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袁长庚：不要爱工作，去爱人

2023年6月16日，澎湃研究所邀请了项飙与袁长庚，两位人类学者与当代青年面对面聊了聊工作。这是2023数字原野计划的特别场活动。2022年，澎湃新闻与腾讯公司联合发起数字原野计划，计划旨在汇聚数字社会研究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共同探讨数字技术影响之下的关系变革、经济变化与时代变迁。

屏幕中的项飙坐在他德国哈雷的办公室中，身着红色的毛衣和牛仔蓝的围巾，发型不拘一格，看上去有些嬉皮。但开口便尽显学者风范。他总是能快速进入到思考的状态里去，眼睛向上看着，仿佛在和大脑进行着信号传输。

袁长庚从云南飞来了上海的现场，他留寸头，穿印着卡夫卡的黑色T恤、牛仔裤和帆布鞋，和媒体中的形象一样，扬着下巴，很少出现嘴角上扬的讨喜神情，像一个不服气的朋克青年。

虽然袁长庚喜欢用“吹牛逼”这个词来自我调侃，但随着活动的进行，听众不难感受到，这是一场极其严肃而又真诚的对谈。

人类学家项飙差点就成了一名工人。

1980年代中后期，初中毕业的项飙除了升学，还有另一个选择——上技校。那是一个读中专技校比上高中更吃香的年代，少年项飙对读书没有什么执念，他形容自己那时读书“还可以”，但是被大人告知“没有潜力”，读了高中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学。

但是项飙希望报考的陶瓷厂技校当年没有招生，项飙上了高中。高中时项飙显示出了读书的潜力，在1990年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他选了社会学系。在北大，项飙花六年时间实地调研了北京城乡边界的“浙江村”。这本《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第一批印刷时，没卖出去两千册，而如今已成为一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学经典。

上世纪末，项飙去牛津读了人类学博士，而后留校任教。现在的项飙生活于德国，任马斯克·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项飙的表达显示出其缜密的学术思考，常常发人深省，刺痛时代神经。例如“附近的消失”“内卷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这位70后人类学家因此被中国大众所熟知。

而另一位80后人类学家几乎从未对工作有过摇摆。

现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的袁长庚早就清楚了自己的学术志趣，毫无悬念地一直读到了博士。在南方科技大学任教的五年中，袁长庚给理工科学生开设“理解死亡”“身体与情感”等通识类课程，成为“人类学网红教师”。

袁长庚的漫长求学之旅以及同当代大学生打交道的工作，让他见证了80后至00后的择业状态与就业环境。2022年，袁长庚离开了写满奋斗意味的深圳，来到春城昆明。他给自己的简介是“文化人类学博士，现居昆明，忙时教书，闲时养猫”。

时间来到2023年，年轻人的就业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内卷、996、脱不下的长衫、985废物等等，成了他们表达无奈和自嘲的新语汇，而这些词汇背后折射的，是当下年轻人对工作的某种共同的焦虑。

人类学者会如何回应年轻人的这种焦虑？

在项飙读书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不会削尖了脑袋往体制内钻。在他的印象中，当时的年轻人会觉得体制外机会更多，虽然有点不稳定，但是外面有奔头，也有趣。正像80年代末的歌曲《外面的世界》里唱的那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虽然有无奈，但总的来说，年轻人还是满怀憧憬。

袁长庚本科毕业时，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记得周围同学找工作时，抱着一种掺杂着对未来期许的共识：没有人的第一份工作是理想的，但只要一直干下去，十年后大家都会上一些或高或低的岸。

2016年，袁长庚博士毕业。那几年，实体经济和互联网科技发展迅猛，靠生产内容为业者遇上了好时候，他感到那时的文科生自信心爆棚。在他们的想象中，工作可以直接对应到未来的美好生活，前途望过去是一片光明。

