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若想了解当前的经济，我们得从“三驾马车”即出口、投资和消费的现状开始说起。

由于外部三大因素即全球经贸一体化秩序的瓦解、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的重塑，以及国际分工合作体系的中止，导致全球各地的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回归，使出口导向这类赚取大量来自于全球主要消费和需求市场的商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行为已难以为继，于是只好将拉动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投资和消费领域，以此解决国内产能过剩、有效投资和有效需求不足，即投资降速或降质，以及内需不足的问题。

殊不知，投资和消费领域受到内部四大因素的掣肘：一来，社会三大部门因融资模式即间接融资比重过大的问题，以及货币传导机制不够完善，出现信贷过度扩张的现象，导致各个部门均不同程度地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

二来，过度开发的债务驱动型投资，使资产证券化程度过于饱和、折旧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大，导致以国债收益率、公开市场报价利率、中长期借贷融资便利，以及短期银行机构间隔夜拆借利率等有息资产的回报率呈长期下行的趋势。

三来，我国以民营为主的企业部门因间接税制度，其所承担的税负为世界之最的水平，而居民部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处于世界平均标准线以下，社会各类财富、资源、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长期错配，使经济整体发展呈现结构性失衡。

四来，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主体的权责不对等，以及原生态的制度性问题，导致社会生产和需求的效用始终受损。待时代各项发展红利殆尽，长此以往下去，经济必然积累起风险，并有可能会爆发系统性危机。

面对如今内外交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4年不仅是决定经济基本面能否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发展增速和发展质量，并且持续激发更大潜力、实现更多为国为民的经济成就的关键年份，更是关乎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平稳度过瓦格纳加速期和格林尼治时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拐点。

为此，我们必须打响这场决胜之战，即决定最终胜负的关键战役，不只是为了咱们的文明后继有人，实现民族复兴并傲然立于世界之巅，更是为了使全人类的文明和社会都能步入现代法治化的伟大愿景。

接下来，我会先解读实体经济的房地产行业，然后探讨投资端的资本市场，再来重点关注消费端的股票市场，最后剖析虚拟经济的金融行业。

楼市下行：印钞保房

去年12月，上面已向楼市释放3500亿的抵押补充贷款（PSL）。今年1月，上面再向楼市释放3000亿的专项再贷款充当流动性，相当于专供楼市的定向量化宽松，这意味着现如今的楼市供给端已经不缺流动性，缺的是消费端的信心。

紧接着，全面取消限购潮正式来袭，涉及一二线城市重点区域的楼盘，释放楼市供给即销售端的限制政策将迎来全面松绑的积极信号。

这还没完，上面在“金融16条”的基础上，推出房企融资“白名单”机制。

只要是进入这个名单的房企，无论是民企，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都能获得国家层面的信用背书，然后从银行那儿获得低息贷款充当流动性，再然后有序推进保交楼和保障房建设等项目。

除此之外，上面打算在全国各地设立房企与当地商业银行和行政部门就融资渠道便利展开协商的机制，旨在通过货币和财政手段解决房企融资难的问题。

由此可见，上面的人已经下定决心要企稳楼市，防止其进一步下行。

话说印钞保房这一招真的管用吗？是否会引发剧烈通胀？

我认为此乃权宜之计，只能化解短期的债务问题。至于通胀倒不必担忧，长期的话反而使楼市出现产能收缩之势，加剧流动性危机，甚至出现滞胀或大萧条。

如何化解拯救楼市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此，我的回答是：先通过诉诸海外国家发展经济的历史经验，比如说直到现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仍具有动摇整个资本市场的能力，要不怎么说十次经济危机有七次出在房地产市场的乱象上呢？

另外，如今始终找不到任何同等体量或规模的产业替代房地产的实践即可表明，房地产属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体经济的主要“发动机”，其本身具有不可替代性。

所以说，对待楼市既不可先破后立、不破不立或先立后破，也不可完全将其剔除，只能在旧有的基础上对其建立并健全可持续发展的长效监管机制，以此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内资出逃：降息救市

