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礼是台湾前竹联帮帮主，在台湾黑道界曾有着显著的影响力，对底下人来说是精神领袖式的人物。

2007年11月8日，他过世时，多达5000人涌进了他的公祭灵堂，来悼念他，送他最后一程。

他1943年出生于四川广安，后来遭到通缉来到台湾，才落入黑道，慢慢发展起了自己的势力。

在蒋经国去世后，他曾讲过一句话，成为经典，在他去世后仍被人拿出来，反复提及。

当时，面对岛内“台独”势力猖獗，他不想台湾的党政军权都落入这些人手中，便说：“我宁愿被共产党管着，也不让台湾被外人拿走。”

江湖路难

说到陈启礼这个名字，年轻一代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他的儿子陈楚河一度是80后、90后之间家喻户晓的偶像剧明星。

陈启礼有意不让儿子走自己走过的黑道路，甚至支持他进入娱乐圈，就是因为他深知黑道江湖路难，不想要儿子像自己一样遭遇诸般不测。

人生末期，陈启礼流亡柬埔寨长达11年，最终是在流亡之旅中结束了自己短短64年的人生。

说到他们家的家族史，按照陈启礼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元末的一代大将陈友谅。

有说陈友谅是因为穿了耳洞破相，才败给了朱元璋，陈启礼给儿子立下了规矩，不准打耳洞，就是不想子孙后代像先辈一样重蹈覆辙。

在陈楚河眼中，陈启礼是一个害怕寂寞的人。

他对媒体讲过一段故事，说的是陈启礼年轻时逃家，一个星期没有回父亲消息，回家后挨了骂，就想搬出去。母亲舍不得他，便和他一同搬了出去租房住。

在陈楚河看来，陈启礼之所以喜欢到处结交兄弟，就是因他是家中独子，没有亲的兄弟姐妹，才想要那么多人陪着他。

后来，他被迫逃亡到柬埔寨，才不得不耐住性子，过起了独自一个人居住的日子。

在柬埔寨的岁月，陈启礼有着浓重的乡愁，每每想要赶紧返台。

期间，他的父亲陈钟还在2002年去世，更加重了他返台的想法，但终究没有成行。

2007年10月，他在香港病逝，再回到台湾时，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叫人无限感慨和怅惘。

台湾媒体谈到陈启礼的经历，曾借用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的话，说在政府眼中，黑帮不过就是“夜壶”，是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不需要的时候就被放在最见不得光的角落里。

这说的大概是他受帅狱峰、白景瑞介绍，被台湾当局吸纳为情报员，远赴美国执行狙击《蒋经国传》作者江南任务的事情。

在陈启礼自己看来，这次的行动是为民除害，是正当的，但他回国后马上就成了被当局扫荡的头号人物。

警方在他的住处搜出了“江南案”的报告书，让案情全貌大白于天下，而他也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

在狱中，他因为表现良好，受到了两次减刑，最终服刑六年半的时间终于出狱。

他流亡柬埔寨是在1996年。彼时，警方执行扫黑任务，他接到密报后先走一步，侥幸逃过一劫。

在柬埔寨期间，他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但还是因为持有枪械而入狱十三个月，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牢狱之灾。

心路历程

陈启礼落入黑道后的命运波折，实在算不上顺遂，而他之所以会走上黑道这条路，还要追溯到他初到台湾的那段日子。

他是9岁的时候到了台北，入读东门小学，因为是外省人，受了不少本省孩子的欺负，于是拳头成为了他保护自己的武器。

陈启礼说自己是从小打上来的，他受不了被别人欺负，别人打他，他就还手，“一直奋战”，和班上其他两个外省孩子不一样，有很多的实战经验。

陈启礼的父亲名叫陈钟，曾是位法官，管他叫小表，连起来就是钟表，似乎注定了陈启礼和表结缘。

但是，陈启礼手上的任何一块手表，都不能戴很久，总是戴着戴着就停住了，所以他从来就不戴表。

在强恕中学念书的时候，他还有过一次手表、钢笔被人抢去的经历。他一开始是去找了父亲和老师，发现并没有什么帮助，从此他便懂得：凡事只能依靠自己的拳头和朋友。

陈钟也是从这件事开始，知道这个儿子之后不管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再不会跟自己说了。

13岁的时候，陈启礼加入了竹联帮的前身，由孙德培成立的中和帮。

同一年，因为孙德培犯下了杀人罪锒铛入狱，帮派成员将中和帮重组为竹联帮。

为了表示对孙德培的尊重，新组建的竹联帮不设帮主，只有“狮、虎、豹、凤、鸭”五位堂主，成员有200人众。

入竹联帮后，陈启礼初期并未马上崭露头角，是在1962年的帮派火拼中，慢慢跻身成为竹联帮的重要人物。

后来，竹联帮制造的竹枪武器，就是由他和手下的几位得力干将一同发明的。

人在江湖，免不了打打杀杀，陈启礼因此受了很多伤，17岁时左手臂就被三环帮的老大砍了两刀。那时，距离他离家加入帮派还不过三个月的时间。

陈启礼也总结过自己的成功经验，将其归结于从小的历练，能打，敢打，不怕死。

但其实，竹联帮在台湾的异军突起，以及他的发迹，更多的是命运机缘使然。

彼时，四海帮在台北江湖一枝独大，但在1962年遭到了台北警方的取缔，这就给了竹联帮出头的机会。

9年后，四海帮卷土重来，但时过境迁，这片江湖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后面，竹联帮在台北继续打响名号，站稳脚跟，奠定自己的龙头地位，靠的是陈启礼和兄弟们发展出的“商业保护”模式，即向当地工地、商户收取保护费。

