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中国劫机第一案

1983年5月5日，卓长仁（原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姜洪军、安卫建（两人原沈阳体育学院的工作人员）、王彦大（原沈阳市于洪区陵东公社上岗大队第四生产队金属结构厂业务员）、吴云飞（原广东省琼海县温泉公社农场工人）、高东萍（卓长仁情人）六人用偷来的武器弹药，劫持了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飞机，持枪胁迫飞往当时还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韩国。飞机上共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乘客中有3名日本人。

左三为卓长仁，右一为高东萍

事件发生后，台湾当局公然称赞劫机罪行为“起义”，并表示“欢迎机上人员赴台”，台湾当局频繁活动，对韩国当局施加压力，并派出一个由18人组成的所谓“律师代表团”飞赴汉城，企图把6名劫机罪犯遣送至台湾。

在各方博弈之下，5月22日韩国最高法院对卓长仁等6名罪犯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卓长仁等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

然而，1984年8月13日，韩国方面突然宣布对卓长仁等6名罪犯“停止服刑”“驱逐出境”，并于当天将他们送往台湾。

台湾当局借机炒作，将这6名刑事犯称“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赠予巨额黄金，并安排他们进入“反共”部门工作。

卓长仁在台生活糜烂，在把黄金挥霍殆尽，炒期货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伙同一起劫机来台的姜洪军等人，绑架了台北市国泰综合医院副院长王欲明之子王俊杰，并先将其杀害后，又勒索赎金新台币5000万元。同年11月事情败露，卓长仁被判处死刑。

在卓长仁事件的示范下，台湾似乎成为劫机者的天堂。

1983年，让一代人记忆深刻的“严打”，就发生在这次“中国劫机第一案”之后。

劫机年1993

1991年7月21日，国际民用航空器注册号B-2138，美国麦道公司生产的第1702架DC-9系列机，由中国（上海）组装的第23架MD－82，交付中国北方航空公司使用。

于是，B-2138就这样开始了它的生命之旅。然而，B-2138多灾多难，命途多舛，使其成为中国民航最倒霉的机型。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民航事业刚刚起步，民航安保尚不完善，众多劫机犯利用安全检查的漏洞，实施犯罪活动，以达到劫机目的。

1993年民航劫机案频繁在中国发生，仅此一年，就发生21起民航劫机事件。共有10架民航客机被歹徒劫持，飞往台北桃园国际机场，这一年也被称为“劫机年”。

在当时，大陆经济尚未飞速发展，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中期阶段，百姓还不富裕。中国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犯罪分子理想中的天堂。而且，台湾地区也明目张胆的鼓励犯罪分子潜逃到本地区，以达到收拢人心的目的。

劫机：1993年11月12日

1993年11月12日，北方航空公司一架由长春--福州“B-2138”飞机，在空中被韩书学和李向誉劫持。

韩书学

吉林人韩书学，在通榆县医院工作，因家庭琐事与妻子离婚，对生活开始破罐子破摔，对社会产生怨恨，经常酗酒发泄不满。

李向誉和韩书学酒肉朋友，在一次酒后，两人便萌发劫机飞往台湾，过上天堂般生活的的想法。

于是，他俩就收集新闻信息，频繁练习其他劫机犯的劫机手段，预谋劫机。在感觉条件成熟后，韩书学利用职务之便，窃取所在医院手术刀片、刀柄和电动血压计等，伪装成医疗器械包，以医生身份登上了CJ6353次航班。

飞机起飞后，韩书学携带器械包进入厕所，将手术刀片和刀柄组装起来，回到客舱后和李向誉一起劫持了乘务长，手术刀架在乘务长的脖子上，以其性命为要挟，胁迫机长飞往台湾。

机长临危不惧，迅速与地勤取得联系，民航总局命令该机不得前往台湾，要求落地上海。

韩书学和李向誉二人，早有准备，他们打开血压计，发出声响，谎称在闪动的红灯是定时炸弹，如果不飞台湾，将引爆炸弹，机毁人亡，同归于尽。

机长再次把危机上报地勤，总局为了机上乘客的安全，不得不命令机长，按照韩李二人的要求飞往台湾桃园机场。

飞机落地后，韩书学和李向誉随即被台方面逮捕，并以违反民用航空法的罪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13年。