但这种对未来充满自信的共识并未持续太久。今天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对考公进入体制重又燃起了热情。据统计，2022年国考的报名人数再创新高，超212.3万人，平均录取比例68：1，在最热门的岗位中，两万多人竞争一个岗位。

愈演愈烈的考公热背后的内核，也许指向的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也是许多人类文明中的一道严肃课题——我们该如何面对人生的不确定性。

就像项飙并不认为考公代表了一种保守心态。在他看来，通过考公去追求工作的稳定，是一种特殊的稳定，是通过极度的竞争获得的，为之付出的个人代价很大，因为考上之后，会从事怎样的工作，他们可能不知道也不在乎，对工作本身更无志趣可言。

但这种对稳定的追求并不是躺平，反倒是躺平的反面。考公是一种受到社会高度认可的工作选择，在当下成了一个向上的目标，在不少人看来，考公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袁长庚则指出了这种“稳定”背后的“不确定”：“如果人生是不确定的，就转头投入到体制编制的怀抱，去拥抱一种确定性，那么通常所谓更主流和从众的选择，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20年前的下岗潮便是一个例子。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瓷，当年的铁饭碗被摔破了，不确定性骤然而至。

就像袁长庚曾举过流浪乐手的例子：“一个爵士乐手，没有编制，没有社保，没有稳定收入的来源，看起来非常不确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他的行李箱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可控的。他今天可以在大理生活，明天可以去厦门，后天可以去北方。两种人到底谁经受风险的能力更强大，这是未知的。”

如果“考公”中的“公”代表了年轻人对稳定的想象，那作为通往稳定状态方式的“考”，也正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生命状态。在这场对谈中，人类学家剖析了考公中“考”的深层含义。

袁长庚敏锐地感受到，现在的考试被游戏化了，考试的过程像玩游戏一样，一步一步把东西码齐了以后，就可以通关。这个比喻让项飙意识到，这里的游戏并不是玩乐，所谓游戏化指的是，考试像是电子游戏的设定，遵循非常简单的规则，付出就有回报，而且规律是可控可预期的。

图 上海静安区CBD

项飙一语中的：“考试现在不仅是手段，更成为一种生存方式。通过考试，他知道我的精力应该放在哪里，我的劲要往哪里使，每一天的生活怎么安排，他会觉得我每天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他很单线地付出，这个世界是可以给他回报的，他在那里像老鼠一样刺激—回报，再刺激—再回报，单线地做，他也有很多的焦虑，也有压力，但是他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知和可控的。”

随着经济环境和就业形势的迭变，青年的就业情况并不理想。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月经济数据，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首超20%。这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向体制内求稳。

但与此同时，当职场外的青年逡巡而不得入时，很多职场内的青年却常常加班到9点，被996的工作体制“套牢”。

袁长庚清楚地记得，刚去深圳时，一篇叫做《请看这是晚上12点钟的深圳市民中心》的文章在朋友圈疯转，文章提到正是整个深圳政府在凌晨时灯火通明，才证明了为什么深圳能够成为全中国经济的引擎。

在袁长庚看来，这样的叙事，是一种对现代性奋斗景观的极端迷恋。“这个迷恋杂糅着危机感，杂糅着一种对潜能政治的追求，不去看实际的现实条件，很少谈人的限度。”

而从历史的眼光看，这种迷恋并非新事物。中国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来，“无论是救亡、建设还是发展的阶段，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个根本性的焦虑，就是现代性是不会留给我们时间的，因为别人比你早了三四百年，所以我们整个的现代性叙事里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是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的。”

曾在深圳工作生活六年的袁长庚，对此有着极强的切身体会。他愈发感到，深圳是座太过年轻的、疯狂的城市，也是他这种想要慢下来生活的人待不住的地方。

“我离开深圳的时候，深圳所有的行业都在喊弯道超车，所谓弯道超车就是你知道那个目标是既定的，但是用常规的战术策略不可能完成，只能通过一个手段或技巧来实现对时间成本的极大缩短。”

