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皇家猎苑、三代皇家苑囿的“南囿秋风”

团河行宫大宫门内的东配殿原为军机处办公用房，现为《南海子苑囿文化展》的展厅。

南海子，清代称南苑，总面积210多平方公里。这里曾是辽、金、元、明、清五代的皇家猎苑，元、明、清三代皇家苑囿，见证了八百余年的北京建都史。农耕、渔猎和游牧三大文明在此交汇，辽金捺钵春水，元代下马飞放，明代南囿秋风，清代围猎大阅、讲武习勤、居园理政，逐渐发展成为承接都城政治功能的重要区域，中华文明在此也因交流而精彩，因互鉴而灿烂。

苑囿溯源：周之灵囿，汉之上林、北魏华林、唐之曲江、金之大宁等等，均是依托环境优美的湿地资源而兴建的皇家苑囿，它们不仅承担了帝王园居、游赏、理政、游猎、演武、祭祀、教育等功能，更是兼具城市水利、生态保育、物质资料生产的城市防灾功能，犹如当代的湿地生态保护区。南海子（南苑）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其凭借丰沛的水资源、历经辽、金、元、明、清五代的持续经营、形成了总面积三倍于明清北京城的大型皇家苑囿。

苑囿起源、名苑钩沉。苑囿之名，《说文》释为：“苑，所以养禽兽”，“囿，苑有垣也”，即苑囿最初是砌筑了墙垣在其中豢养禽兽的地方。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在《周礼》注中以“苑”释“囿”：“囿，今之苑。”以及“囿，御苑也。”

潜水漫漫，南囿秋风。历史上的永定河从北向南游摆，携带的泥沙堆积成冲积扇，造就了北京南、北两处潜水溢出带，奠定了北京城郊园林建设的生态基础。北潜水溢出带催生了至今依然闻名遐迩的三山五园。南潜水溢出带地势相对平坦，水草丰美，辽金时期就是帝王春水捺钵的首选之地；元代，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在南海子一带下马飞放，筑台晾鹰。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此修墙建苑，设海户种植粮食蔬果，豢养珍禽异兽，辟二十四园，南海子逐渐成为一座风光绮丽的皇家苑囿，被誉为“燕京十景”之一，名曰“南囿秋风”。

南海子地处永定河南潜水溢出带，苑内水源丰沛，依其源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条水系，即凉水河、小龙河与凤河。凉水河源自丰台水头庄，自小红门西侧流入苑内，向东出苑注入北运河；凤河汇集苑内诸泉泊，东南出苑汇入永定河；小龙河堪称凤河、凉水河支流，汇集一亩泉等泉泊分别注入凤河、凉水河。

乾隆皇帝曾系统疏理苑内水系，并在诗注中写道：“近年疏剔南苑新旧水泊……又展宽清理河道、清流演漾，汇达运河……较昔时的飞放泊尤为利益云。”申明了南海子济运补水、资安永定的水利功能。

南苑全图

凤泉凉水河全图·清同治

顺直地形图中的南海子

京杭道里图·清康熙

南海子的古与今

“南囿秋风”的再现图景

河行宫大宫门内的东配殿的后殿原为军机处办公用房，现为《南海子苑囿文化展》其他展厅。

城苑一体。《尔雅·释地》中对理想的城市结构描述道：“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垌。”商周以来，中国的都城规划多于城外水源处营建与都城共生的大型皇家苑囿，充分发挥其物质资料生产与生态屏障的职能，同时承担居园理政、军事操练、狩猎游赏等与城市互补的功能，形成了城苑一体的空间格局。“陂隰广衍，草木丰美”的南海子就是这一生态营城智慧与城苑一体传统的集中体现，在维系北京城市生态安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轴南延，国门新兴。明代南海子添设围墙，辟四门，与北京城南北相对，城苑一体，其苑囿空间就是北京城轴线的南向延伸，这一空间意象在明中期北京外城营建后更为强烈，明末成书的《三才图绘》中的“顺天京城图”就把南海子简化成四方的格局，与北京城轴线相对，其尺度、形状与现实虽有所出入，却反映了中国传统轴线、城苑空间关系的认知。大兴机场坐落在北京中轴线南延长线上，其关系认知也是我国中轴线传统观念的传承与延续。

明万历·王圻、王思义顺天京城图引自《三才图绘》明万历年间刻本

清康熙·海子图（舆1044）、清康熙五十七年 直隶全图

《李明仲营造法式》·宋

依常理事，居园治国。自古以来，苑囿既供旅游，又兼具天子处理政务的功能。清入关以后，继承了明代的宫苑，顺治皇帝曾在此迎接凯旋之师，接见五世达赖，册封董鄂妃。南海子地区形成了完善的行宫体系，是清代帝王于紫禁城之外在北京城中修建的最早的一处居园理政之所。

顺治帝赐五世达赖喇嘛金印

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帝图（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五世达赖喇嘛享堂司西平措大殿壁画）

五世达赖喇嘛像是西藏布达拉宫西大殿的一幅壁画，记录了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进京觐顺治皇帝，二人亲切交谈的场景，是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见证。

