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不见的人，想要独自出行
她是一个数据标注员，在一家科技园区工作，工作内容是将原始指令标注成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结构化语言。她习惯乘地铁上班，出地铁口直走，经过早餐车、馄饨店，下坡后向左，遇到不锈钢和木质材料拦着的地方向右，走到靠墙位置左拐，右前方进入办公大楼，乘电梯按6楼，出电梯间向左，沿走廊直行，转进公司。从刚失明时的闭塞到如今的自由出行，王笑经历了各方面的变化。现在的她，有自己的宿舍、工作，能自如地使用无障碍打车服务来回陌生地点。带着盲杖，她还可以跨省回家。自己推开家门，向外探索，这是视障群体和明眼人共享社会的重要一步。
第一次独立出行
对于先天视障的人们来说，在看不见的世界里独立出行，或许是他们成年前就有过的体验。只是相较于有视力的人而言，他们走得更为谨慎。王志华是滴滴无障碍公益项目的负责人。十四、五岁时，他想试试自己跨省上下学，故意和家里说晚了放假时间，自己买票，请低视力的同学把他送到列车上，下车请列车员找车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帮他找了三轮车回家。凌晨五、六点，少年王志华敲响家门，家里人吓坏了，“半夜你怎么回来了？”杨青风是“金盲杖”自主生活品牌发起人。小时候，他曾从盲校偷跑着回家，从北京的西四环到东六环，近四十公里的路上，他先跟着一群人坐上车，下车后找不着路，走到前后左右都是车的地方，害怕得哭。但经过求助回了家，一路上曾有的害怕仿佛泡泡摇摆着落了地，“我居然能自己回家了，我居然能自己走这么远的路了，那我什么事干不了？”那一刻，他充满信心。但对中途失明的人们而言，出行、做饭、使用手机，原有的技能，他们需要换一种方式进行，在转换身份的过程中常常会感到痛苦。当身体的一个感官感受不到了，更快席卷他们的是一种无力感。王笑在高三那年生病，进入低视力状态，经历十年时间视线愈发模糊，从感受到有点光到看不到光。生病前，她没有实际接触过视障者，觉得这情况无法独自出去。只要出家门，总是朋友或家人带着她走，告诉她这里有台阶要上、要下，那里有门槛。自己出不了门的时候，她觉得生活很窄，“我想，好像盲人就是这样，好多事情做不到。”爸爸生病在ICU住了几天，妈妈在医院，她知道家里亲戚也去看了，但自己作为亲生女儿却帮不上忙，感觉自己似乎一无是处。丁建国也一度认为自己不行，人到中年因糖尿病视网膜脱落。最开始看不见时，他和妻子王素雅去大小医院求医问药，自己在家里找不着东西，只能依靠妻子拿衣服、拿吃的喝的。原来他做古董生意，喜欢往外跑，失明后不想出去。他从家里的顶梁柱变为更需妻子帮助的人，囿于家中的日子里，有段时间他很暴躁，会崩溃，总想着眼睛怎么看不见了，自己的命为什么不好。有次他吃重了降糖药，妻子回家时只见他躺在床上浑身冒汗、无力，妻子问他并不吭声，她赶紧往他嘴里塞糖。缓过来后，丁建国说，你要不回来，让我走了得了。中途失明改变了一个家庭。王素雅开始挑起家里大梁，从兼职滴滴司机转为全职。今年2月，一对视障夫妻带着导盲犬上了她的车，男乘客正是在滴滴工作的王志华，王素雅观察到这对夫妻出行的熟练，聊起导盲犬，提及自己丈夫。王志华问起她丈夫的心理状态，给她介绍了中国盲协和滴滴公益主办的金盲杖光明之家项目，旨在帮助中途失明者自主生活。失明后，没想过自己能独自在外待两周，丁建国一听，说，“你把我放那就不管我了，14天我怎么活、怎么去？”金盲杖的负责人杨青风和丁建国打了半个多小时电话：都这样，谁笑话谁，你来吧，对你有好处。挂了电话、收拾行李，王素雅在一天下午把丈夫送去了营员所在的酒店。金盲杖光明之家和出行训练营都很关注视障者的独立出行，在这其中的第一步是先卸下视障群体的思想包袱。