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以来，在我们家，孩子是禁忌的话题。

01

我在美国念完博士后，通过技术移民与妻子奕雯定居美国。我在美国一家做供暖的公司工作，奕雯则是一名会计。我们均为80后，老家都在中国大连。工作稳定后，我俩开始着手备孕。

2016年3月，当奕雯拿着期待已久的两道杠冲我微笑时，我立即明白了，兴奋得当场抱起她转了好几圈：“老婆，我要当爸爸啦！”

奕雯得意地拍拍自己结实的小腹：“从今天开始，我要更严格地控制饮食，适度锻炼，一定能生出最健康的宝宝。”

我对此深信不疑。

奕雯个子高挑、身材健美，永远精神焕发，业余爱好是徒步、攀岩和跑马拉松。当她的同事们在美国东北的秋风里裹着大衣开始打喷嚏时，她还光着两条大长腿，每天早晚出门跑五公里。连我那挑剔的老妈都对她很满意，拉着我的手连连夸她够健康，好生养。

说到做到，奕雯从当天开始，就吃起了精心搭配的孕妇营养餐，跑步的习惯也暂时换成了早晚各散步四十分钟，一心一意为宝宝的降世做起了准备。运动量的减少让她多少有些不耐，我只得安抚：“再坚持一阵，忍过三个月，等胎儿着床稳固了，就可以开始轻缓的瑜伽和游泳。”

OB（产科医生）则更加开明：“如果你一直有运动的习惯，继续做些不剧烈的运动是没问题的。”但我们没敢冒险，觉得还是稳妥点好。

通过奕雯的这次备孕，我才了解到在美国怀孕生子的流程：首先，医院和医生是分开的，如果不出意外，只有最后生产时才会去医院的产房，前期检查都在OB的诊所完成。

其次，妇科和产科也是分开的，每年做体检的OB-GYN（妇科医生）专精于各种女性疾病，却不负责照看怀孕生产，需要找专门的OB（产科医生）。

奕雯从备孕开始，就已搜索出附近所有的产科诊所，仔细比对网络排名和评价，最终选定一个看上去非常和善的50多岁的白人女产科医生珍妮弗。

奕雯同珍妮弗做好预约，每隔三周的周四下午去她诊所的办公室见面。每次检查完，珍妮弗都笑眯眯地挥手：“你看上去一切都非常完美，下次再见，亲爱的。”

前三个月的确风平浪静。奕雯精神十足，连孕吐都没有过一次，每天掰着手指跟我盘算要囤多少尿布，念叨哪个品牌的婴儿服材质是有机棉——

“要给宝宝把一切都准备得妥妥的，”她总是这样说。

意外在第四个月的开头降临。

02

一开始，奕雯只是早上起来有点头晕，量完体温，她撒娇般窝回我怀里：“我有点小发烧。”

“要不请假休息一天？”我照常搂住她，孕期抵抗力下降，的确容易有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们都没当一回事。

没想到第二天，奕雯就在内裤上发现了血迹。她匆忙打电话到诊所，珍妮弗仔细询问了出血的颜色、数量和感觉，然后笑着安慰：“不必担心，孕早期少量出血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只需要注意休息即可。”

我们怎么可能不担心？一瞬间，之前看过的电视剧里的孕期出血甚至小产的情节都浮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奕雯提出，能不能在诊所做个检查？珍妮弗说：“这种出血通常过几天就会自行消失，而且深色血迹意味着出血已经停止了，你不需要来。”

“那我需要卧床吗？”奕雯小心翼翼地问。“没有必要，亲爱的，”珍妮弗回答，“你可以照常上班，只要你的工作不是搬运重物之类的体力劳动。”

出血在我们的忐忑不安中持续了一周。奕雯再度打通电话，得到一个当天的临时预约名额。我开车载她过去，导医小姐笑容可掬：“抱歉奕雯小姐，珍妮弗医生今天的日程全部都排满了，您的见面是临时增加的，所以需要先处理完之前预约的病人才能来见你，请耐心等待。”

还能怎么办呢？能让我们加塞已经不错了。只要能见到医生，等！

坐在候诊室的真皮沙发椅上，以往盛赞过的优美环境、轻柔音乐，此刻全令我们烦躁不安。

一个半小时后，珍妮弗才匆匆赶到。她仔细地为奕雯做了检查，又让她躺下，拿出胎心仪放在她肚子上。嘭，嘭，嘭。

“亲爱的，孩子一点儿事都没有，你听，这心跳多么强劲有力。很多出血都是不明原因的，我建议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奕雯提出，想做个B超看看原因。