去年，袁长庚离开了这座现代性景观满布到有些超现实的年轻城市，带着三只猫和七千册书，去到了现代性更稀薄的城市昆明。

而项飙则将目光投向了更具体的996工作制度。

他曾从大厂的角度，分析996存在的原因。他发现这些苦不是年轻人自己去找来吃的，很可能是一种刻意的制度安排。

一些大厂给少数人派高额的工作量，所谓“3-4-5”，3个人干5个人的工作，付4个人的工资，为什么大厂不以更加常规的方式（平均工作量、平均工资）来分配工作量呢？项飙猜测，大厂很重要的考虑是“控制”。

“这个体制的设计，包括把工作时间拉长、工作人数减少，单纯地靠工资高来吸引人，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竞争状态。大家到了工作岗位后，肯定是不加反思地、一根筋地去干活。同时，人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少了，也变得更加容易控制。”

那么年轻人为何又“甘愿”进入到这样的工作场域，“甘愿”吃这样超标的苦？

项飙认为这背后可能是一种成功崇拜，一种回馈崇拜，或者说一种英雄崇拜。“5个人的活招3个人来干，这3个人是顶级的，天才式的人物，是超人；如果招5个人，那他们就只是一般的工人”。从这个角度看，大厂把劳动问题和工作问题，转换成了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超人能力的问题。

就像“985废物”“脱不下的长衫”等网络热词所表达的情绪一样，年轻人通过话语进行自我解嘲，是他们的一种自我调整的方式。对于工作上的“吃苦”，也有了例如“打工要有渣男心态，别走心”的话语产生，这也许可视为对抗公司制度/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策略。

但现场的一位青年对此提出了疑惑：“人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没办法抽离掉情感以及对工作本身意义的渴求。”

图 活动现场，袁长庚在回答

“对工作意义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市中产的焦虑。”袁长庚听到追问工作意义的声音，大多来自城市中产青年。

做高校教师的六年多来，袁长庚接触最多的是大学生。他感到：“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更容易把工作和生活对象化，他把工作意义问题做专门的处理，他的工作意义不直接指向生活，他工作再好，再有钱，不必然意味着生活有意义，所以他通常两边都是困扰的。”

“但是对于社会底层而言，工作的收获可以直接对应于生存价值，所以他在这个方面的计算公式反而比较简单”，袁长庚用自己的博士研究举了例子。

他的博士田野在山东某传销组织里，这些在外人看来又蠢又坏的传销人员，大都初中毕业，他们的工资并不高，但工作量很大，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但是很多人告诉他，“以前我嘴都张不开，现在一个小型家庭聚会，我可以做主持人，我在这个地方学会了演讲，学会了分享”。从底层人身上，袁长庚看到工作和生活的交融，而非截然二分。

项飙对追问工作意义的青年们则表现出了同理心，他解释道：“除了获得物质的回馈，工作也是现代社会中自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手段，关乎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身份，丢了工作的人觉得像丢了魂一样，因为他一下子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不仅是没了收入，更是作为社会一份子，有一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

图 活动现场，项飚在思考与回答

而若要正视工作的意义，也需要将目光放至劳作演变至工作的历史中。

“从战后全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劳作，被稳定成为工作的形态。当劳作变成工作，不仅意味着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签了劳动合同之后，对劳动权利的保护，产假的问题，招聘时的性别歧视，才有了可谈的基础。”也就是说，从劳作到工作，是用一种集体同意的方式，用法律的形式稳定下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在项飙曾经的田野浙江村，那些做衣服的小商贩，认为他们并没有所谓的工作，他们眼中的一些北京市民才是有工作的。浙江村的人会从人的外表和行为举止判断这个人是否是“吃工资饭的”，而“吃工资饭”成了他们对下一代的想象。做衣服是劳作，但吃工资饭是工作。

