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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岁月 永恒的怀念
——缅怀我的父亲
（一）

作者/马清

流年似水，
浮生若梦，
携一抹眷念，
叹一声世事变迁，
惜一次似水流年……

——题记

夜，带来了淡淡的忧伤，秋雨淅沥，秋风萧瑟，执笔撰文，那刻骨的回忆却染指成霜。此时此刻我深深的感到，时间真的是一把寒刀霜剑，它无情的斩断了血脉相连……

父亲已离开我们近二十年了。

二十年啊，漫长的二十年，它岂能容下我们对父亲无尽的思念。

二十年啊，短暂的二十年，父亲那伟岸的身躯、整洁的仪表、音容笑貌、举止言谈仿佛就在眼前。

二十年啊，寻常的二十年，父亲那辛劳持家、勇于担当、济困助贫、铁骨柔肠，热爱生活的几多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二十年啊，不寻常的二十年，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正在他的后辈子孙身上生根、开花、结果。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的父亲，这张照片是在张家口东风照相馆拍摄的。

苦难童年 顽强求生

父亲出生在清朝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正月二十二日，公历1911年2月20日），这一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社会动荡，军阀混战。这对爷爷、奶奶一家原本就贫困交加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

老伯出生后，苦命的奶奶终因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拉扯孩子的艰辛，致使病魔缠身。身体每况日下，终不堪重负，割舍下了爷爷和四个孩子，含泪撒手人寰了。

父亲那年八岁。

人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减轻爷爷和大爷的负担，省些口粮给更小的老伯吃，父亲十岁就去给地主放牛了。

在那个黑暗的年月，给地主家放牛的孩子是没有工钱的，每天只管两顿饭，早晨两个杂合面窝头。杂合面是用多种劣质粗粮混合磨成的面粉，是穷人勉强度日的食品。晚上是一碗稀粥。当时被称为“一干一稀”。这样的伙食对一个正长身体的孩子来说，谈不上吃饱，只能是度命。

我的老家地处山区，潮河从境内转山流过。因此有“一个山弯两道河”之说。连年的战乱和无节制的砍伐，山上的植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山洪经常爆发。当时潮河上没有桥梁，乡亲们要到对岸就得淌水过河。潮河渡口的水虽不太深，但河面足有五六十米宽，最可怕的是，上游山洪爆发，下游过河的人是看不见的，只能听水声，凭经验来判断山洪是否到来。所以过河的人，放牧的孩子被洪水卷走的恶性事故时有发生。因此这里又有“穷山恶水”之称。

这道“恶水”也是父亲每天放牛路上必经的生死考验。后来父亲戏称之为“鬼门关”。

这道“鬼门关”也的确险些夺走了父亲的生命。

那是父亲放牛的第一天傍晚，放了一天牛的父亲又累又饿，他把牛赶到了潮河岸边，等牛喝饱了水，就把牛赶下了河，准备过河回村。

正在这时，突然听到背后一位老人高声呼喊:“孩子，快把牛赶回来，山洪来了!”当时站在河水里的父亲惊呆了。只见那位老人，快步跑到河边，连裤腿都没顾得上挽起，就跳到河水里帮父亲把牛赶到了河岸高处。就在这时，上游足有一米多高的山洪呼啸而来。那位老人喘着粗气，坐在高坡上，摸着父亲的头说:“孩子，你今天算是捡了一条命啊。”

命运好像从来不会眷顾穷人家的孩子。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五更就得起身，独自一人在深山里放牛。

夏天，不但要忍受蚊子叮，蚂蟥咬，而且还要时刻警惕经常出没的毒蛇和野兽。

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父亲没有棉衣，没有棉鞋。蚀骨的寒冷迫使父亲整天不敢坐下来歇息。脚冻僵了，就踩在刚拉的牛粪上暖一暖，手脚身上被荆棘划伤了，就撒一把土来止血。饿了就吃山上的野菜充饥，夏天运气好时，还能找到鸟窝，吃上鸟蛋。渴了就喝石砬子缝隙流出的控山水，没有水的地方就含一块小青石。父亲说：“那青石不错，三伏天热的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儿。喘不过气的时候，含一块，嘴里也就不那么干了。”

