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江南丨袁牧：400年时尚史镜鉴苏作创新路

浒墅关草席编织巧妙融入现代鞋包制作，常熟花边工艺创新应用于丝巾、灯罩等生活用品，渭塘珍珠制作的耳钉、挂饰成为年轻人追逐的网红产品……近年来，苏作工艺频频引爆时尚圈，刮起一股国潮风，彰显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完美融合的无限可能。

事实上，时尚始终是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性。明代中期以降，以“苏意”“苏样”为代表的苏州时尚曾长期引领着中国人从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的风潮，塑造出“天堂苏州”的文化名片，树立起“天工苏作”的金字招牌。可以说，古老只是苏州的外衣，时尚才是她的灵魂。

鉴古知今、察往知来。立足当下，如何在守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表现手法、工艺载体、作品题材，融入更多的时代审美和时尚生活元素，让苏作工艺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推动苏州文化创意产业繁荣发展？本期《对话江南》邀约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袁牧，探寻苏州时尚基因密码，探讨文化产业发展之策。

（受访者供图）

“高度竞争性”是苏作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

苏州日报：作为国内首部非遗纪录电影，《天工苏作》上映以来引发广泛关注，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苏作”？

袁牧：《天工苏作》是展示苏作工艺的代表性作品。在影片拍摄制作期间，我曾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影片为何命名为《天工苏作》，因为“天工”意味着“非人之所作”，而“苏作”则是江南手工技艺的典范，两者结合才能真正体现苏作技艺的特质和地位。

要理解“苏作”，首先要理解“手作”。它是起源于农耕时代、以手工技艺为主要特点的创作活动。手作的重要特征是“漂泊性”，正所谓“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人们靠着手工技艺远赴他乡，谋求生路。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衣冠南渡，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繁荣发展。事实上，苏州手工业的发达不仅因为北人南迁带来了知识、技术和人才，还在于高度的行业竞争性。大量人口涌入苏州，面对人多地少的现实，只好选择进入手工行业。而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下，手工艺人为了赢得更大市场，不断在产品质量、创新等方面下功夫，最终形成了人才富集、技艺精湛、声名远播的良好局面。因此，苏作的发达是经济发展、人口集聚、技术革新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手作的“漂泊性”为苏作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影片《天工苏作》的开头，是一对逃荒到苏州的父子，就是这一特征的真实写照。

苏州日报：你曾以“苏作时尚400年”为题做过多次讲座，400年这个时间节点是如何定义的？

袁牧：经历多次人口南移，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苏州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城市格局。自明代中期开始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苏州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无论社会发展，还是生活时尚，都处于引领潮流的突出地位。

苏作工艺的兴旺发达也是渐进累积的过程，在明代中期以后逐渐达到了巅峰状态。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这种引领性的苏州时尚持续近三个世纪之久，不仅是一种炫耀性的风尚，而且是品位和身份、意韵和境界、风雅和脱俗的象征。比如明代崇祯年间有记载说，京中“小儿悉绾发如姑姑帽，嬉戏如吴儿，近服妖矣。然帝京妇人，往悉高髻居顶，自一二年中……雅以南装自好。宫中尖鞋平底，行无履声，虽圣母亦概有吴风”。

苏州日报：当时苏州时尚的引领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袁牧：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标榜名品名牌，衣饰必称为吴服，宝玉珍玩必用吴制，器具肴馔必称吴品，舟车服玩以及装饰新奇之物必诩称吴样。明末清初文学家、诗人邱维屏在《亡友魏应搏传》中这样记载：“游吴、越归，冠吴冠，高尺有二寸，县中人尽笑之。后三月，县中无不冠者，冠或尺四寸。”类似的故事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比如苏州妇女崇尚节俭，家中剩下的零碎布头舍不得丢弃，经过拼接后做成衣服给孩子穿，称作“水田衣”，没想到这种衣服竟成了时装，“群然则而效之”。当时的苏州已经成为全国的时尚标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网红”。

不仅如此，苏州的风物时尚在海外也有很大的影响。明朝中后期，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让世界见识了古老中国的繁盛，尤其是那些精美的造物，让进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和商人们眼花缭乱、艳羡不已。当中国特有的丝绸、瓷器、家具、漆器等物品通过海上贸易涌入欧洲市场时，很快就成了人们争相追逐的奢侈品。而当时的中国，正在刮起“苏作时尚风”，因此，当时的欧洲宫廷，衣食住行中都带有鲜明的苏州元素。