解读完楼市的近况，我们来看一下近期资本市场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动向。

首先，有一大批国内资金蜂拥至海外购买股市ETF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主要出现在日经和印度股市。

这些资金一看就是奔着高收益性而来，其中美股50ETF溢价率竟高达130%，也就是说1元美股加价0.3元都有人抢着买，结果就是主力资金和游资从A+H股流出至海外资本市场，造成主权货币相当大的贬值压力，此即息差拉大的情况下资金外流所导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

其次，截至2023年底，我国有200多万户家庭拥有千万元净资产，即高净值家庭，而拥有上亿元净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为10多万户。

然而，近期这群身处“塔尖”的人群却开始疯狂套现：

某家从教培转型为电商的公司前CEO连抛300多万股，累计套现获利金额超2亿港元；

某电商物流TOP2企业创始人六年内共减持其集团旗下上市公司600多亿；

马姓富豪的一项减持计划暴露后使某电商TOP1企业一夜蒸发1000多亿市值，而第二大股东连续减持，共套现100多亿元；

沈姓投资人及其资本经营公司自2016年起减持某外卖TOP1企业的股权，套现总计约700亿港元。

除此之外，上海豪宅挂牌量从2022年的约1万7千套，上升到2023年的4万套，直接暴涨135%。

由此可知，富人阶层套现的态势有多凶猛。

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内资”要套现离场呢？

我认为，主要是开头提到的内部四大因素导致有效投资不足或过度开发式浪费，即国内资产投资标的荒，与外部三大因素造成的美元潮汐引发货币资产间出现息差，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结构性差异，使国内的投资回报率长期低于贷款市场的真实利率，由此加剧融资比例失衡、债务资产比进一步扩大，导致国内资金不得不钻制度漏洞，前往海外地区寻求资产增值或保值。

好在上面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央行宣布1月25日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25个基点，即结构性降息，在汇率和息差的双重约束下释放宽松预期，旨在提振市场信心、扭转预期，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

另外，央行还宣布2月5日下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即降准50个基点，向市场提供约1万亿流动性。

然而，降息降准这一招真的能够拯救资本市场吗？

我认为，这次降息的力度明显不够。

短期降幅太低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起到救市的作用，须迅速且果断地降息降准，保证市场资金流动性始终充裕。

鉴于市场利率必然长期下行的趋势，须一鼓作气将报价利率下调至与真实利率相一致的水平，方可发挥出最大化的效用，所以需尽快降息降准至市场主体做出改善自身投资或消费行为等积极反应的程度，但最重要的还是全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不过，好在除了降息降准以外，上面还有其他方面的大动作：近日，国资委研究称将市值管理纳入央企负责人的业绩考核。

这意味着，占据A股市值一半以上的国央企将被要求强制回购股票，以维持市值处于合理区间。

结合降息降准的举措，至少向资本市场释放3万亿的流动性，而这很有可能是“平准基金”的雏形。

由此说明，救市已经步入必须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全新阶段。

股债探底：国储护盘

近期，以股票等证券交易为主的资本市场遭遇下跌行情，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

据了解，自去年12月中旬上证指数跌破3000点以来，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创下历史跌幅最高的记录。

而在今年2月初，上证指数跌破2700点后，雪球理财已出现密集爆仓的现象，接下来是两融即融资、融券，还有规模高达2.5万亿的企业大股东股权质押盘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步入平仓线。

一旦出现爆仓，则会触发雪球敲入、恐慌砸盘、赎回抛售或清仓，以及两融和质押盘先后暴雷的连锁反应。

据了解，A股有2400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已被质押，完成股权融资的上市公司占据股市一半以上的数量。

一旦股市持续下跌，触及平仓线时，银行就会要求借款主体补充质押物。

目前多家上市公司已密集公告控股股东补充股份质押物，要么补充，要么还款，否则就会抛售质押物。

所以望各位投资者重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情况，以及其杠杆水平和被抛售的规模。

目前，市面上两融、雪球、质押盘加起来的总市值规模达4万亿以上，按30%杠杆率算爆仓，接近1.3万亿，极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当前管理层对股市非理性下跌的救助举措包括但不限于将财务造假的企业通报批评、违规减持2000万以上的控股股东会被公开谴责等等。