他们的费用收得贵，但做事算尽责。

比如，他们曾向当地的一个工地收取30万元，之后再有其他帮派上门敲诈滋事，他们便火速前往，将对方打成重伤，维护好了这片工地的利益，也有了信誉。

在台北站稳脚跟后，竹联帮的势力还南下发展到了台中、台南、桃园、嘉义、高雄等地，几乎串联起了整个台湾江湖。这一过程中，陈启礼发挥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

陈启礼早早在帮派中和人打交道，对于朋友情谊很是重视。

陈钟在谈到这个儿子的时候还说，对他，“父母、妻儿都不如朋友重要。”

他刚进竹联帮的时候，身上没有什么钱财，便从家里拿钱和朋友一起吃喝，没钱了就和人家一同挨饿。

他同人合伙做生意，讲究的也是“平分主义”，闹了矛盾分开了，便把所有的钱财都摆到台面上，一分为二，各自别过，再没有谁欠谁的。

陈启礼生前鲜少提及自己当老大时是何等风光，但如《竹联帮和台湾黑社会》等著作中对此都做过比较详细的记载。

书中提及，陈启礼作为堂主，当时身边要配备至少三名死士。在碰上危险的时候，他们要护卫陈启礼安全离开，甚至不惜堵上自己的性命。

这些人经受过严格的训练，大都居住在都会里，距离陈启礼不远的地方，随时待命，执行任务。

党国情怀

陈启礼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黑帮老大，他曾有过一句名言，说自己最崇拜的人就是杜月笙，想要像杜月笙一样“青史留名”，“报效党国”。

他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知道混迹黑道，不能只靠蛮干，要有头脑，懂得分析思考，审慎做事。

有人描写他在公开场合的表现，一点没有那种张狂浮夸的作风，非常彬彬有礼、举止斯文。

对于帮派里面的兄弟，他也总是很讲义气，大方出手，因此很得人心，兄弟们大都对他心存佩服。

陈启礼受到父亲陈钟影响，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具备了一定的人文素养，这就让他和一般的黑帮混混很不一样。

他在台湾绿岛的五年牢狱生活期间，也一直读着父亲寄来的史书古文等，将书中历史人物的成败故事和自己的人生经历相映照，在狱中也有很多领悟。

出狱后，他还继续保持学习的劲头，最后拿到了东吴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士学位。

陈启礼和竹联帮的发展兴衰是台湾整个黑帮文化的一大缩影，而台湾的黑帮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又是与台湾地区的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的。

国民党初到台湾，就从大陆带过去了一大批的地痞无赖，而日本最大的黑帮“山口组”中也有不少流氓归台，这些都构成了台湾黑帮的人员基础。

陈启礼后来的发迹也与他打入到国民党内部，结识了国民党高层有很大关系。

而国民党之所以会选中陈启礼去执行“江南案”，也是因为他有比较好的文化素养和党国情怀，还有不少党政军特圈子里的人脉。

在人生晚年，他再提及此事，更多的是禁不住的感慨，说“人命关天”,“杀人是天大的罪过”等等。

后面，他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决定去往柬埔寨，也是因为这个国家和台湾不存在什么官方的关系，他再不用受国民党的关系牵连，受累。

他本是想要为当局出一份力的，没想到落到这副田地，最后连见父亲最后一面都不能成行，也不能赶去为父亲奔丧，这成为了他后半生最大的遗憾。

外号“白狼”的张安乐和陈启礼是熟识多年的兄弟，向媒体谈到陈启礼对台独的态度时，甚至有哽咽的样子。

当时，陈启礼已经退隐江湖，是接到竹联帮和四海帮火拼的消息，在台北红楼剧场二楼的清香潮汕沙茶火锅店里说出了这番话。

他和陈启礼一样，也是外省人，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则是知名高中北一女的教师，选择加入帮派，更多的是面对本省人敌对心理的一种自保选择。

电影导演杨德昌也和张安乐有着相似的出身和成长背景，他创作的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注的就是当时处于层层管制下的年轻人无处发泄的复杂情绪。

影片中的“小公园帮”“217眷村帮”可以说就是陈启礼、张安乐等人成长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陈启礼病危时，张安乐也曾前往看他，对他说：“你是当今的杜月笙。”

陈启礼只是摇了摇头，说时代不同了，自己做不了杜月笙。

在张安乐看来，台湾问题是大陆十三亿民众和海外华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只是他们要么身处彼岸，要么在异国他乡，对海峡那边的事情鞭长莫及。

他和陈启礼一样，都看不得台独势力，觉得两岸不能分裂，如若不然，台湾迟早会成为新加坡，台湾人觉得自己再不是中国人。

陈启礼有党国情怀，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江南案”，张安乐想他也会在这件事情出更大的力气，超越当年的杜月笙。

值得一提的是，像陈启礼这样的台湾帮派大哥，并不会因为社会身份在台湾当地受到鄙夷。甚至国民党曾经的两位领袖，如孙中山、蒋介石，都加入过青帮和洪门这样的帮派。

杜月笙也在抗日期间有过积极的表现，因此社会评价不一般。

在陈启礼病逝后，张安乐在两岸统一问题上也有心出力。

他曾对媒体高举一本宣传“一国两制”对台湾好处的蓝色小册子，说回台后要大规模派发，让台湾民众知道，台湾未来的出路，只能是跟大陆实现和平统一。

张安乐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创始人和总裁，这是台湾第一个宣传统一的政党，2005年在台湾注册成立。

他曾经为了躲避牢狱之灾离开台湾，回台时也戴着一副手铐，头发花白稀疏、身材日渐发福，但手下促进党的党员们都挥舞着旗帜欢迎他，印证着他说的那句：“台湾的乡亲，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