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庵”及其云南朋友圈

穿过昆明西山山麓熙熙攘攘的茶马花街，路边有两处游人一时不能辨明之所：一处较隐蔽，要从花街尽头热闹的小吃摊绕到后面，往左手边转下去，沿着树林中幽幽的石梯，遂通往位于公路旁的“升庵祠”；另一处倒是显眼，在往上山方向的左边，栈道口立有一碑，上书“升庵亭”，往前方一看，不过是山坡上极普通的一方小亭，白日常有游人歇脚。

岁月流转，故事不传，“升庵”者何人，“升庵”又是何意，今日恐鲜有深究者，兴许在心中草草一解：小庙小寺罢了，或视而不见也在情理之中。然文脉传承，在丰富的日常之间，国人更应重观水登山之乐，以近先生之风。

博南山人杨慎，明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谪戍穷边，放浪滇云三十余载，寄情山水，交游甚广，自名“升庵”，其友亦以“升庵”谓之。

说到取名，杨慎真乃冠名大家。将“春城”雅号赐予昆明的就是他，电视剧《三国演义》开篇之“滚滚长江东逝水”，也出自他的《临江仙》一词。在南中学子的心间，杨升庵是一盏明灯，照亮后学者的问道之路，滇云民间也流传着杨状元的诸多掌故。

明代朱孟震《玉笥诗话》记载，在滇期间，杨慎经常坐一乘木制小轿游山。这乘小到只能“容膝”的轿子，形似量粮食的“升子”，比斗室还小。“升庵”初时便是小轿之名，意为“栖身的小房子”，杨慎在轿外题联自励，分明把这个移动的小空间作为自己安顿身心之所。

的确，小即大，动即多，远即近。山重水复并没有拦住杨升庵三迤交游的步履和热情，在他的诗文中直接出现的云南人多达二百人，其他有交往经历的就更多了。

清人黄宗羲《明文海》记载，“滇之东西，地以数千里计，及门而受者恒千百人。脱颖而登科甲，居魁选者，蔼蔼然吉士也。先生又不以问学骄人。藏智若愚，敛辨若讷，言质而信，貌古而朴，与人相接慷慨率真，评论古昔，靡有倦怠，以故士大夫乘车舆就访者无虚日，好贤者携酒者往问难。门下履常满。”求教于先生的学人从四方聚集到他的身边，无论之前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大家都被其学问修养和不凡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

故“升庵”者，乃中华文化时空中一个自足的小宇宙，无惧风雨飘摇，一个自觉的“文化传播中继站”，自信而不辱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读懂“升庵”二字，也就理解了杨慎的滇南岁月在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升庵”之比，方寸之间，乾坤宏阔，尽显文化传承之远志——不因边地而偏废，不以境遇而受限。

从云南人的角度来讲，把杨慎当作恩人一点儿都不为过。他以坚强的意志和鲜明的个性引领一代又一代云南学人体悟文化之精妙，勇敢开启文化探索的通路，敢于创新，在创新中寻路。从现代中国文明的发展来看，李一氓和张秀熟两位先生都盛赞杨升庵不止步于“修身”“养德”，而是成就大功业之人，“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有贡献”。

杨升庵的云南朋友圈是有现代意义的朋友圈。无论是“杨门七子”的学派形成，还是开风气之先的云南教育的多民族融通发展，抑或无视毁誉、倾心提携后学的出版发表和跨地域的学术交流，无不精彩纷呈，对今天启发良多。

有学者认为，杨升庵的交游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文友门生，二是仕宦名流，三是民族友人。其实，“民族友人”这一维度是融于前面两类之中的。在他的观念中，从来就没有以族类取友之说，如其《云南乡试录序》中所言：“上之涵养，乾知大始，下之承顺，坤作成物，菁莪棫樸之化，梓材多士之兴，良有以也。”如此粘泥带土的文化价值取向，其功能指向并不是为了纯粹自我的、个体的精神超越，而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强盛而努力播撒种子、树木树人，识才爱才。

是的，有教无类，杨慎对所有愿意和他真诚交往的云南人都倾心交流，从来不会以对方的地位、家世甚至学问来衡量亲疏。从这个角度看，便能理解人们何以要“携酒肴往问难”，为什么“咸载酒从先生游”。

杨慎则更是以滇云大地为其学问耕耘之沃土，以滇云人民为其学问之源头活水，以滇云学子为其学问赓续之星火。因此，升庵的云南朋友圈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不以具体社会关系来定义的性情之圈，是一个“后物质主义”的朋友圈，是一个由人际性建构而具有一定公共性的朋友圈。

斯人远逝，今人追忆。关注“升庵”，走近“升庵”，相信想加入升庵朋友圈的人会越来越多。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云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