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万里迢迢从西藏来京为乾隆祝寿，乾隆皇帝在南苑内德寿寺赐宴。六世班禅结痂趺端坐于宝座上说经论法，胸前佩戴朝珠，一如清廷王公大臣，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禅额尔德尼进京觐见乾隆皇帝的记录，也是民族团结、文化融合、国家认同的印证。

汉文《六世班禅奏书》黄绫笺。此奏书的内容与藏文的相同。六世班禅在京圆寂后，乾隆帝命将藏文奏书及它的满、汉文奏书译本，一同安放在宫中佛堂内，以示对六世班禅的纪念。

紫禁门户、行宫咽喉。巡幸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清代尤胜，其巡幸路线南抵浙江，北至塞外，西到山西，东达辽宁，途中驻跸体系由行宫、大营、水营、坐落等组成。南海子地处北京城南，是紫禁城的重要门户，苑内有旧衙门、新衙门、南红门、团河四座行宫，他们不仅是帝王居园理政的空间，也是出京巡幸、谒陵的必经之地，堪称清代行宫体系的咽喉。

乾隆朝行宫体系

取道南海子奏折“堪圣驾所经之道路情形”

清·南衙门至宝稼营陆路营尖道里图（清乾隆三十五年九月九日）

清·康熙王翚等 康熙南巡图(局部)

奏为遵旨将初十日圣驾驻跸南苑改由双桥门至德寿寺其取直过河处所应搭盖浮桥于初九日完竣；南苑新搭桥座地盘样

清·南苑全图

《上林图》是由明朝画家仇英创作的描绘汉武帝时的皇家园囿“上林苑”美景的绢本青绿设色图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仇英《上林图卷》画意取自西汉司马相如的名篇《上林赋》，描写了汉武帝时的皇家园囿“上林苑”的美景，以及汉武帝与群臣狩猎时的壮观景象。

郊原农事：物质资料生产是中国传统大型皇家苑囿的重要功能之一，《汉书·扬雄传》载：“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池沼苑囿林麓菽泽财用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榖土桑柘之地。”南海子秉承这一传统，在明清时期均有海户专门负责农耕与畜牧生产，专供皇家日常生活与祭祀之用。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南海子在清末开始对外“招佃垦荒”，土地开垦规模提议增大，昔日的皇家苑囿转变为百余座私家庄园。建国后南海子一带又先后成立了红星人们公社、红星集体农庄，继续着其生产功能，至今仍是北京市重要的果蔬生产基地。

上林御苑 麋鹿成群。《诗经·大雅·灵台》中有：“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南海子延续先秦以来皇家苑囿保护生态环境、繁育禽兽牲畜的传统，于苑内豢养无数奇珍异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特有国宝级珍稀野生动物——麋鹿。

南海子郊野公园麋鹿苑，《鹿角记》图卷（局部），清代日本使臣乞求《赐麋鹿奏折》

，南苑鹿角图。

南苑鹿角图（局部）

《鹿角记》图卷（局部）

清代日本使臣乞求《赐麋鹿奏折》

麋鹿东归。麋鹿从圈养皇家苑囿的珍贵猎物到“一举成名天下知”，再到国破“家”亡，漂泊海外的寄人篱下，最终回归祖国怀抱，是大自然的包容和厚德营造了麋鹿的栖息环境，使它傲然于世界的东方；是人类的包容和厚德救麋鹿于危难，使它漂洋过海，重回故里；更是人类与自然的相互融合统一，才能让我们有幸与麋鹿相伴，让我们见到多姿多彩的大自然，感悟着和谐环境下的世间万物。

伴随历史长河的进程，与人类携手，一路走来，麋鹿的失与得与国运的荣辱兴衰息息相关。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光环下，麋鹿演绎着不同寻常的传奇故事，在南海子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诉说着特有的麋鹿文化。

开门便农、海户劳作。《孟子》云：“齐宣王苑囿方四十里，因独享，则大；文王苑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乐，则小。”这种以民为本、与民共享的理念，直接影响了清代南海子的营建。南海子内设海户地，海户每人分以田地进行垦荒耕种，为顺应农时，方便海户耕作出入，康熙皇帝曾下旨“开门便农”。乾隆朝苑墙包砖时，将这些必要的临时洞口改为角门。这些角门正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体现。

招佃垦荒·阡陌交通。明代南海子属上林苑，设海户千人，从事林木栽培与果蔬种植，苑内曾设“二十四园，以供花果”。清代设海户一千六百人，各给地二十四亩，同时为避免过渡开垦，影响湿地生态环境，清廷曾下旨严谨私垦。清末，内忧外患之下南海子最终招佃放垦，在苑囿丰饶的土地上，勤劳的农户结成农庄，昔日的皇家禁苑已是一片阡陌交通的景象。

清宣统元年·南苑督办垦务局执照。此照为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南苑督办垦务局发给大兴县佃户敦叙堂的租地凭证，是光绪二十八年官方议定南苑内闲地亩招佃垦荒认种政策的产物，详细记载了政策出台的背景、内容以及佃户的姓名、租地亩数与四至等信息。

1923年（法）普意雅绘 南苑

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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