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火车上没有那么多“调皮的孩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只要在社交媒体上输入“在高铁上”，就上多个热搜与“淘气的孩子”相关的内容可以在下面找到不久之后，一则关于顽皮孩子制造麻烦的新闻就会传遍互联网。其中，高铁应该是顽皮孩子“上来”概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不久前，一段儿童撞前座的视频引发了网上最新一波投诉。为此，有人提议在高铁上安装“亲子车厢”。

搜索微博关键词“高速”相关结果（搜索时间：9月6日）。

几乎所有“顽皮孩子”的新闻都会提到袖手旁观、无所事事的父母。玩耍和打斗是孩子的天性，这提供了一种防御。例如，父母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个孩子”、“不严重”、“已经不小了”。对于这种无理辩护，广大网友是不会接受的。

有趣的是，社交媒体上也有一些60年代出生的人抱怨现在的年轻人抱怨“顽皮的孩子”，说以前他们也到处制造麻烦和破坏，但他们忘记了一部分他们长大后的童年历史。看来，关于“顽童”这个话题的争议短期内不会结束。

很少有人会质疑最关键的责任人是父母。这不需要太多讨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讨论火车作为一种机器以及乘客与它之间的关系。打架的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认为是“顽皮孩子”，但是当他们被周围的大人认为是“顽皮孩子”时，那么“顽皮孩子”的真正含义就出来了。火车一开始，如果没有人认为他们是“顽皮的孩子”，那可能不是因为大人们宽容，而是因为他们太无聊了。

撰写者 |罗东

19世纪中叶，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多雷

（古斯塔夫·多雷）

他因为但丁、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的小说绘制插图而闻名于欧洲。他去世时年仅51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创作了数万幅精彩的版画、版画和插图，其中许多作品成为经典，不断被后人津津乐道和模仿，比如《一为《小红帽》。

古斯塔夫·多雷的作品，《小红帽》细节。

但接下来就没有这样“活”的命运了。

古斯塔夫·多雷的作品，三等车厢场景。

这幅作品代表的是三等马车，其线条轮廓效果并不像多雷的其他作品那么饱满。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他想招揽一批人。乘客不是一个有故事情节的具体人物，而是被视为群像中的一个成员或构成元素，是可替换、可复制的。有些人又困又累，仰面躺在座位上；有些人则躺在座位上。有的好奇地伸出头看窗外的风景；有的好奇地探出头来。有些人演奏乐器并演奏旋律。其中有一个孩子坐在他母亲的腿上。他可能已经哭了一段时间，正在喝瓶子里的水。左右的大人都看着孩子。他们可以是室友，也可以是偶然认识的陌生人。他们在不同的车站上车，在不同的车站下车。总之，他们与孩子们交谈、参与互动，喧闹声此起彼落，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不确定的姿态。

作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多雷有一天离开他常住的巴黎时，可能一时兴起买了一张三等舱的车票。又或许，其实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买了头等舱的机票，像往常一样坐在舒适又舒服的座位上。在安静的包厢里，我百无聊赖地跑向三等车厢。毕竟，它有可能发生。德国社会学家Wolfgang Schiffelbusch引用了一本名为《德国人在德国旅行的反思》 in 《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的小册子，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当我独自旅行，和无法交谈的人在一起时，我常常会嫉妒三等、四等车厢的乘客。愉快的谈话和笑声会从那些拥挤的车厢一路传到我的耳中。孤立、无聊的小房间。”

《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德国】Wolfgang Schiffelbusch着，金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8年7月。

如果是另一个时代，像上面这样的想法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当你拖着疲惫的身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号，坐下来等待火车开动，希望能暂时远离无聊的事务。