老师先和学员进行思想交流：看不见可能是一种状态，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做不了，也并不意味着种种困难都是自己的问题。有了坡道，用轮椅的人能出去；有了读屏软件，盲人能使用智能手机；有更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盲人能发挥才能的地方会更多。独立出行也并非只能一个人走，杨青风觉得，更重要的是视障者有需求了，自己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协助也算。“独立出行是为了我们选择更多，没人带，自己能出，生活限制就少了。”以前丁建国觉得拿盲杖出去丢人。在光明之家，这里的营员和他有着相似的视力特征，盲学生跟着盲老师学出行，没有人是不一样的。每天从酒店到光明之家教室，丁建国带着盲杖来回多次，发现它对自己判断路况作用很大。家里氛围有了变化。现在夫妻俩总会在清晨去附近菜场遛个弯，妻子在外工作时，丁建国在家养狗，给它喂水、喂食、洗澡，做家务，用学来的手机操作方法，逐渐恢复和过往生意伙伴、亲戚的连接。王笑在金盲杖光明之家听了老师讲的残障意识，学了独立出行。训练结束，她从机场回家，第一次没让家人来接。她请地勤工作人员送自己上出租车，到了家门口，自己敲着盲杖，探路往前走。有了这次经历，她变得更有胆量，意识到“原来我做这个事也可以，要去那也可以。”乘公交难、过马路难
视障群体可以通过训练，学会独立出行，可也有些东西是训练没覆盖到的。比如说视障群体在乘公交时遇到的客观问题。傅高山是一加一职得负责人，是王笑所工作的企业老板，他是低视力人士（低视力：双眼中视力较好的那只眼的最佳矫正视力大于0.05，且小于0.3）。就他亲身体验，很多地方没有车外报站，视障群体无法判断来的是几路车。他了解到，有的地方曾有，后来停了，“基本原因是住在车站附近的居民投诉太吵了”。公交汽车有的停得靠前，有的靠后，有时连来几辆，视障群体无从分辨。上了车，有的车不报站，有的提前报下一站、有的到了才报，还有的司机想起来就报一下，“各种不确定性导致你对它没有预期，不可控。”寻求路人帮助是一种辅助方法。首先，同车站要有人；其次，这种辅助需要一些沟通作铺垫，低视力人群和很多中途失明者眼睛是睁着的，不了解的人们指了方向，但他们看不到。王志华第一次拿盲杖过十字路口，没有语音红绿灯的提示，没找到人帮忙，自己硬着头皮走了出去。十字路口于盲人而言像是一个广场。他走着走着，四面八方传来车的声音，难以判断自己要去的方向。走到马路中央，车仿佛贴着身体开过，他的裤脚隐约有被刮的感觉。车喇叭声响起，愈添紧张。王志华站在原地不敢动，听声音来判断车流方向。车流循环了几轮，他跟着车往一个方向走，在车少的时候靠边。其实有些设施能辅助他们过马路，比如语音红绿灯。据新华社报道，在香港，交通信号灯“嘟嘟”的提示声已有40多年历史。傅高山了解到，在内地有几次机会推广语音红绿灯，但有时居民投诉噪音，提示音被关闭。他好奇在香港，大家怎么不怕语音红绿灯吵。他问相关人员，对方解释说之前居民投诉过，于是他们把居民和香港盲人协会叫到一起商量怎么办，最后在红绿灯上加了声音感应装置，它会根据环境噪音的大小自动调整语音大小。除此之外，欧洲有一种手动按钮，盲道会引导视障群体到红绿灯柱子处，在那按了按钮可以通行。傅高山介绍说，还有为聋盲人设计的滚轮按钮，滚轮在动，行人可以过；滚轮静止，则不可以过。过马路让视障群体感到更危险的，是电瓶车。有的电瓶车逆行，有的闯红灯，盲杖被电瓶车轧弯了，车主往往不会停下赔偿。等视障群体发现盲杖坏了再叫人，人早就离开了。盲人负责的“盲人无障碍出行服务”