孤独、恐惧、饥饿、暴晒、寒冷、疼痛轮番袭来，他奔跑着，哭泣着，他与命运抗争着……

这是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我不敢想象，这残酷的现实，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能承受的了，父亲是怎样熬过来的。

然而，我的父亲就是这样顽强地活了下来。

父亲每每讲起这段辛酸史，都是满眼含泪，哽咽地说:“那时我很想我妈……”
记得一九九二年我和大姐，大侄儿陪父母到承德旅游，当我们回到老家丰宁县平山村时，父亲非常激动。他望着远处的一道道山沟，感慨万千，他对每一座山，每一道山沟都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眷恋。

当我问起他十岁时都在哪条山沟放牛时，他只是回答说:“这些山，这些山沟我都走遍了。”

说罢他看着远山，沉思了良久，眼眶湿润了……

我想，那时那刻也许他又回到了凄苦而充满磨难的童年。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2年9月18日，父亲回老家平山村时，在白云古洞山门前潮河吊桥上的留影。那年父亲八十一岁。

颠沛流离 落脚坝上

父亲十四岁那年，老家遭灾，一家人只好逃荒到丰宁大阁镇，落脚在山东店。爷爷和大爷打短工，父亲“抗半活”为生。

“抗半活”就是顶半个劳力。其实干的是和整劳力基本一样的活，但工钱只给一半。父亲抗半活的东家是个开菜园子的。此人个子不高，长着一对滴溜圆的小眼睛，留着“山羊胡”，整天戴个“瓜壳帽”。是一个精明会算计的小老头。他看父亲虽然瘦，但个子高，又有力气，就同意了父亲留下。并且还温柔地说：“后生啊，你每天就不要来回跑了，就住在菜园的地窝棚里吧，这窝棚可好住了，白天凉快，晚上热乎，我不收你的房租。”

父亲当时还认为这个东家心眼儿挺好。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了省“下夜”（值夜班）的工钱。

父亲每天鸡叫头遍（大约三、四点左右）就得起床 ，日落收工。

菜园里有四五个长工，东家就让父亲跟一个姓麻的长工干活，这人四十多岁，是个山东汉子，“光棍儿”，人挺好，话不多，就是脾气有点爆，是个种菜的行家。大家都称呼他“麻板儿”，父亲称他“麻伯”。在父亲没来时，东家让麻板兼上“下夜”，给他加工钱，他不干。说：“腰疼，窝棚潮湿，犯病。”

父亲每天要按照麻伯的要求，用铁锨翻地、打田埂、席菜秧子、浇水、施肥、除草、打杈、对瓜花、割韭菜等。若有一项干得不到位，就得返工或扣工钱。

麻伯对父亲要求很严，活干的一点不到位就要遭到他大声的训斥。有一天收工了麻伯也没走，父亲催他回去，他只是说：“俺累了”就弯腰进了窝棚，和父亲住在了一起。

几天后，东家知道了这事儿，就和麻伯说：“麻板儿啊，听说你这些天都住在窝棚啦？”

麻板儿答：“不行嘛？”

“行是行，这是你自己乐意来住，可不加工钱呀。”东家说完，眨了眨小眼睛。

麻板儿有些不耐烦了：“你不知道嘛，这几天闹狼闹得挺厉害，一个孩子在这睡，你放心呀！再说俺也没打着让你给加工钱。”

“哎呀，哈哈哈，行，太行了！那你就在这睡吧。”瘦老头东家，拍了拍身上的土，迈着四方步走了。
七八个月下来，秋后结账时，扣除饭钱，东家说顶平了，父亲可以卷铺盖走人了。

麻伯儿一听这话，来脾气了，指着瘦老头说：“你说嘛呢？这孩子干了七八个月，你是分文不给了？你也太坑人啦！”