（例如，永远没有足够的消息可回复）

我想在这段时间找到一些空闲时间。我最渴望的就是能够安静地放松几个小时。无论怎样，都无法接受嘈杂的车内环境。

影视剧中的东方快车包厢。图为《东方快车谋杀案》（

东方快车谋杀案

2017）仍然。

美国有一位铁路作家，名叫韦斯特·沃曼，他在欧洲坐火车旅行时也有同样的心态。 1895年，他乘坐当时被称为天花板列车的东方快车，兴奋地赞扬了独立车厢的卧铺车厢：

“一个包厢可以容纳两到四个人，通常旅客只需要支付一小块法郎就可以享受自己的包厢，就像在 Pearlmann 火车上的高级包厢一样私密和舒适。”

他所说的“佩尔曼列车”是美国铁路公司运营的列车，在他看来，这些列车就像铁轨上简陋、简陋、简陋的学校宿舍，只有几块窗帘以保护隐私。关于火车食物的论文集《流动的餐桌》提到了他——西沃曼的奇特之处在于他本人就是一名火车司机——并汇编了他关于东方快车餐车的说法，“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好的”。这确实是乘客所需要的车厢。其内部设施、声音、景色均在现代科技理性的控制下，干净、安静、有序。那么，坐在包厢里的头等舱乘客中，谁会意外地去三、四等车厢呢？

《流动的餐桌》，[美国]Sharon Huggins主编，徐薇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奇珍刊，2021年4月。

在21世纪，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火车会在欧洲投入客运服务。

（火车最初是用来运输煤炭的）

早期，人们发现头等舱和二等舱乘客会感到意想不到的孤独。这是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火车驾驶体验。

在此之前，人们骑着马或马车在乡村和城市的街道上穿行，时而遇见熟人，时而去路边小店买菜加水。不可避免地要与人交谈，也不可避免地要听到周围的声音，包括嗡嗡的人声和叽叽喳喳的鸟鸣声。更重要的是，虽然这并非不可避免，但乘客坐在车厢内与司机和其他乘客交谈的情况或多或少是常见的。随后，他们先打开门，进入了一个半封闭的房间。

（侧面有窗户）

包间里，我和一个陌生人面对面坐着，面面相觑，无话可说。

儿童也参与了这次体验。例如，《流动的餐桌》讲了一个故事：二战前夕，有一个九岁的孩子，名叫雷德格雷夫。

（后来的英国陆军少将）

当他第一次上火车时，他发现自己无法独自走进餐车，更无法选择一张桌子坐在完全陌生的面前。结果，他两天只吃饼干和巧克力。我们或许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在这个年纪不吵闹，反而表现得像一个安静、害羞、有些“社交焦虑”的成年人。除了年龄太小无法承受火车速度的孩子外，想必很多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都是当时还没有完全接受火车训练的一代乘客。 “尚未完全训练”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历史上第一次乘坐火车外出的孩子——即使是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吵闹的孩子第一次进入陌生的、快速移动的车厢时，他就无法表现得像个孩子。

当然，这里并不是用这个例子来解释为什么有的孩子是“顽皮的孩子”，有的则不是。没有接受充分培训的根本问题是，前几代乘客无法应对火车速度、陌生人和无聊。根据欧文·戈夫曼的说法

（欧文·戈夫曼）

据《公共领域的关系》介绍，乘客可以望向窗外，尽可能缩短目光停留在其他乘客身上的时间，从而增加一些私人空间，也让他们在消除车厢这样的公共空间中“适应”。另一种更常见的方式是看书或看报纸，因为当人们做这个动作时，他们会低下头向下看，这可以成功地避免看其他乘客。在火车一、二等座看书成为中产阶级和社会精英的一时时尚。