而在当下，项飙看到的却是：“工作变成了固定下来的劳作，体制内外的区别只是，体制内是稳定的、僵硬的工作，体制外是无规则的工作”。但相同的是，“人没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度，工作也没有给人一种保护感，更没有让人有一种参与感，一种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同事一起去创造的感觉。”

对于工作意义的探寻，似乎已经超过了工作，指向人的存在本身，就像现场另一位青年的发问：“我认为我的这份工作是有价值的，但是我在其中感受不到自我的价值，换一个人也能做。我是不是该放弃从工作中寻找，转而从热爱的事情中寻找自我的价值？”

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这是一个更适合由哲学家回答的问题，但是让人类学家来回答，他们会有不同的切入点。

在工作里感受到价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长庚总结了三点原因：首先，在现代性的分工状态下，即便最后的产出是有价值的，但过程中的重复性不可避免，重复性是常态。

其次，感受到价值的过程会有些曲折，比如很多医生从事的工作是很有重复性的，可能感受不到价值，但是他今天治了一个40岁的中年妇女，明天治了一个20岁的小伙子，生命本身的复杂性就会让他不断地确认，这个重复性的工作也有价值。

最后，工作的产出与个性之间的直接匹配，更容易产生价值感。比如艺术家和创作者不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哪怕他很蹩脚，但是他创造那个东西，世界上只认定是他创造的。不像技术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是高度可被替代的。

那么，普通人如何在工作中寻找价值感呢？

项飙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感受价值”。敏锐的他对听众所言的价值与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作了区分，“价值不是回报”“感受到价值是一个过程”。

“生活的荒谬感往往来自于我向世界发问，我向世界发声，但我听到的永远是沉默。周边没有给你反应，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和恐慌感。”项飙以自己举例，他表示在工作中与同事的有效沟通，是感受到自我价值的时刻。

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感知与回应，所构成的印证和连接感，被项飙称为“日常自我价值的微观构造”。

袁长庚不会劝年轻人放弃从工作中寻找自我价值，他觉得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工作是我们与这个世界联系最主要的方式，“如果放弃从工作中寻找，转而通过生活或精神世界、信仰世界去建立自我价值，其实是更难的。”

工作产生的意义感，让袁长庚想起了疫情期间的一件“小事”：

那年有大量的校工和学生留校就地过年，学生们很想为校工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他们想了很多方案，比如送贺卡或者请吃饭。袁长庚向学生建议，为校工们设计一个45分钟的课程，教他们使用微信的各种功能，从支付到远程通话到录频，为他们做一个小小的培训。袁长庚观察到，很多40岁以上的中年人并不懂得如何使用微信，更不知道如何解锁微信多种多样的功能。

图 志愿者指导老年居民学习用智能手机上网购物

后来，很多学生和袁长庚讲，他们学了十几年的计算机，从中小学就开始参加竞赛，一直到大学，从来没觉得哪一刻是有意义的，直到这次为校工做的小小的培训。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学生在过程中能力得到了提高，而只是他们跟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发生了联系而已。

袁长庚说：“或许你把人生的常规状态连接到一个从未想象到的角落，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被重新启动，我觉得这在这个年代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对谈接近尾声。如果将青年与工作的话题一直讨论下去，似乎在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社会对人的想象是什么？人又何以为人？

从自己的青春走过，又趟过一届又一届年轻人的青春河流，袁长庚感受到了某种不对劲：“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整个社会对人的基本想象是出了问题的”。

他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家长和社会对年轻人的暗示是：自我就像是一块木头，削一块少一块，用一块少一块，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应该把自己保护起来”。

但是，“人是需要被浪费和被投入的，人需要烧过一遍，甚至损耗一遍之后，才能够对自己有所确认。通常人是在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投入到一件事情和一个人身上之后，才会忽然意识到——那个阶段，‘我活得特别像我’”。

袁长庚的这段话，就像他身上那件印着卡夫卡的T恤一样，摇滚得直击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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