麻伯儿之所以敢和东家叫板，是因为他会种菜的本事，他在菜园里所起到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在麻板儿的争取下，东家终于给了父亲几个铜钱。

父亲回忆这段受剥削的经历时却很满足，他说：“别看我让那个瘦老头坑了，其实我很划算。我跟麻伯学到了种菜的本事，那可是一碗饭呀。”

的确，父亲会种菜的本事，在后来最艰难的日子里，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父亲到了晚年，还是非常喜欢种菜。他在园子里种的菜，是一家人吃不了的。父亲管这叫“终身受益”。真不知他这词是哪儿学来的。

第二年农历五月，爷爷、大爷和父亲又到了坝上，因为农历五六月份是“割大烟”的季节，俗称“大烟季儿”。当时坝里人到坝上“割大烟”那可是非常盛行的，因为“割大烟”挣钱多，还能“抹露水烟儿”。

“割大烟”，“抹露水烟儿”这些词语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里有必要做个解释。

当时，在满洲国统治的地区，日本为了“奴化”“毒化”中国人民，筹集军费，就规定种大烟是合法的。

“大烟”就是罂粟，“割大烟”就是割罂粟果，取果浆。

您千万别小看了这活计，这可是个技术活儿。“割大烟”需要左手中指挂一铁桶，右手持一锋利的小刀，在果实上划开深度适中的口子，让果浆渗出，用右手指抿入左手的小铁桶中。罂粟的果壳较薄，割浅了浆出不来，割深了浆会渗到里面去，会割的人一个果实可以割十几刀。这些果浆就是制作毒品的原材料。

“抹露水烟”就是第一天割过的罂粟果，第二天黎明露水正浓的时候，去抹罂粟果刀口上渗出来的果浆。当时干这一行的有个行规，“露水烟”谁抹的，归谁。所以对贫苦人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

每到“大烟季儿”，各类买卖人云集田间地头，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所以在坝里民间有一个顺口溜：“饥半年，饱半年，单等六月上坝割大烟”。时至今日，从这个顺口溜里我们也不难看出，穷苦人被生活所迫，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人也深恶痛绝毒品的危害，为了活命，是多么盼望“大烟季儿”的到来了。同时也不难看出，当时的国民，正如鲁迅笔下所描绘的，是多么的麻木不仁。
“大烟季儿”一过，父亲他们爷儿仨就返回了平山。

父亲十七岁那年冬天，坝里的天也格外冷。晚上父亲砍柴回来，见老伯蹲在村口哭泣，鼻子流着血。原来是经常欺负老伯的地主家的少爷又把老伯给打了。父亲问明原因，怒火焚身，手持镰刀直奔地主家。进了地主家门，见地主少爷正在院里踢毽子。

父亲厉声问道：“我弟是你打的吗？”

那个地主少爷接住飞起的毽子，歪着头不紧不慢地说：“是啊，是爷爷打的，你想咋滴？”

父亲又问：“为啥呀？”

地主少爷把毽子一扔说：“他该揍！”

这下把父亲彻底惹怒了，大喝一声：“我看是你该死！”举起镰刀就向地主少爷砍去。

那个十八岁的地主少爷，吓得鬼哭狼嚎，抱头逃跑。老地主见状也吓破了胆，双手抱拳，又是求饶又是道歉。最后让他儿子保证不再欺负老伯才了结了此事。

为人老实的爷爷知道了这件事非常后怕，他深知地主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同时也怕脾气火爆而倔强的父亲再惹出祸端，就在第二年的正月初把家搬到了滦平十八盘村。

在这段时间，父亲多次上坝，在鱼儿山，北梁，石板沟一带打短工。

二十二岁时父亲又一次独闯坝上，落脚在大二号村。以给地主家打短工为生。

这年深秋父亲正在大二号村南场院打连枷场，我的外祖母正从此经过，她见父亲瘦高的个头，农活干得干净利索，麻利快，就觉得父亲与其他小伙子不同。事后一打听，果然父亲的口碑不错，就把二女儿（即我的母亲）许配给了父亲。

