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夜话 - 医学的味与道

在那些久远的记忆里

医学是温热的

孩提时代在医院家属院长大，邻居伯伯好多都是医生。三面环山的西部边陲小县城，医疗在当时却并不十分落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大批北京上海两地大医院的医生来这里支边。生活虽然艰苦，医生们却在这里受到了老百姓真诚的尊敬和礼遇。

早年间，西北没有大米，上海来的苏医生出现后，大家才知道了端午节是可以用粽叶包糯米吃的。小城的人在闲聊时常说，同样一片去痛片，北京来的赵大夫开出来的止疼效果就比别的大夫好很多。

我家的饭桌上，父亲和母亲讨论的大多是有关心脏的话题。因而在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便听说过一种叫倍他乐克的药；高中的时候，似是而非地听过很多词汇：右室双出口、法四、吕氟氏纤维瘤、完右……

医院超声科当时有一位姓杨的婆婆，每年端午的时候，她会抓来各种带香味的草药，做成各种动物造型的荷包，乳白的鼠、锦红的公鸡、杏黄的游龙……端午当日带在身上，澹香似有若无，清新又茫远。

西北乡间管医生叫“大夫”，夜间闹肚子、小儿发烧或者有别的不舒服，是要“请大夫”的。没有电话和手机的年代，派了家里大一点的孩子，恭恭敬敬去请乡村医生。如果大夫是同族长辈，进上房门后是要作揖的：“二爸，我达（即父亲，为西北方言）发烧咳嗽，麻烦请您去看看。”于是领着大夫，用手电筒引路请进家里头。大夫进门还未落座，病家先开口道：“他二爸，大晚上辛苦你来，着实过意不去，先坐下来吃口馍馍吧！”

医生自然是要先看病的。一个小出诊包、一个听诊器、一副血压计便是装备。看完病，大夫要走，病家连连挽留：“他二爸，天寒地冻，委实麻烦你啊，留下来吃一碗荷包蛋吧。”

那个年代，乡间的一碗荷包蛋，上面抹一点猪油，是感谢医生夜间出诊最诚挚的礼物。吃完荷包蛋，家里的孩子再打着手电筒，在乡间黑漆漆的夜里，把大夫送到家门口。

在那些久远的记忆里，医学是温热的。它带着关爱和礼敬，是一种抚慰与帮助。它的味道，混合了杨婆婆端午荷包的浅香，也带有一丝中药房的苦涩；它的味道还是小县城医院制剂室甘草合剂的薄荷味，以及抹了猪油的荷包蛋香。

你负责信任

我负责治疗

那位乡间医生是我的一位堂叔。他说，有一年农历六月去给邻村一位患晚期胃癌的中年妇女看病。他走到村口时，远远看见那家里三个人顶着太阳在村口等他。那位患病妇女已经有黄疸了，戴着一顶大草帽，丈夫在旁边一手搀扶着她。那种信任，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当年到小县城的大城市医生们陆陆续续返回北京、上海。不知为什么，在我自己做了一名内科医生后，这些记忆片段仍旧反反复复闪现在脑海里。

医道，是视触叩听间建立的联结，是病史询问间建立的感知，是言语举止间建立的信任。当年堂叔走到村口，见到癌症病患的那一刻，治疗便已经开始了。他在大夏天的到来，对病患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医生的气场似乎也是一种治疗，所以当年须眉白发的赵伯伯开的止痛药总让人感觉效果比别的医生好，他的沉稳笃定对病患就是一剂强心剂。

许多年以后，我有幸成为北京协和医院大内科的一名医生，有幸从事老年医学专业。协和，更在身教言传中告诉我什么是医道。这种协和的医道，是2014年轮转MICU（内科重症监护室）时的清晨5时许，杜斌教授早早出现在MICU病房，查看每一份急查血报告；是留永健老师在患者入院的次日收集好痰标本，细心地在显微镜下找到血吸虫卵；是曾学军教授严肃地参加内科大查房、普内科多科查房时，和一群医生们进行的激烈思想碰撞、尖锐思辨，仿佛时时在提醒着大家内科有着不容懈怠的严谨氛围；是内分泌科上午超长时间的常规查房，陈适老师把每一个会诊的机会当作讲课，他的提问常让住院医师无地自容；是朱文玲教授、盛瑞媛教授一字一字地审核病例，时常告诉你某个主诉中的措辞是否恰当……传承，薪火相续。

这种味与道，是百年的浸润和熏陶，也在传承中不断完善着它的内涵和外延。穿过老楼长长的水磨石甬道，感受张孝骞教授、林巧稚教授的足迹。这不过是一条十几米长的甬道，却很像是一个医生跌跌撞撞、摸爬滚打要走过的职业之路。穿过长长的甬道，仿佛看到光影镜头里那些医患相敬相亲的画面。你负责信任，我负责治疗，我们并肩作战，便能一道度过那些艰难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