苏作工艺赋予了江南文化以物质载体

苏州日报：明清时期，有一句关于手工造物方面的俗语“苏州样，广州匠”，如何理解这句话？

袁牧：清初大儒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锡器以广州所造为良。谚曰：‘苏州样，广州匠’。铁冶亦然。”这是关于“苏州样，广州匠”最早的文献记载。当时，“苏州匠”和“广州匠”比肩竞秀，闻名天下。但苏州在样式设计、时尚创意方面独领风骚。可以说，“苏州样”在明代中后期是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具体来说，就是处处呈现出苏州古老文化意涵的一种“苏州造物”。

“苏州样”在不同的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名称和形式：在人文形态和生活方式上，称之为“苏意”；在造物样式和行为模式上，名之曰“苏式”；在审美取向和造物手法上，标定为“苏作”。丰厚的文化积淀和闲适优游的生活环境滋生了一种“吴俗习奢华，乐奇异”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当世言苏人，则薄之至用相排调，一切轻薄浮靡之习，咸笑指为‘苏意’，就是‘做人透骨时样’”。比如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抓到一名穿着窄袜浅鞋的市民，要游街示众，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定罪理由，最后竟然称作“苏意犯人”，意思是这种奇装异服肯定是效仿了苏州人。

苏州日报：苏州是江南文化核心区和发祥地，苏州时尚的流行与江南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

袁牧：“江南”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因为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行政区划，更应当从文化江南视角去解读。宋代开始流行的那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将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的诗画意境意象成了“天堂”。如果单纯从显性表征来理解江南，无非就是人们经常表达的“小桥流水、枕河人家”，或者是“清新雅致、烟雨朦胧”，关键是什么促使人们对江南文化形成这样的叙述方式？我认为是江南生活的状态和以生活为载体的江南造物。

关于江南生活的状态，不管是历史文献，还是文学影视作品，都有详细的描述，我们重点要探讨江南造物。江南造物的核心在哪里？当然是苏州。苏作工艺引领着全国的时尚，也引领着江南造物的风向和标准。人们经常用“精、细、雅、洁”四个字来形容江南造物，这比较形象地概括出江南造物的基本特征。“精”和“细”代表着江南文化的品质和审美，“雅”和“洁”则更好地表达出江南文化的意境和追求。概括而言，苏作工艺赋予了江南文化以物质载体，让人们对江南的美好想象都能在生活中找到样本，让人们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江南是一个精巧雅致的江南，一个文运昌硕的江南，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天堂。

苏州日报：苏作工艺经过上千年的保护传承，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你看来苏作工艺发展情况如何？

袁牧：当前苏作工艺的发展，应当说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已经进入了以数字技术为主要手段的造物方式。电脑建模、数码设计、激光雕刻……技术的进步推动苏作工艺不断创新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带给人们更多的产品选择和美学体验。但是众所周知，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苏作工艺一直是以手作的形式存在，如何在保护传承苏作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技术，推动苏作工艺更好创新发展，是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时代在发展，技术在革新，但变化的是造物的方式和审美的风尚，不变的是苏州人的创造精神。我们不能抱残守缺，一味追求手作技艺。那么传统苏作工艺究竟能够赋予我们的产品何种能量？我的观点是基因传承和文化赋能。传统苏作工艺中沉淀着大量的优秀审美元素，包括图案、色彩以及组合样式等，不管时代如何发展，都应当很好地传承下去。而优秀传统文化在苏作工艺中有着丰富的表达和呈现，要运用创新思维，做好苏作工艺中文化元素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打造苏作工艺集聚发展的“文化公园”

苏州日报：近年来，不少苏作工艺积极进行文创产品开发，有的成了网红产品，对此你有何感受？

袁牧：解锁这个话题，我们还是要思考传统工艺的当代转化。所谓文创，其实是以文化为元素，融合多种形式或载体进行的文化再造与创新。传统工艺起源于农耕时代，生产出的产品贴近当时人们的生活实际，有量的需求，是成规模的，但是当下一些文创产品“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太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并不能够满足当代人们的日常需求或审美要求。此外，苏州手工造物的灵动与精美呈现在作品的每一个生产制作流程，每一个匠心独运的细节上，渗透到设计选材、配料造型、雕刻修饰等方方面面，哪怕是不显眼处也有让人叹为观止的精妙。因此，我们不能以“1+1”的方式进行文化和产品的物理组合，比如把传统苏作产品换个包装设计，就称为文创产品，而是要发扬苏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顺应时代的创新精神，用好传统苏作工艺技术和审美元素，生产适合当代市场需求的新的文化产品。

苏州日报：你在不少新媒体平台都开通了账号，宣传推广苏作工艺。苏作工艺如何更好借助新媒体发展？

袁牧：媒体在传播推广传统工艺美术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2011年，我曾经拍摄过42集的电视文化专题片《袁牧谈艺》，其中有20集在央视10套播出，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但是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以手机为载体的新兴媒体发展迅猛，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2020年起，我开始尝试运用自媒体平台进行苏作工艺的展示宣传，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效果比较好，阅读量持续攀升，还可以与受众有更好的互动。不久前，我与苏州大学曹林娣教授合作拍摄了苏州园林系列短视频，受到全网关注。总的来说，新媒体可以更好地传播推广苏作工艺，也能够为苏作艺人带来经济效益。因此，相关部门要积极进行引导和规范，苏作艺人也要学好用好新媒体技术。