“我认为目前没有做B超检查的必要，”珍妮弗说，“如果你坚持，我可以给你做一个，但我要提醒你，这是非医学必要的检查，你的保险公司很可能不会报销。”

可是不做B超怎么确定孩子没事？自费也得做啊！即使明知美国自费医疗的费用是天价，但出于对孩子的担心，在面对奕雯投过来的犹豫眼神时，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03

褐色的出血一直持续了三周。那次的自费B超检查并没有查出异常，这让我们心头稍微放松了一些，但持续不歇的出血随即又将情绪如丝线般越绷越紧。

一周后，我们收到一张236美元的账单，保险公司判定由奕雯全额承担。

三周过去，出血突然转为鲜红色，珍妮弗收起笑容，为奕雯安排了第二次B超，这次发现有一小块胎盘剥离了子宫。

“我想我们找到出血的原因了，”珍妮弗依旧乐观。“不必担心，剥离区域还不及你的小指甲盖大，会自己长回去的，最多等到大排畸。”她一边说，一边开出一张病假条，要奕雯回家卧床。

但在奕雯要求黄体酮之类的安胎药时，珍妮弗又一次地拒绝了她：“暂时还不需要药物。”她的笑容很温和，话语却让我们感觉冰冷：“首先，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我并不支持孕早期甚至中期人为保胎，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强行留下一个有缺陷的胚胎，我不认为那是好事。其次，从你的血液检测结果来看，孕激素非常正常，额外服用黄体酮对你不会有帮助。”

“那我除了‘卧床休息’之外不能得到任何其他治疗？”奕雯瞪大了双眼。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同样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号称重视胎儿生命权，连堕胎都不允许的州啊！可在孕妇出现流产症状时，医生竟然拒绝给予帮助！

我试图用我略带口音的英语跟珍妮弗进行一番关于生命、关于人权的辩论，想让她明白这个孩子对我们究竟有多重要时，也许我的情绪稍微有些过激，珍妮弗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一旁的护士小姐“calm down（冷静一下）”的语调也变得越来越凌厉。

我意识到再纠缠下去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会惹来麻烦，只得不情不愿地闭上嘴，与奕雯一起离开。

回到家，我们相顾无言、一筹莫展。最后，奕雯想出了办法：在当地的华人论坛上求助。

很快，一位网友热心回复，自己前些日子也出现了出血、腹痛等先兆流产症状，OB同样拒绝给予任何保胎药物，不得已，她请赴美照顾她的母亲从国内带来了一些黄体酮，可惜为时已晚，孩子还是没有留住。她要了地址，把这批黄体酮全数寄给了我们，分文不取。

药物点燃了一丝希望的火星，又随即熄灭。正如珍妮弗所言，来之不易的黄体酮没有产生效果。出血量越来越多，甚至伴随着大大小小的血块，奕雯不得不从护垫换到了卫生巾又换成了成人纸尿裤。

我们的内心充满疑虑，却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空气里迷茫着手足无措的窒息。

煎熬中，19周的大排畸B超检查到了。

04

胎儿在此时已经成长到可以看出性别，对于一般人而言，这是个非常值得期待的日子。而我们被B超师告知“一个健康的男孩”时，却并没有多少喜悦之情，只是紧张地望着屏幕，追问胎盘的发育。

B超显示，剥离更严重了，胎囊被各种血块和出血包围。虽然胎儿仍然健康地发育着，珍妮弗却认为，胎盘出血已经影响到胎儿营养供给，胎儿会慢慢停止发育和心跳，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这是在说她已无能为力，打算放手不管了吗？这可是我和奕雯期盼已久的第一个孩子啊，这个“心理准备”，我们要怎么做？！

此时我们已经不相信珍妮弗，与她多扯无益，奕雯又约见了几位OB，也约见过关于胎盘剥离的Specialist（专科医师），医生们一致认为情况非常不乐观，但没有一人给出解决方案。卧床，似乎除了卧床，他们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难道美国就没有一个靠谱的OB了吗？”奕雯愤怒地发帖。得到的回复令她几乎崩溃，网友们纷纷回帖表示，这根本就是整个美国医疗的现状，美国的医生就是这么保守，为了所谓的“不过度医疗”，总要等到确定病情恶化才采取下一步措施。有人建议奕雯“回国住院”，但那根本不现实。

无奈，我们只能继续留在珍妮弗的诊所。

情况日益恶化了，奕雯身下开始时不时地涌出大量鲜血和拳头大小的血块。腹痛持续加剧，她只能一直保持侧卧，连上厕所也不能起床，而每一次从侧卧翻到仰卧用尿壶，都不啻为一场折磨。

