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金证券赵伟：全球经济主基调周期放缓、信用收缩 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需从政策寻找｜首席观市2024

封面新闻记者 朱宁

2023年，放眼全球经济，抗通胀以及主要发达经济体连续大幅加息是两个关键事件。行至年末，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已经较2022年的高位明显回落，美联储以及欧洲央行等发达经济体央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周期也已进入尾声。

视野回归国内，2023年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绿色发展等领域，为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站在当前节点，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何在？国际经济风险如何影响中国发展？就此，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展望中国2024年经济发展。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图据受访者）

经济增长驱动力需从政策中寻找

或有“中央加杠杆”支持财政发力

对于2024年整体经济情况的把握，赵伟表示，2024年，经济总体表现会好于2023年。但经济运行的节奏受财政发力力度的影响较大。考虑到我们近些年的政策风格，财政政策温和刺激的概率更大，经济修复节奏会受到一定影响，中间可能会略有些波折。“预计2024年，全年GDP增速达5%左右。”赵伟说。

如何完成5%的GDP增速？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何在？“2024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可能需要回到政策本身寻找。”赵伟解释，为保证经济转型“稳中求进”，更可能通过“中央加杠杆”的方式支持财政发力，直接支持基建投资、间接支持消费，地产政策聚焦“三大工程”等。

赵伟认为，具体来说，和过往相比，传统基建投资存在有效项目不足的掣肘，加快“十四五”项目建设或成加快实物工作量落地的关键。此外，水利投资或在中央新增国债支持下明显增长，特高压、“东数西算”等新型基建项目也可能是重要发力点。

本轮“三大工程”也和过往棚改存在不同，一是“三大工程”并非全国推广，而是重点支持人口较多、确有需求的城市。二是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化债持续推进背景下，当前“三大工程”的资金来源更加强调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对于明年经济发展节奏，赵伟则认为，上半年经济形势好于下半年。“年初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会非常高，与前期已落地的建设项目，以及2023年底增发的万亿国债及对应项目结合，对经济的拉动力在年初开工季即有一定程度体现。下半年外需走弱、国内地产链条修复乏力，仅靠基建托底力度和持续性未必充分，稳增长政策效果难有体现，经济运行呈现弱化。”赵伟说 。

上半年基本面修复较快

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依旧较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两大重要支柱，也是支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大重要手段。对于2024年财政、货币政策，赵伟认为，预计全年财政政策有三条主线，首先是防风险政策持续推动落地，化解存量和遏制新增隐债政策力度加强。特殊再融资债规模或依旧较大，城投平台信用能力恢复或需转型；其次，财政发力或主由中央加大支持，具体体现为赤字率可能依旧突破3%，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及“准财政”力度依旧较大，同时，项目资金匹配或是重点，对于项目的储备和前期准备监管或加强，“十四五”规划等优质项目或可提前。

“总体来说，预计全年货币政策维持稳健、更加精准有效。”赵伟表示，节奏上看，年初财政发力、稳增长加码，货币相应配合，基本面修复最快阶段或在上半年，下半年或仍有宽松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3年，基数效应影响下，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抬升；上半年投资为稳定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下半年以来三大投资增速均有所回落；进入四季度，出口增速在低基数下有所修复，全年来看或依然呈现为负增。

对于今年“三驾马车”对经济的影响，赵伟认为，2024年预计消费增速向收入端的收敛延续、带动消费小幅改善。社会集团类消费活动的修复幅度，对总消费增速的影响更关键，相关政策的变化值得密切关注。

财政发力情形下，预计新老基建投资均有较大增长空间；“三大工程”支持下，地产投资降幅收窄；制造业投资或受今年盈利状况不佳的直接压制，但在产业政策“供给驱动”下，高端制造业投资或成为结构亮点。整体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于抬升。“2024年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我国出口份额保持韧性，且低成本下我国出口优势非常突出，出口增速较2023年或出现微降。”赵伟说。

周期放缓、信用收缩

或是世界宏观经济主基调

对于全球宏观经济，赵伟认为，2024年，世界宏观经济主基调是周期放缓、信用收缩。赵伟解释道，2023年是“承启之年”：新冠疫情和地缘冲突引发的供给冲击基本消退，无风险利率上行和信用收缩产生的需求冲击尚未兑现；2024年或是“收官之年”：去通胀终要“交卷”；经济如何“着陆”的路径之争或见分晓。

值得注意的是，赵伟着重提到了2024年海外可能存在美国债务及金融风险。“高利率环境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存在暴露风险，商业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或将有所抬升，薄弱环节集中在大中型银行商业抵押贷款和小银行信用卡贷款。”赵伟强调道，其中，商业地产的信用风险，或成为金融“脆弱性”的重要观察点之一。居民消费贷款拖欠率、违约率上升的问题，也值得关注；劳动力市场走弱或将在未来进一步加剧问题暴露。

面对全球经济分析，中国应当如何应对？“中国应对方式或需要回到政策本身。”赵伟表示，为应对外部风险，中国可从两方面着手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短期来说，中央“扩表”、地方“化债”。国内，需要政府加大支出力度、稳定需求和信心；地方“化债”过程中加杠杆能力受约束，需要中央政府加大支持力度。中央“扩表”的方式，除了赤字率外，政策性开发性银行新增信贷、金融工具等“准财政”也是潜在的有效路径。

长期来看，从问题化解到恢复活力，需要持续数年的结构调整；问题化解过程中，旧模式下的代表性领域转型压力最大；此外，债务化解过程中，需要多方分担压力；唯有加快推进改革转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转型攻坚阶段也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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