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4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现在也遇到新挑战，高质量发展要求兼顾产业链的效率和安全。

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联合撰写了《大国产业链——新格局下的宏观与行业趋势》深度报告，从多个层面分析产业链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新形势下中国发挥好规模经济优势对促进产业链效率与安全的重要性。据此报告，中金公司将推出系列科普文章。

本期内容：变中求兴，贸易规则演变下的中国思变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一个重要表现是贸易自由化。近几年来，在全球局势的多重压力下，部分经济体重拾贸易保护政策以维护其产业链安全，逆全球化的思潮正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

借古鉴今，当前的“逆全球化”表现有何不同？各国的产业发展将转向更加封闭，还是在继续开放中寻求安全？中国又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如何应对？中金研究从贸易规则视角展开分析。

贸易规则：理解全球产业链的一个视角

贸易规则主要指各国在国际贸易中需共同遵守的一系列协定。国际贸易体系中，贸易规则主要体现为两类贸易协定：一类是世贸组织协定（下文简称为“WTO协定”），以奉行多边原则为基础，具有普惠性特征；另一类是特惠贸易协定（下文简称为“PTA”），以单边或诸边的谈判为基础，具有一定的歧视性特征[1]。

贸易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曾高度评价贸易规则：“过去半个世纪世界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贸易的增长，而这很大部分是关贸总协定（GATT）创建者远见卓识的结果。长远来看，GATT等贸易规则可以稳定贸易环境，将世界经济建立在稳定良好的基础上，从而改善全球数亿人的生计”[2]。

一方面，贸易规则最直接的作用是作为“加速器”促进产业贸易发展。另一方面，贸易规则也可作为产业链的“稳定器”，降低其运行压力，这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格外重要。

通过“加速器”与“稳定器”的作用，一个有效的贸易规则可促进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在优势互补、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联通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各成员国均可显著受益于贸易规则带来的规模经济，而其中大型经济体的获益可能更为突出。根据相关研究的测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每年平均可对美国经济拉动1270亿美元，约占其GDP的0.93%；而墨西哥的增量为63亿美元，约占其GDP的0.78%[3]。

逆全球化下：从多边为主到双轮驱动

国际贸易的历史悠长，但早期缺乏规则协调。二战后，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以自由贸易理论为根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3个缔约国签订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推动全球平均关税明显下降，开启了全球化的新时代。GATT也成为WTO的雏形，为当前的多边贸易体制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日、欧崛起改变国际经贸实力平衡，贸易规则在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双重驱动下出现振荡。1965年，美国首次对日本出现贸易逆差，而后逐步拉大，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挑战。美国相继对日本的纺织品、半导体等行业发起制裁，1985年签署著名的《广场协定》施压。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因素再度主导贸易规则演变。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速，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离岸外包的推动下，凭借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承接了大量产业转移。期间全球关税水平大幅下降至3.5%左右[4]，1990-2007年间国际贸易空前繁荣。

金融危机给第二轮全球化按下暂停键，国际贸易规则转向以政治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图表1）。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及产业链扩张趋于平缓，WTO改革停滞不前。以PTA为代表的、反映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间区域贸易协定开始大量涌现。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影响扩大，使得国际贸易的规则基础从效率走向安全。

图表1：伴随大国间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更替，全球贸易体系向多边与区域协定并行演变

Nenci（2011）[5]，Our World in Data，World Bank，UN，WTO，Maddison Historical Database，CEIC，中金研究院

当然，WTO与PTA也不是各自割裂的，而是在倒逼与并进中共同推进国际贸易规则的持续演变。一方面，PTA通过发挥试验和示范作用，倒逼WTO的改革。另一方面，WTO奠定的多边规则也会进一步辐射区域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大国之间对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的包容性将决定国际贸易规则的进一步走向。一种好的可能是达成多边共识，WTO改革突破瓶颈，PTA进一步向更普惠、兼容的方向发展，各国将在规则和制度层面形成更深层次的一体化，WTO和PTA真正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两个轮子”。

进一步看，伴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新挑战的不断出现，WTO和PTA自身未来发展也将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WTO可在裁决、特定领域谈判、运行机制上扮演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石。另一方面，在多边体制的基础之上，未来PTA也有望从规则引领示范、整合区域经济、聚焦产业政策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全球产业链：不确定性上升，“区域化”凸显