1999年，应大陆要求，李向誉被遣返长春，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两年后，2韩书学被遣返回大陆，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劫机：1993年12月8日

1993年12月8日，距离上次劫机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高军故伎重演，携带手术刀和用白胶布缠绕的玻璃药瓶，登上B-2138型从沈阳--青岛--福州的航班。

飞机在经停青岛时，高军登机。

高军，1968年出生在青岛。1983年初中毕业后进入青岛钢厂工作。1989年，跳槽青岛公交车队，后因长期旷工被单位开除。失业后，在倒卖汽油时赔光借来的高利贷。遂产生潜逃台湾的想法。

他骗取女友的信任，偕同女友登上6517号航班。在飞行途中，他在厕所，从所穿鞋中的夹层中，取出手术刀片与刀柄，出厕所时，顺手从背后扼住了空姐，并以手术刀抵在空姐脖子上。

机组安保人员反应机警，随即把高军制服，但他仍用胳膊肘夹住空姐的脖子，并扬言身上有定时炸弹，要同归于尽，为确保乘客与机组人员安全，机长被迫改飞台湾桃园机场。

飞机落地台湾后，高军没有得到梦想中的金银财宝，只是得到一副铁手铐，他被台湾警方直接送进了监狱。刑期10年，并于2001年被遣返大陆。

同年，高军被青岛中级人民法院，以劫持航空器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高军等人从台湾遣返大陆没多久，B-2138型飞机遭遇了灭顶之灾。

纵火：2002年5月7日

2002年5月7日20:37，北方航空CJ6136号航班，由北京--大连的一架机号B-2138型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按计划将于21:40抵达大连。

21:10，飞机广播，提示旅客收起小桌板，调整做背靠椅，打开遮光板，飞机正在下降，将于30分钟后，抵到大连周水子机场。

21：22分，机长王永祥向周水子机场塔台报告，飞机客舱突然起火，请地勤做好灭火救援准备。

21：24分，机场塔台与CJ6136航班号失去联系，飞机信号突然消失。

21:39分，在大连海域捕鱼的渔民，目睹一架燃着火焰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几圈过后，坠落大海。渔民随即向大连海上搜救中心报警。

21:50分，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后，联合海军、武警和港务局，调集40余艘船舰，立即前往渔民报告的海域进行搜救。

随后，民航总局确认BJ6136航班于21:40在东经121 39.941‘北纬38 57‘，尾翼坠落在东经121 40.175‘北纬38 57.129‘坠毁。

CJ6136号航班上共有机组人员9名，乘客103名，其中包括3名儿童，几名日本人和韩国人，机上112人全部罹难。

5月14日，失事飞机的“驾驶舱语音记录器（黑匣子）”被发现。

5月18日，失事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黑匣子）”被发现。

5月25日，海上搜寻行动结束。搜救队共捞出92位遇难者的遗体或遗骸，收集到上千片飞机残片。

搜救打捞行动，用时18天，动用船舰128艘，约17.8万人次参与该行动，搜索海域达26.7平方公里。

搜救打捞行动期间，美方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派来五人专家组，协助中国专家进行事故调查。

由两个黑匣子还原的飞机飞行轨迹，以及坠海前最后的录音，数据清晰无丢失，经中美专家组研讨分析，最终认定“机舱着火是导致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

分析报告指出：

1.飞机起火点认定在机舱后部，由于大量乘客集中涌入到机舱前部，造成飞机重量匹配失衡，导致飞机坠落。

2.部分尸体除了机械性损伤外，并伴有II度以上烧伤。证明该机在坠海前，已燃烧。解刨尸体发现，体内一氧化碳血红蛋白含量超高，系一氧化碳中毒所致。

3.经严析机舱内的铺设的电路、油路、发动机、食物烤箱等，没有发现初始起火点证据。

4.飞机部分残骸、遇难尸体气管及皮肤表面，检测出汽油燃烧后的残留分子。航空燃油与汽油分子式不同，最终认定，有乘客私自带了汽油上了飞机。

5.经对遇难者尸体受损比对，及对所有登机旅客座位号分析，烧伤程度最为严重的乘客，其体表右臀部、右大腿后侧和下腹部外均有大面积烧伤，且该旅客没有跑离火源的行为，直至飞机解体，该旅客保持着相同的坐姿。