但有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处罚力度远远不够，而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财务造假上市套现，以及股东违规减持，而是IPO数量只增不减。

截至2024年1月底，A股IPO排队企业数量为681家，计划募资额7668亿元。

全国各省市不约而同地将2024年IPO上市融资数量当做政绩，以此填补土地财政收入的巨大窟窿。

此外，网络上流行起这么一个观点：个人投资者即散户流通持有量的市值从10.8万亿增至22.1万亿元，说明散户其实是盈利的。

对此我要进行反驳：第一、其只能说明解套的原始股东市值增多，散户只是进场参与认购的人数较多而已，分散到个体的账户上实则是浮亏的；

第二、股票盘增多意味着市值增加的同时，个体投入也相对增加了，平均到每股投产比反而是下降的。

话说回来，以股票等证券交易为主的资本市场对以普通老百姓为主的散户投资者而言，意味着什么？

众所周知，股票市场其实是居民资产运营门槛相对较低的证券交易场所，相当于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就业市场。

目前居民部门的三大收入来源中，劳务薪酬收入增速大体是呈静态不变的，或是成长性较低，而社保收入因借鉴发展中国家对民生福利保障项目投入过多，从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教训，使其总体保持不变。

只有资产收入是可以通过资金流动和资产运营，以此实现较高的成长性和较大的收益性，此乃短期改善收入现金流、长期积攒个人资本金储备的最佳方法，也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提振购买力最好的施政方向。

以下是网友给出的护盘方法，由我来鉴定它们是否可行。

第一、禁止做空，废除相关机制。

我认为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是不能没有做空机制的，因为这样一来，无法实现场内资金流动的自由度和便捷性，久而久之就会陷入流动性陷阱。

所以，做空机制是一定要有的，它是允许资金持有者做出相对自主决策和调整的必要环节，不能轻易废除做空机制，也不能完全杜绝相对理性决策下的做空行为。

第二、散户交易即买卖股票T+0，券商机构交易T+3。

我个人对此做法表示赞同，但在现实层面执行起来恐怕会有难度，且不太可能会实现。

我认为原因有以下三点：一、现阶段对于散户来说，T+0机制可能会放大资金杠杆，导致越是炒股，债务负担就越重；

二、券商实行T+3机制不利于基民做出全额赎回的行为，反而抬高券商对此收取的管理费和服务费，导致基民的财务负担更重；

三、资本市场应遵循公平原则，散户T+0和券商T+3的设定必然形成非对称的结构性收益问题，这对任何一个交易市场而言都是破坏利益分配这一底层运作逻辑的事情。

虽然上述这两个方法不太可行，但是以下几个护盘方法不仅可行，而且越快落实就越好。

首先是针对违规减持的股东，没收其减持所得，严重者需承担刑事责任。

其次是针对财务造假遂上市欺诈者，判其牢底坐穿，永世不得翻身。

再来是暂缓IPO和转融通，注册制与退市常态化需达成动态平衡。

然后是禁止基金公司或券商机构在未经基金持有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股票等证券形式产物借出以融资或融券。

目前看来，短期内国资护盘固然可行，然而面对长期趋势，股市要如何应对？

我的答案是：先制定股市长效且动态的监管机制，然后成立平准基金，并设定收益互换的金融结构，再然后通过盘活国储流动性的方式，将所需资金注入这套机制的运行系统。

具体做法如下：先设计一个收益互换的金融结构，使保险公司成为该结构的一环，然后敞开资金，大举购入股票，由国家证金公司为其兜底。

五年内，如若保险公司的年化收益率低于4%，则让证金公司出资以补足收益差额。

目前保险公司持有30多万亿的股票盘，每次购入几万亿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如今面临资产投资标的荒，持有的国债收益率不及2.5%，只需保证股票收益的成长性并使其年化率维持在4%即可。