这张照片拍摄于一九八一年。父亲那年八十岁

坝上成家 痛失父亲

父亲结婚后在大二号村安了家，并租了十几亩地。适逢那年坝上风调雨顺，再加上父亲的勤劳耕作，种下的莜麦获得了好收成，打下的粮食除了交租子还余下了六七百斤。父亲为自己能有这样的小日子感到了由衷的高兴和满足，就给老家捎信让爷爷来大二号过冬。

爷爷于初冬来到了大二号，他看到了儿子美满的小日子，心里非常高兴。过了大半辈子穷日子的爷爷，苦熬到今日总算有了盼头，就想让儿子、儿媳搬回老家，让乡亲们也看看，我颠沛流离了半世的马家也有了出头之日。

父母亲当然是极力劝阻了，并坚持让爷爷和他们一起生活。可老实忠厚的爷爷却一天也没说话。第二天早晨，母亲去叫他吃饭，见他老人家在默默地流眼泪。

父母亲本来就是孝顺的人，何况爷爷对母亲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他们怎忍心让老人家伤心呢!

于是，父母亲就变卖了仅有的家产，买了辆牛车，拉上粮食，随爷爷迁回了老家平山村。

第二年开春，白天还和父亲一起种地的爷爷，半夜肚子突然剧烈疼痛，天不亮就去世了。苦命的爷爷享年六十岁。

爷爷的一生，是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一生；是无依无靠、多灾多难的一生；是老实巴交、平平凡凡的一生。可他老人家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是一位伟大而坚韧的父亲。奶奶去世后，他又当爹又当娘，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能把三儿一女抚育大，能把马氏家族的优良传统传承下来，实属不易。

爷爷的突然去世，如晴天霹雳，给父母亲刚刚稳定的日子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父母亲料理完爷爷的后事，几乎是家徒四壁。

父亲在回忆这段心酸史的时候说:“后来我到地里干活，看到你爷爷在垄沟上踩的脚印，真鲜鲜的，就别提我有多难过了。幸亏我和你妈答应他搬回了平山，要不我得后悔一辈子。”

这就是我的父亲。

当年冬天，为了生存，我多难的父亲只好抛下妻儿，挑上担子远走大阁、坝上、赤诚，张家口、内蒙等地做小买卖养家糊口。

一天，父亲挑着货担从大阁回平山，这段路程九十华里。按现在说不远。可这段路程都是山路。这条路，我曾走过。

也只有走过这条路的人，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一个山弯两道河”；什么是山路崎岖，万丈深渊；什么是“上山容易，下山难……”

父亲当年走的就是这条路。他虽然天不亮就出发了，但是山高路险，天黑后才翻过了全程最难走的山“寡妇梁”。

下了山 ，前面是条羊肠小道。这条小道虽然好走些，但是道两旁杂草丛生，两边是高山，时不时的就有野兔窜出或野鸟孤鸣，这就更显得天黑的吓人了。再加上父亲还挑着担子，只能凭着感觉往前走。

正当父亲快步行走时，突然一脚踏空，半条腿陷进了一个黑洞里，并且还踩到了一团软绵绵的东西。父亲拔出了腿，才发现自己踩塌的是一座老坟。

在这夜黑人静，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荒山野岭里，父亲真地吓坏了。按父亲的话说“后来怎么走出深山沟，走到家的，我也不清楚了。”

等他回到平山村已经是大半夜了，汗水湿透了衣服。

天亮时他就发高烧了。一会热，一会冷，打起了“摆子”。

父亲病了，这一病就是半个多月。
这一时期是父亲走南闯北的开始，也是父亲开阔眼界，启迪思想的重要环节。

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关东军协同伪满洲国蒙古军侵占了察东六县（宝昌、沽源、康宝、多伦、商都、化德）史称“察东沦陷”。

察东沦陷后。导致了抗日救国的烈火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越燃越烈。父亲常年在外奔波，客观上给他接触仁人志士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经历，决定性的影响了他以后所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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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飘飘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