傅高山提到，按出行方式来排序的话，视障群体出行最方便的是地铁，其次是打车，公交排最后。“从技术角度来看视障者出行，他需要解决航路way和航线route的问题。”way是要寻找参照物、利用参照物、避障。而route是说整段路程分为几段，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左转还是右转。打车能将出行的事简化为起点和终点两头，省去盲人对way和route的规划。若是遇到雨天，撑伞会影响视障者对环境音的判断，穿雨衣不能遮耳朵，脸就得露出来，大风天的声音也对他们的判断有很大影响，在这些情境中，打车是更方便的选择。但打车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找车怎么办？以前会出现的情况是，上车前，乘客打电话给司机说，我看不见。司机：我到了上车点，开着双闪，你过来。乘客：师傅不好意思，我看不见，你能找我一下吗？司机：我开着双闪，你看不见？乘客向司机解释自己是盲人，司机：盲人还能打车？王志华在加入滴滴，和企业同事一起解决“导盲犬被拒载”后，这两年又在着力负责“盲人无障碍出行服务”。当初加入滴滴，始于他的“挑刺”，比如在信息无障碍和导盲犬方面的建议，表达能力出色的他获得了滴滴的邀请，邀请他加入团队一起做些改变。在做无障碍出行服务项目时，滴滴先做了问卷调研，后来找盲人测试员进行测试，测试员包括在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盲人群体，收集他们的反馈，一步步做优化改进。就提醒司机主动联系和寻找盲人的播报信息而言，先是语音播，后来在页面上加了文字提醒，在端内加了短消息提醒，告诉司机：此单乘客是盲人，眼睛看不见，需要您的帮助。到目的地200米前，滴滴会提示司机帮忙查看后方来车，最后协助乘客安全下车。滴滴还加入了“优先派单”设置，保证盲人用户在天气恶劣、环境复杂情况下，找不到地方避，能及时上车。平台会为完成服务的司机点亮“无障碍勋章”。今年7月，这项服务正式上线。王志华说，未来，滴滴希望能继续扩大无障碍项目的范畴，针对听力障碍、肢体障碍人群，设计符合他们特点的服务。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无障碍设施建设、无障碍信息交流、无障碍社会服务。环境是一个综合概念，既有有形的公共设施，也有无形的社会支持。滴滴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通过辅助性手段让残障者的出行更加畅通自在。无障碍是促进全体社会成员融合共享的方式。从狭义来看，无障碍可能帮助一个群体，从广义来说，是一种通用设计。直梯能方便很多人，除了轮椅使用者，拖行李箱的、推婴儿车的人使用也很方便。“对无障碍还有一种理解，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可能是残障的状态”，王志华说。一个人老了之后，可能肢体、语言、听力、视力某种程度上会受一些影响。有一次，他脚骨折了，对此感触很深。王笑和她的视障同事都使用过滴滴无障碍出行服务，时间紧急、目的地陌生时，他们的出行便利度因这项服务而提升。而司机也更清楚，在打车中如何帮助视障群体。为什么视障者如此需要独立出行，这对视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王志华提到，“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跟社会互动。盲人的前提是人，人的正常需求，他就有。”同为盲人，且带过不少盲人学员的杨青风觉得，一个盲人学了独立出行后，感觉像开挂了，有了通向未来的一把钥匙。他认识的盲人律师金西在研究生毕业后觉得自己空有一腔本事没地儿倒，觉得都需要找人接送，就麻烦了，来了金盲杖接热线电话。那时金盲杖有住宿，从办公室到宿舍间有段距离得自己走，一开始大家带着他，他发现大家是自己走的，也慢慢开始自己走，逐渐学会了独立出行。在金西离开金盲杖一个月后，杨青风听说他在长春大学给人讲独立出行，后来去美国，现于台湾东吴大学攻读国际法专业的法学博士。另外一点，他在金盲杖出行训练营结营时办的红毯仪式上常听大家哭。对于一个视障者而言，有手、有脚、脑子清醒，仅因看不见受到约束，想做的事没有别人帮助或别人不同意就没法去。人生中好像有个绳子捆住了他，让他想跑跑不了，困在罩子里。独立迈出门，至少他能从心理上感觉自己给罩子打了口，终于可以透一口气了。“这种落泪，我觉得可能是对过去的告别，或者终于冲出来的激动”。被平视、认可和爱