漫长的、无止境的痛苦和医生的所谓“心理准备”让整个家庭笼罩着阴云。赶来照顾奕雯的母亲心痛不已，在帮她换下湿透的纸尿裤或拿走血红的尿壶时，常常忍不住抹眼泪。

母亲私下里淌着泪说：“也许，一切早些结束对奕雯来说，反而是种解脱吧！”

但这话谁也不敢在奕雯面前提起。她把全副的心神投注在了这个未出世的孩子身上，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拿出胎心仪听孩子的心跳。她为我们的孩子起了名字，盘算着将来要给他吃什么、带他去哪里玩。明明毫无食欲，排尿也很痛苦，奕雯却拼命进食、喝水，只为了给孩子提供充足的养分。

美国OB靠不住，我通过家人，试着联系了一些国内的妇产科专家，意见一致是尽早住院保胎，但远隔重洋，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一位老医生在电话里生气地叫嚷：“让他们开抗生素啊！不管胎盘剥离怎么治，先上抗生素！现在出血量这么大，子宫里有很大的伤口，如果感染可是两条命的事情！”

“但你现在并没有感染，所以不能使用抗生素，否则就是滥用，你也很健康，没有必要住院。”美国OB又一次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复。

这一次，我没有再徒劳地和OB争辩，而是四处打听，不断联系新的医院。不管网友怎么说，我始终不相信，偌大的一个美国就没有一个愿意使用其他治疗方案的OB。

05

那段时间，我仿佛在和奕雯的出血量赛跑。我提前请了年假——本来是我准备在孩子出生后留在家里照顾奕雯坐月子的时候请的——每天开车穿行于各个诊所和医院，打听应对这种情况的方案。

皇天不负有心人，当地一家医院给出了一个好消息——这家医院有足够先进的设备，可以接收最小24周出生的早产儿。

奕雯已经怀孕快22周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

我们立刻填写了表格，申请提前入院，理由是胎儿发育良好，即使不满24周也有生存希望，可惜却没有通过。但医院答应，一到孕24周，就让奕雯入院，并随时做好催产和抢救婴儿的准备。

据说，全美最好的医院可以接收早至18周的早产儿，但那家医院对我们来说太远了，奕雯的身体，已无法负荷长途旅行。

“我现在的信念就是熬到24周！”奕雯给自己打气，我紧紧握住她。

孕23周的一天深夜，奕雯突然推醒我：“是空调开太低了吗？”我猛然惊醒，才发现她的手冷得像冰，正低声呢喃：“肚子好痛……”

我赶快拨打了911（美国急救电话），奕雯脸色惨白地靠在床头，一一跟我描述她的症状，再由我向接线员转达：头晕、胸闷、腹痛加剧、浑身发冷，甚至开始不停地宫缩。

母亲在隔壁听见响动，一骨碌地爬起冲过来，见到奕雯的样子，又一时不知说什么，急得搓着手团团转。好在美国医疗的效率这次体现出来了，在母亲咕哝“救护车没半小时到不了”的时候，短短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我们的楼下。

我和一个人高马大的护士一左一右架着奕雯下床，她一起身，鲜血便浸透了纸尿裤，顺着腿滴答了一地。

风一般到了医院后，我急吼吼跟值班医生三五句交代完情况，一回头，看见两个护士正轮流上阵，给奕雯开静脉通道，可是试了好几次都扎不进去。其中一个低声解释了一句“她长期失血，血管是瘪的，扎不到”，而奕雯委顿在病床上，闭着眼一言不发。

我忽然想起，奕雯第一次孕期血检回来，笑眯眯地夸自己：“都说美国护士技术不好，幸亏我血管直，一次就扎进去了”、第二天又嘟着嘴抱怨“到底不如国内的，青了好大一片”的场景时，顿时感觉眼眶有点发热。

终于扎进去了，值班医生看着奕雯41 的体温和每分钟180下的心跳，根本来不及等血检结果出来：“这是严重的感染，必须立刻引产，否则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

“什么意思？”我如遭重击，整个人都有点懵。

“她现在有生命危险，只能放弃孩子——”医生顿了一下，悲悯地看着我，“我们会努力让你妻子平安。很抱歉，但……”

06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签完字的，当我回过神来，奕雯已经在抢救室里准备催产了。我模糊地记得，她喉咙里发出过几个短促的音节，似乎是想表示反对。我知道她还想留住这个孩子，但我们别无选择。