该方案无须动用印钞的手段，只需让证金公司获得央行作为最后买家或最后贷款人的身份角色所给予的合法性承诺。

至于规定年化收益率为4%是否合理，如今沪深300指数跌回2018年水平，股息率已达到3.2%，仅靠分红就能填补差额，更何况处于当前位置，拉长时间来看，要求4%的年化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另外，如若成立平准基金，短期需要两三万亿，长期则需要十多万亿。

其目的是对市场交易实行预期管理，并非真的需要立马动用，而是作为诉诸权威的信用背书，使市场交易主体即各路投资者可以放心大胆地盘活市场内部的资金流动性，避免市场陷入流动性危机和交易量收缩的泥潭。

外商撤离：放开金融

近年来，由于口罩等缘故，外资企业纷纷撤出大陆地区。

最早是关于三星和东芝等日韩企业撤离至东南亚建厂，之后是苹果和惠普等欧美企业前往印度开设制造业分部，再然后是相关供应链企业纷纷迁往越南和墨西哥等地构建商业生态，就连富士康都被传闻要离开郑州，前往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或印度等地开设工厂。

去年年底，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出达到上百亿美元，说明外资企业开始加速撤离大陆地区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客观事实。

为应对外资流出，我国先是放开制造业针对外资企业的准入限制，后来又允许外资100%持股银行和保险业的经营主体。

但目前看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我国放开金融行业准入限制，能否遏制外资企业因内外环境等缘故撤离大陆地区的大势所趋？

我认为，放开诸如制造业或金融业等某几个行业的准入限制，实际上无法有效遏制外资撤离的趋势，只因问题并不是出于这些行业原先的封闭，而是以下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没有得到解决：

第一，外商投资之所以下降，是因为其他领域的准入门槛仍普遍较高。

第二，外资企业对本土营商环境的恶化感到不安，从而降低投资意愿。

第三，整体长期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外资企业不愿加大投资。

第四，关键产业受到政策限制，未能完全放开，并设置过高的行业准入门槛，此前还不允许除规定以外的其他市场主体参与经营，包括外资企业在内。

第五，经济基本面或社会环境等因素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不降反升，即使是外资企业也不例外。

第六，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市场需求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寻找其他供应市场，或在产业供应价值链的布局上主动求变，加上受到逆全球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其有意重塑全球制造产业的供需格局，而此举势必会让我国的外贸行业受到牵连。

根据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制造出口行业产生的赚钱效应会反映在投资端。而其份额的下降会带动投资额的同步下降，尤其是外商投资的份额，比其他投资主体的表现还要糟糕。

至于全面放开金融行业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放开金融业可以使外资企业充分发挥鲶鱼效应，为银行和保险业带来犹如反垄断效果一般的行业良性竞争生态。

其次，有助于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商业造富模式，对于灰度创新的工程应用式技术积累和研发而言百利无一害。

再来，有助于市场经济法治化体系的构建，让外资企业参与进来，可以化解各行各业因恶性竞争或缺乏良性竞争，导致权力寻租和集中资源、利润等生产要素垄断的问题。

然后，如若想要建设“金融强国”，那么开放金融行业准入限制、构建相关高度法治化和高水平监管的机制乃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最后就是作为维护过往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及多边主义体系利益基本盘的一环，履行当年加入WTO时所做的承诺，既有助于维护过往秩序和体系的利益，又对自身国际信誉的提升有所裨益。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我们要在实体经济的房地产行业、投资端的资本市场、消费端的股票市场，以及虚拟经济的金融行业打响一场关乎宏观经济复苏与否的决胜之战。

面对楼市下行、内资出逃、股债探底，以及外商撤离的严峻局势，我们要做到印钞保房、降息救市、国储护盘、放开金融。

总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势要砥砺前行，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力度，由此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平稳度过瓦格纳加速期和格林尼治时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并傲然立于世界之巅。

轻舟已过万重山，十四亿中国人必胜！

作者：@邹狂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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