苏州日报：苏州是一座被文化浸润的城市，拥有良好的文化产业基础，你觉得如何更好地推动苏作工艺发展？

袁牧：两年前，作为苏州市政协委员，我曾经提交了主题为《关于建构苏作工艺文创产业平台，打造苏作时尚之都的建议》的提案。我建议在“江南文化”品牌塑造中，以创意设计赋能“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这张国际城市名片，打造以创新创意和苏工苏作为亮点的“苏作时尚”之都。

打造“苏作时尚”之都，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建构起苏作工艺文创产业平台。文化发展中有一种独特的“岛礁现象”，这就好比海底沉船，慢慢地会吸引水草、鱼类、浮游生物等聚集生长，形成一个良好的海底生态圈。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大多数苏作工艺散落在传统村落当中，难以产生集聚效应，也无法进行系统展示。因此，我觉得在目前政府有关部门改造利用或有机更新的城市项目中，可以打造一些容纳苏作工艺美术项目入驻发展的集成空间，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岛礁”，进而连点成片，打造出苏作工艺和时尚设计融合发展的“文化公园”。

人物介绍

袁牧，苏州大学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苏州大学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苏州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工信部工艺美术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非遗设计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江苏省工艺美术学会专家委员，苏州市政协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竹刻研究会顾问；金陵竹刻博物馆顾问；苏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学会竹刻专业委员会顾问；虎丘雕塑院顾问，苏州市雕塑协会雕刻艺术指导委员会主席。苏州市政协十三、十四届委员。

主创42集电视文化专题片《袁牧谈艺》，央视10套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播出；出版中国画系列研究专著四本和工艺美术系列研究专著核雕、鸟笼、木雕、砖雕等四本；策划“网师雅韵”竹刻、漆艺、鸟笼、苏扇等系列非遗展；主持多项国家、省和市科研项目；在国内以及德国、日本举办过八次个人画展。

记者手记

“玩家”袁牧

袁牧的“辨识度”很高。一副黑框眼镜，一绺灰白长髯，不管是身穿中式短褂还是圆领短袖，都掩盖不住他身上透出的老派学者气质，让人过目不忘。但是随着对他了解的深入，你却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他。学者的严谨、匠人的专注、画家的细腻，还有孩童般的“贪玩”，在他身上都有着鲜明的体现。思来想去，我姑且称他为一个“玩家”。

初次接触袁牧，是在四年前。电话那头，他大声地表达着对苏作玉雕和玉石市场的看法，言语中溢满对苏作玉雕的热爱，并盛情邀请我去他在吴中区光福镇的雕刻工作室做客。时隔不久，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却不时晒出有关鸟笼的视频。直到两年后，一本新书《大国工匠——南笼泰斗颜虎金》问世，作者袁牧，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两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苏作鸟笼。

后来我才知道，玉雕和鸟笼，只是他爱好中的“两朵浪花”。看到漆艺瑰丽的色彩，他在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建立了漆艺工作室，带出十几位研究生；迷恋陶瓷神奇莫测的釉彩，他义无反顾地在景德镇成立陶瓷工作室；再后来，他又一头扎进竹刻的艺术世界里……或许是太过于“贪玩”，以至于大家都忘记了他其实是个职业画家，十多岁开始学画，本科、研究生读的都是中国画专业，挥毫泼墨已有40多个寒暑，先后在国内外举办过八次个人画展。

对于自己的“贪玩”，袁牧毫不掩饰。他为自己总结了一套沙土建筑理论：学识事业其实就是人生每天都在添砖加瓦的建筑，建筑在沙土上的大厦，其高度不仅取决于根基的深度，还依托于大厦的广度和宽度。事实上，玩不是他的目的，通过玩的态度和玩的方式，来探究艺术创作的本真，才是他的追求。如他所言，做艺术的人，如果连自我陶醉都做不到，那又如何去陶醉别人？

退休后，袁牧有了更多的时间用来玩，开讲座、办画展、自驾游，还无师自通地玩起了自媒体。他在多个社交平台都注册了账号，一律命名“玩艺经”，每天乐此不疲地写推文、拍视频，为身边的艺术家朋友做个人宣传、作品推广，偶尔也会讲讲自己的艺术感悟。两年多下来，他还真“攒”了好几万名粉丝。他说，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拘泥于形式，“活得通透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记者 彭化成）

编辑：钱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