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古城日昇昌旧址游览杂想随笔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认为：“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二十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因为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文章，让我对十八世纪末尤其是十九世纪的曾经的山西前辈们，尤其是平遥、太谷、祁县的商界精英前辈们，以及山西人为改变地域贫瘠艰难谋生并创造商业神话的背井离乡走西口、闯关东那种不屈和开创精神所敬佩不已。

环境地理交通并不占优势的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人，为什么能够创造出那么多的商业神话，值得思考！

【木林拍摄】

曾经的山西，读不读书是无所谓的，学着做生意才是理所当然。雍正皇帝就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

长期背井离乡的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思想上没有地域框架的限制，视野开阔、目光敏锐，在闭关锁国的特定历史关口，在交通运输物流并不发达的时期，对外贸易的前沿不是在东南沿海，不是大江大河沿线，不是在我们今天以为的北上津广深，而是在关外，在对蒙作战钱粮军需的补充贸易上，在军队后勤物资的伴随保障垄断上，在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对外贸易上，最终从辽阔的关外，蔓延到全国，再又抢占了沿海。

太平天国时官方饷银无法解送，只能赖仗票号；八国联军时朝廷银库被占，票号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再又通过票号，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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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作为所谓的现存明清建筑最完整的中国四大古城之一，有各种各样兴趣的人很多，值得看、能够看、可以看的方面也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商人，可能更多的是以崇拜叩拜的心态来这里的吧！

我虽不是商人，但来平遥古城，却是我心中期盼已久的！

利用周末两天时间，从西安出发，坐上高铁，3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平遥县城，等加坐公交车约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古城西门外。

古城内北大街附近的如家酒店，是提前在网上预订好的，价格也不贵，因为有老人，就先办了入住。这次也只计划在古城内游览，古城外的景点一概不去，更不要说王家大院、乔家大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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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的这个如家酒店也比较特色，民宿建筑类酒店，土炕类床铺，四进的明清建筑风格院落，两边屋檐下两排中式风格大红灯笼，在夜晚亮灯后，给人犹如穿越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描述晋商富人的历史影视剧中的感觉。在这里，我们住了一晚，感觉还可以。

放下背包后，我们第一个点，奔的就是那个位于平遥西大街上有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业务的票号，被余秋雨先生在文章中无限推崇戏称称为中国大地上今天各式银行“乡下外祖父”的大名鼎鼎的“日昇昌”旧址。

我们仔细参观了日昇昌旧址院落、金库，防假密押，票号家长制组织管理结构图，李大全简介及李氏族谱，以及日昇昌创立二百周年主题展览等。第二天，我们还参观了日昇昌总经理雷履泰的故居。

在这里插一句，山西以平遥、祁县、太谷为主的比较厉害的商人，并不只是票号，其他大商人还有很多，比较有代表的如前段时间央视播的《大盛魁》，讲的就是康熙朝平定蒙古噶尔丹时因军粮器械运送而由太谷王相卿和祁县张杰、史大学三人创建发展而成，鼎盛时被称“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祁县乔贵发创立乔致庸发展的复盛公，亦被后世称为“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乾隆后半期到嘉庆年间国际国内贸易的发展，引起不同城市间货币流通量增大，依靠传统运送现银的结算方式，耗时费资且极不安全，商人急需一种新型的资金结算方式，于是，票号一业应运而生。

票号也称汇兑庄，借鉴古代“飞钱”、“交子”的经验开展异地拨付、交割；存、放款业务，利息市场化，为大中型商号所青睐；揽做捐纳、发行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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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昇昌票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专营银两异地汇兑、存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清道光三年(1823年)，由山西平遥商人李大全、雷履泰创办，其前身是设于城内西大街的“西裕成”颜料庄，该庄由明代到清嘉庆年间已有250余年历史，分号就已经遍布全国重要商埠码头。

日昇昌成立后，山西亦有数十家票号随即应运而生，大家亲邻相助、互相扶持，采用联号等方式，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和四通八达的金融网络，很快就承揽和垄断了国内官、商及私银的汇兑、存放业务，曾一度主宰了当时的金融流通业，被西方人称为“山西银行”。