大剂量的抗生素和催产药物同时注入奕雯的体内，高烧令她浑身颤抖，医生拿冰垫将她裹住，又在病床四周塞满冰袋，却依旧无法降低体温。

“失血太多，先输血，否则产妇太危险！”“抗生素剂量不够，再开一个静脉通道！”医生的话语如此刺耳，在奕雯的一次次寒战中，我怀着最后一丝幻想，等待情况好转。

体温渐渐下来了，我听到医生和麻醉师在商量：“她太痛了，上epidural（硬脊膜外麻醉）吧？”“不行，风险太大，现在血液里都是病菌，如果穿刺引发脊髓感染就麻烦大了，只能上静脉泵。”

可是奕雯连自控静脉镇痛泵也不敢多用。我知道她心里和我有着同样的念头：万一宝宝生下来能够存活，万一呢？虽然谁都知道这个周数的孩子生下来，根本不可能存活。

怀着这个念头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宝宝。

护士说，这个周数的胎儿本来是头朝上坐在肚子里，此时，宝宝仿佛感觉到了什么，急急忙忙在子宫里翻了个身，大头朝下，蜷缩身体，仿佛默默摆出了准备“出生”的姿势。

而奕雯挣扎在半昏迷半醒之间，牙关紧咬，每次痛得实在受不了时，才舍得去按一下泵。

宫口开得很慢，但宝宝的心跳一直还在，那丝渺茫的希望拉扯着我们，奕雯看着胎心监控，一次次熬过如潮的阵痛。

终于，奕雯“生下”了我们的孩子！

我远远望着他，双手激动得发抖。他是个发育得很好、很漂亮的男宝宝，看上去肉乎乎的，连着胎囊出来，只是和别的宝宝不一样的是，本应透明的胎囊上挂满了厚厚的血痂。

护士说，宝宝出来之后，心跳还保持了一分钟。他被裹上医院统一的蓝格纹襁褓放到奕雯胸口，奕雯拿插满管子的手拥住他，亲吻他温热的小脸，我拥着奕雯，我俩不住地看。

除了小一点、像睡着了一样，他分明和别的宝宝没有什么两样啊？嘴巴像爸爸，鼻子像妈妈，眉毛像爸爸，没睁开的眼睛细细长长，像妈妈。他仿佛下一秒就会睁开眼睛大哭出声，哭完再对着我们笑，跟我们回家，叫我们“爸爸妈妈”。

奕雯把孩子的胸口和自己贴在一起，仿佛这样就可以留住他的心跳。

但孩子小小的身体，在奕雯滚热的怀里一点一点变凉了。

07

接下来的日子，全在泪水中度过。奕雯抱着宝宝不肯放手，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她把孩子送去太平间。谁也没有嚎啕大哭，但无声的眼泪，却仿佛一直从心里淌出来，怎么都干不了。

出院之前，护士拿来一张表格说，因为胎儿超过20周，我们必须填写Still Birth（死产）表格，然后把宝宝送去专门的地方火化。

据说，这是出于对未出世的小生命的尊重。

我愤怒地撕掉那张纸，把碎屑扬得满地都是：“如果真的尊重他，为什么不早点采取措施，让他活下来！”

医生后来告诉我们，如果再晚送来一些，可能连奕雯都性命不保。想到那夜风驰电掣的救护车，我又有些劫后余生的后怕。

我们为宝宝选了一方小小的墓地，在家附近一个湖边的墓园，那里有很美的阳光和柔美的柳树，相信宝宝会喜欢。而后，我们默契地不再提起这件事，包括美式医疗的利与弊。

奕雯后来恢复得很好，几个月后，重新站回跑道上。她依旧健美、阳光、热爱运动，仿佛那几个月的崩溃与阴霾从未降临。

我常在夜半醒来，沉默地望着房顶直到天空亮起，却不告诉奕雯一个字。

去年圣诞，奕雯喝醉了酒，拉着我的手去握紧她脖子上的小小链坠。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那是我亲手替她挂上去的坠子，里面镶着张婴儿照，看上去比一般的孩子还要更小一点，裹在蓝格纹斗篷里，闭着眼偎在奕雯的颊侧。

“他本来可以出生的。”奕雯流下了眼泪，反复呢喃说。

今年夏天，国产疫苗造假的新闻披露后，人人自危，群情激愤。有人说，打进口疫苗，是继吃进口奶粉之后，又一中产阶级生活的象征。还有人说，以后组队去香港、去美国打疫苗。

老家的表姐在家族群里艳羡地表示：“还是你们好，身在海外，孩子早打上了美国疫苗，完全不必担心医疗安全。”

我对着手机沉默，母亲连忙岔开话题，以她蹩脚的见解，强行聊起别的话题。

作者|傅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