豪华列车上的沙龙和餐厅，匿名插画，法国《画报》，1899年。

就像被誉为“现代旅行文学之父”的保罗·塞洛克斯一样

（保罗·塞洛克斯）

20世纪80年代他来中国坐火车时，每次离开时行李里总会放着一本书。上车后，除了点餐、与人交谈之外，他最常见的动作就是打开一本书。读这本书。这是他在旅行文献集《在中国大地上》中经常提到的。他是一位作家、学者，随身携带书籍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在火车旅行史上，某种意义上，火车上读书其实是“不适应火车引擎”的延续。据《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统计，当时车内阅读被许多报刊杂志列为危害健康的“不良行为”之一，理由是它增加了大脑的负荷。当然，今天这没有多大意义。

《在中国大地上》，[美]保罗·塞洛克斯撰，陈媛媛译，九洲出版社·后堂，2020年12月。

不难理解，为什么火车早期，一些私人车厢的乘客在心理上会向往三等、四等车厢的怀抱。在欧洲，据说马车是欧式风格的。带有包间的车厢就像一辆又一辆地放置在轨道上，让一等、二等舱乘客感觉自己不是在乘坐火车，火车原本主要用于运输煤炭，但过去也曾在火车上使用过。火车。 。舒适的车厢。私人房间就像酒店套房一样，将乘客分成几组。当他们坐下时，只需处理好与对面人的关系，与其他乘客完全意见一致。火车机身的隆隆声中，乘客们听不到尖叫声、叫喊声和打斗声。只要某个盒子里没有麻烦制造者，那么该盒子就会保持其一般秩序。对于一些乘客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寻找声音或景象来分散自己对无聊旅程的注意力。按理说，即使孩子哭闹、打架——更何况，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那时的孩子和大人一样，还没有经过充分的训练——也不一定被认为是“顽皮的孩子”。其实，这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比现在的人“更宽容”，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人的问题。他们只是真的很无聊。那么，他们所要求的三等、四等车厢到底是什么呢？

开头提到的法国画家多雷就在那里。但除了好奇和破产后的最后手段，大概很少有人会采取这个行动。二等车厢和三等、四等车厢一样，本来都是以货物的形式载人，并没有特别强调。 《流动的餐桌》 提及统计历史数据。从1880年代到1930年代大萧条，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被作为一种货物以最便宜的方式运送到加拿大。随着马车条件的改善，这种马车在二战后开始消失。不变的是，乘客被挤进一个快速移动的空间，带着他们的习惯和风俗来到火车外，与人交谈，娱乐孩子——甚至以一种没有人际界限的方式。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城乡之间开始大规模人口流动，一批批工人乘坐火车、汽车来到城市谋生。当年的硬座车厢里，多雷描述的法国三等车厢场景也以类似的方式出现。有铁路工作经验的摄影师王富春

（2021 年 3 月去世）

乘坐火车穿越全国，打开相机拍摄火车上的人们。

《火车上的中国人》，王富春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堂，2017年6月。

在他的收藏《火车上的中国人》中有一张像下面这样的照片。

王富春摄。

1995年，他在从广州到上海的火车上带着这张照片。男孩脱掉鞋子，光着脚坐在椅背上，双手握住行李架。另一个男孩躺在他下面的座位上。他们和他们身后的成年男子一样，对着镜头做出各种表情。作为记录这一刻的摄影师，王富春实际上参与了拍摄过程中的对话和互动。

从公交车上两个孩子的穿着来看，肯定是夏天，或者初夏或者夏末或者初秋。这个季节，大多数火车上儿童的比例可能是最高的。她的父母在城里工作。夏天的时候，为了缓解爱情之痛，他们常常带他们去城里住几十天，然后送回老家。有时候，父母可能无法逃脱，最终会将取物和送人的工作委托给在同镇工作的老乡，从而降低成本。 1996年，社会学家李培林在《社会学研究》第4期发表了《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文章。他以山东为例，发现95%的人是依靠家人、亲戚或者老乡来获取招聘信息，而和他们一起打工的占一半以上。家人、亲戚、老乡都来自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熟人社会。这意味着，当时有一些孩子是和家乡的人一起登上火车的，安静的孩子在途中就会被削弱，而活泼的孩子则有玩伴和大人可以交谈。