据史载，鼎盛时全国票号共51家，平遥县城就有22家，祁县12家、太谷7家，太原2家，上海5家、天津1家、广州1家、云南1家。

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的票号，在中国近代史上独领百年，在中国乃至世界金融史上写下了卓越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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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个汇通天下，据雷履泰故居中展板介绍：道光二十年(1840年) ，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定《南京条约》并赔款给英国一大笔银两。根据条约规定，赔款要按期在上海交付，清王朝哪有那么多资金， 巨额的赔款只能向各省摊派，如何按时运到上海也成了难题。雷履泰得知这一消息， 代表日昇昌承揽了这一汇兑任务。道光皇帝和众大臣并不相信日昇昌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但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就交给日昇昌试办。日昇昌按期完成了任务。 道光皇帝感叹地说：“好个京都‘日昇昌’，果然能汇通天下！” 雷履泰于是便请人题写了“汇通天下”四字金匾，悬挂在北京“日昇昌”的后院门额上。

清末，外国银行的进入，清朝官办银行的成立，邮电汇兑业务的兴起，辛亥革命以及其后的军阀割据混战产生的动荡，再加上存者挤兑贷者无踪及北洋政府的见死不救，晋商票号亦跌落下了神坛。

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报》上发了一篇发关于山西太原的文章，其中载道：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曾经辉煌一度的日昇昌，和平遥、太谷、祁县的众多商号店铺，因为时局的动荡变化，没落了。

只剩下古城中的这些商号遗留下来的高门大院，接连不断的精雅屋宇，紧密呼应的森然高墙，依然在默默地等候和迎接着八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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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俗话：富不过三代！

这句话用在雷履泰家，再合适不过。

票号事业走到巅峰的雷履泰，最终却家道败落于儿孙之手，值得每个人深思。

说到这里时，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位中国金融业泰斗和票号创始人的雷履泰先生的生平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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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顺宗年间，雷氏先祖奉旨从陕西渭南雷华镇迁居到山西平遥城内东南门头街，后有一分支再迁居城东细窑村(今龙跃村)，即是雷履泰家族这一支。

雷家为村中大姓，以务农及经营染坊为业，并建有雷家堡合族而居，村堡至今保存完整。

雷履泰（1770年-1849年），出身农家，父亲过早去世，因家贫弃学经商，进平遥城一家宝房当看宝盒的小伙计，后被西裕成颜料庄东家李大全看中，请入西裕成颜料庄，后便被委任为汉口分号掌柜，再后又调其为京都分号领班。李大全继承父亲执掌号东时，将其调回总号，委以总经理重任。

1823年，李、雷二人创立日昇昌，并由雷履泰担任总经理。

古语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1840年 ，雷履泰70大寿时，日昇昌及平遥各商家赠其“拔手其萃”金字大匾，悬挂于其家中厅，以褒扬其首创票号之业绩。

1849年 ，雷履泰去世。

由于族谱遗失，雷履泰及其家族情况大多已不可知，只知雷履泰生有两子，长子辅昌，留居细窑村务农；次子晋昌，随其居于城内。

雷辅昌的事迹，没有记载。

雷晋昌一生无所建树，商学两途均未涉足，靠其父产业虚度一生。雷履泰之孙雷大玉，一生吃喝嫖赌，吸食鸦片，将雷履泰的产业败光，民国初年，与其子雷东阳将祖宅，那块“拔手其萃”金字大匾，乃至坟前碑石一同变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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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个传统，官场中讲的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商场中讲的是共患难易，享富贵难。

《抱愧山西》中就用大段的篇幅记载了日昇昌总经理雷履泰和副总经理毛鸿翙之间交恶的一段纠纷。雷履泰用权术挤走了毛鸿翙，毛鸿翙从日昇昌偷偷挖人，接着各自又使出庸俗卑鄙的方法互相诋毁、打压和拆台，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

从雷毛纠纷争斗来看，曾经叱咤商场的两个英雄风云人物，最终的个人表现，却似乡间的无知无赖小儿，岂不让人叹息！

这亦说明，曾经的山西晋商只是纯粹的商人，虽然精明眼界开阔，但在个人修养上并不深厚，在后代启蒙教育上不像徽商，发了财则急忙办学，却想让子弟正正经经做个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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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的浪潮前，在局势的浪花下，重视自身对内修炼的耕读，亦不能传家深远。

那么，什么东西又能或者敢自称永恒？

肯定不是人，不是某些人所谓的事业。

或许，会是那普世的良善、文明规则！

晋商整体的跌落，原因很多，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就像曾经无限辉煌过的长安、洛阳等城市的衰落一样，时也、命也、运也、势也、人也、政也！

四大古城中的四川阆中、安徽徽州（十年前曾随团去过黄山，可能在古城主街逗留过，只不过行色匆匆还带着儿子，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以后可能会抽时间再去的），这次来了平遥古城，下次，就该是云南丽江古城了。

【特别说明】：①文中的主要观点和部分思想来源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抱愧山西》；②部分史料来源于日昇昌和雷履泰故居中的展板介绍。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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