“或许是作为女性的身份，也或许是天生喜爱征服学术中冷僻的角落，我和中国古代妆饰研究纠缠了二十余年。”李芽说，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但从未止步。因为自己的耳边总有一个声音悄悄在说：“慢慢走，但不要停。”如今，在上戏带着学生继续开展研究的她希望能用当代语言转译古人的审美观、社会观，让更多人去了解中国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