王富春摄。事实上除了这些乘客之外，无论是硬座还是卧铺车厢，无论他们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坐在车厢里的乘客都在不断地寻找方式来打发车上的时间。有些人演奏乐器，另一些人则嘲笑孩子。

中国火车上的座位大多是欧式的，乘客面对面坐着。在欧洲火车的早期历史中，这种设置经常在私人车厢中迷失乘客，但在三等和四等车厢中，却引发了乘客的交谈。也形成了中国当代火车史上生动的一幕。如果火车采用美国风格的座椅设计，那么所有的座椅都会面向同一个方向。

（不好意思看着彼此团结）

，是否还有另外一段历史记忆不得而知。或许还是不妨碍乘客们扭头和两边的人说话，甚至转身仰面躺着和前面的人说几句话。他们中间可能有孩子。事实上，这个假设如今在高铁上已经成为现实。不同的是，今天的乘客与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的乘客不同。世界各地的乘客也发生了变化。

短片《火车进站》(

拉西奥塔

第1896章）图片。

过去，“还没有完全接受火车训练”的一代代旅客几乎已经成为过去。事实上，随着火车和轨道的发展，乘客越来越以火车为导向，这已经是长期以来可见的演变趋势。例如，1948年，英国的“飞翔的苏格兰人”列车消除了19世纪的设置，推出了新的快餐吧和休闲车厢，其中包括一个近7米长的吧台和吧凳。这里已成为乘火车进出的人们的社交中心。 1977 年在南非，据说非洲之傲号豪华列车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住宿，其皇家套房配有一张固定床、一个带咖啡和茶盘的橱柜以及中间的淋浴间。如今的高铁上，即使不乘坐卧铺车厢，普通车厢的座位间距也已同方向拉长。不适应无聊的乘客越来越少。人们追求的是一个封闭、安静、宽敞的房间。如果他们有社交需要，就会换乘特殊车厢。

在这个过程中，火车和乘客都变得更加理性。

火车从一开始就是技术理性的象征。十九世纪初，铁路运输一度几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就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样，只要一个人有火车，交了过路费，就可以通过。这一幕并没有发生。这是因为火车与汽车有着根本的不同。轨道的有限性意味着轨道交通必须依赖统一的整体协调系统。因此，火车和铁路合二为一。这种巨大而复杂的机械物体是现代高度技术理性的体现。

延伸阅读：《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美国人]Frank Dobin着，张望成、张海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

乘客也变成了火车，越来越习惯铁路的技术性和合理性系统。他们不再害怕速度和无聊——手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不再对窗外消失的风景感到惊讶。文明的进程也在这里展现出来。乘客和旅客在特定时间共存于车厢空间内。他们有不同的性格、声音、职业和偏好。为了避免冲突，文明规范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形成的。乘客和火车共同构建安静高效的铁路系统。他们担心的不再是无聊，而是吵闹的人。然而，我们却无法回到过去，回到铁路时代，那里喧闹、交谈，人们带着半熟人坐上车厢。如果整个车厢能够保持安静，每个乘客都不会受到打扰，可以自然地按照自己的需要或兴趣做事，不会发出噪音。这个时候，能和孩子说话的范围不可避免地从周围之前的乘客缩小到只有父母，而他们也不能像其他乘客一样有所保留。

保罗·塞洛克斯 (Paul Theroux) 遇到了一位至今仍可被视为参考人物的家长。

1986年，索鲁乘坐火车前往中国，在北京快车“16号列车”上看到一个哭泣的孩子。孩子哭得越来越大声。男人给他裹上被子，拍手安慰他，不但喂他吃饭，给他换尿布，还陪他玩。男人照顾他。为了不打扰其他乘客，他没有打开车厢内的灯，而是从走廊借了灯。

“他是一位非常有耐心的父亲，”塞洛克斯说。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罗东；编辑：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