一加一公益集团的蔡聪是一名视障者，他在奇葩大会上曾发表《世界上不该有残疾人》的讲话，他说：伤残或者我看不见这件事情本身，它只是一个人的特点或者条件，真正让我们的生活遇到很多问题的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还存在太多太多物理环境的障碍，以及我们脑海里传统的负面认知或者刻板印象。傅高山和王笑都遇到过被作为“反面典型”的情况，家长拿他们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再看手机就变成那样”。光明之家“我是盲人”环节中，十人坐一圈，每个人对另外九个人握着手说，“我是盲人”，这两个字触及不少营员的困扰和痛苦回忆，大家坐在一起用认同和分享来消弭过去的压抑。线下见面、社交对视障群体很重要。杨青风说，“当一个人关掉电脑，躺在床上，一个人就听见空气嗡嗡直流的时候，那是多么空虚，觉得世界和他没关系。”而走出去之后，能不能得到外界的信任，信任他们的能力也很重要。在做视障者就业的傅高山觉得，改变发生在接触当中。他分享了一个事例，在北京的金盲杖公司所在地，十几个盲人第一次搬到办公室时，开电梯的阿姨愣住了，不知道该干嘛。到了第二天，阿姨过了震惊期，特别热情，把着电梯不让别人上，让盲人朋友先上。中途，她发现有些视障者可以自己下电梯。到了第三天，楼里其他人“爱心爆棚”时，阿姨站出来阻止，“他们自己会按。”在一些国家，视障群体和健全者在教育阶段是融合的，从入学开始，大家就能接触到视障同学，生活、就业中也能碰到，健全人对视障者有更多的了解。各行各业设计产品的时候自然也考虑到视障者的需求。王笑能回忆起一些和明眼人接触时感到温暖的片段。一个雨天，王笑拄着盲杖，一手打伞。一个年轻女孩朝她走来，问她要不要一起。她俩是一个小区的，女孩拉着王笑的手并排走在伞下，她们一起聊年龄、工作。到了王笑宿舍楼下，女孩和她互换了联系方式，说如果还遇到类似的天气，或者王笑想和她一起走，可以给她打电话。她还三次遇到过同一个男孩，他俩结伴同行的时候，男孩提起自己下载了be my eyes（一款应用程序，通过实时视频通话，将盲人和低视力人士与有视力的志愿者联系起来，提供视觉帮助）。两人分别时，男孩看着红绿灯转绿，告诉王笑可以走了，目送她离开。王笑有些视障同事喜欢音乐会、话剧、演唱会，或者去影院看电影，视障者也炒股、理财，大众有的兴趣爱好他们也有，很多事情他们能做。看不见后，她去过一次三亚，大海有多美、沙滩有多美，她看不到，但她感受到了海的广阔，沙子很细能踩，浪花能拍到，海上摩托和皮划艇能体验。她还喜欢去公园、植物园、森林公园此类有山水、绿植、鲜花的地方，潺潺的水声、风吹竹子发出簌簌的声响让她感觉心旷神怡。王笑喜欢的一首歌是李宇春的《和你一样》，她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觉得它给人力量。我们一样，一样需要被平视、认可和爱。“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善良，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
页面更新：202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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