贸易规则的演变，表面上是从WTO为主到WTO与PTA在倒逼与并进中的螺旋发展，本质上则带来全球产业链发展目标、合作内容等多个维度的变迁。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不利于自由贸易的政策大幅增加，产业链从离岸外包走向近岸和友岸外包的趋势或将强化。大国更倾向于将产业链布局在地理位置更相近的周边地区，即近岸或回岸外包；同时近年来新签署的PTA更多体现为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间的合作，即所谓的友岸外包。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例，其全球FDI的分布也体现出这一趋势（图表2）。

图表2：近岸与友岸外包趋势或将加强

Mario Larch’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Database from Egger and Larch (2008)，CEPII，fDi Markets，中金研究院

其次，随着大国对贸易规则演变的影响加深，围绕大国的区域产业链效应或愈发突出。以汽车产业链为例，德国、美国和中国等区域中心国家在所在区域中的作用逐步提升，而周边的非中心国家则更多融入本地的价值链循环。

最后，在WTO与PTA的倒逼与并进过程中，部分产业链或迎来进一步开放的机会。比如，在PTA的推动下，数字、绿色等领域的深度条款在逐步开放。以数字税为例，2020年前各国对数字税分歧较大，普遍对数字企业单边征税，引发贸易保护；随着G7、OECD等诸边机构就全球数字税收规则达成一致，将跨国企业征税的最低门槛设为15%，该协定也逐渐在多边规则下获得支持，提升数字产业链的运行秩序。

中国规则构建：进展与挑战

加入WTO至今，中国在国际贸易与生产协作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分工中参与度提升；另一方面，中国的GVC后向参与度[6]不断下降，即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度下降，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上升。为履行“入世”承诺，中国主动对接多边贸易规则，进行了迄今为止覆盖范围最广泛的制度修订，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工业品平均关税由14.7%左右降至7.5%左右[7]。

然而，随着中国贸易规模及影响力持续扩大，地缘政治等因素对中国产业链带来多重冲击，相关贸易转移至其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外迁的多是原材料与最终组装等较低端环节，多数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环节仍然保留在国内。向前看，生产端中国在资本、技术与基础设施上相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比较优势，需求端规模优势较难替代，短期内产业链根基受关税成本上升、下游环节外迁的影响有限。

思考与启示：“内外兼修”的改革之路

逆全球化浪潮下，国际贸易规则和全球产业链正经历新一轮重塑，中国应该如何构建其贸易体系，以更好地应对国际贸易规则的演变、促进产业链发展？中金研究提出了三点主张：

首先，积极参与WTO改革，推动多边合作平台与时俱进。中国可用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WTO改革的诸多议题，即便是在相对复杂的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等议题上，也可尝试将国际标准与国内改革方向相结合，在“各说各话”中寻找“共同语言”[8]。中国应积极将已取得一定成果的议题推广至多边体系，构建基础性共识。如在投资议题、基础设施议题、数字经济议题等优势领域推广“中国方案”。

第二，采取多层次的发展策略，提升区域贸易协定水平。面向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优先推进放宽市场准入与改善当地营商环境。对于发达经济体，中国可更多注重在边境后措施上寻找利益弥合点，如投资、服务、数字经济、医疗卫生等。对于大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国可在寻求不同国家间“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渐进升级。最后，中国可适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向深度PTA等“硬法”过渡。

第三，以自贸试验区为抓手，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推进制度型开放，需要中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资料来源

[1] 根据Limão (2016)、Frankel et al. (1997)、Baier et al. (2014)等学者的定义，PTA包含非互惠PTA（NRPTA）、互惠PTA（RPTA）、自由贸易区（FTA）、关税同盟（CU）、共同市场（CM）和经济联盟（EU）六种类型，且PTA在内容上可对关税、要素、技术、环境等广泛议题进行调节。基于此，本文所指的PTA为广义概念，包含FTA等各类非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和IPEF等软性贸易规则。

[2] Douglas A. Irwin, GATT Turns 60,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07.

[3]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Knowledge at Wharton, PIIE BRIEFING No14-3, November 2014.

[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5] Silvia Nenci, Tariff Liberalisation and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October 2011.

[6] 吴朝阳、吴婵：《WTO改革：代表性成员立场比较与前景展望》，《国际贸易》2021年第9期。

[7] GVC后向参与度指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价值（FVA）比重。

[8] 王琛：《中国参与WTO二十年：从融入跟随、建设倡导到贡献引领》，《亚太经济》2022年第3期。

文章来源

本文摘自：2022年11月9日已经发布的《第三章 变中求兴：贸易规则演变与全球产业链》

吴慧敏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11030004 SFC CE Ref：AUZ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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