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该旅客最后证实为张丕林。

在对机上所有人员进行背景调查后发现，遇难的112人中，只有44人购买了航空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其中张丕林一人就共买了七份保险，按照所签合同预估，其所指定的保险受益人可获赔140万。

空难分析继续倒推。

技术人员把装有汽油的容器，进行模拟安检拍照，对X光图片与失事飞机上，装有液体箱包的图片作比对，发现一个旅行箱内，装有5瓶类似汽油的容器，经查明确认该旅行箱属于张丕林。

至此，专家组与警方一致认定，旅客张丕林，购买7份航空保险；坐在火源中不逃离；带5瓶汽油登机，其就是北方航空CJ6136飞机空难的嫌疑人。

1965年，张丕林出生于大连。

1983年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其妻子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高材生。

1990年张丕林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大连市公安局户籍处。

1995年，张丕林与妻子育有一子。

张丕林进入公安系统后，本单位已经取消分房政策。张丕林心有不满，辞职在某电脑公司觅得一职。因嫌赚的少，又辞职投奔辽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其妻子先后在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工作。两人月收入在当时来讲，也算是小康。

2001年，张丕林觉得自己应该“飞得更高”，遂辞职，一口气成立一家装修公司，购入一处新房，购置一辆汽车，公司注册资金、新房与新车共计支出80余万元，均为银行与私人贷款。

其妻还为全家人购买了医疗、疾病、养老等各类商业保险，每年保费8000元。

张丕林妻子购买各类保险后，从2000年至2002年5月张丕林飞机纵火前，他在不到两年间，惊人的出现四次车祸，均得到保险公司赔偿。

2002年5月1日，张丕林与妻儿在大连海滨步道走了一天，并请路人拍摄了全家福。

2002年5月7日，张丕林一早来到公司，安抚员工继续工作，他要去北京讨要部分欠款，以补付拖欠员工的工资。

5月7日中午时分，张丕林乘飞机抵达北京。随后，在机场叫了一辆出租车到在京城游荡，几小时后，他又乘车返回机场。

5月7日下午5点左右，张丕林与妻子通话，互道平安。然后，他又给几个朋友挂了电话，闲聊几句。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公司负责装修的经理，安抚对方，欠款已到手，请安心工作。

一切准备妥当，张丕林在北京首都机场买了五份航空意外险，保额100万元。

张丕林在登机时，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我共买了7分保险，受益人是你和儿子，你们准备领取吧。

遗憾的是，在张丕林发出此信息时，其妻已经睡下，没有及时看到此短信。

其实，就在劳动节前的4月26日，张丕林已在大连购买了两份人身保险，保额共计40万元。

案发后，张丕林的妻子和家人，对其购买七份保险的用意跟警方各执一词。他们坚决认为，张丕林办理的大量保险，是为了自身与家人的安全考量，并没有蓄意纵火，恶意骗保。

而对于张丕林前往北京，却没有做任何事情，只是为了搭乘飞机的疑问，他的家人无言以对。

根据警方对张丕林的犯罪指控，张丕林实施犯罪前在6家保险公司，办理的七份保险合同，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张丕林的母亲提出异议，向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各家保险公司应按合同进行理赔。

法院最终裁定，“根据保险法，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金的责任。公安机关现已作出张丕林纵火致他人死亡，故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法对张丕林家人予以拒赔并无不当。鉴于其在犯罪过程中死亡，免除追究其刑事责任”。

2002年中国北方航空公司并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以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为主体，联合中国北方航空公司和新疆航空公司，组建新的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总部设在广州市。

2002.05.07大连空难后，时隔一年，民航总局颁布新规，每名旅客最多可随身携带不超过500ml的液体登机。

2007年，民航总局依照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限定每名旅客随身携带的液体，每件容积不超过100ml。

愿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