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昆明的滇池水运：古渡、夜航和“海匪”“海盗”

来源：【昆明日报-掌上春城】

两千多年里，昆明的水上运输几乎就等于滇池运输。早在战国、西汉时期的滇国青铜器上，就有了船只和“羽人行舟”的形象。昆明四周山高路险，陆上交通困难，从滇南、滇西、滇东南和滇西南经过驿道运到昆明的货物，尽管距昆明城仅剩两三天甚至一两天的路程，也多会到就近的滇池码头下货，转为船运，运进城内，以降低成本。

近代滇越铁路通车后，经铁路运来的许多货物，也会从呈贡下货，转由滇池水运送往湖周各地和滇西。这样一来，滇池的航运就不能不兴盛。尽管多次出现“海匪”“海盗”，但老昆明人对滇池航运的兴趣仍然不减。直到现代，环湖公路运输兴起，滇池航运才逐渐萎缩。

滇池古航道和古渡口

早在先秦的古滇国时期，五百里滇池上就出现了船只。后来出土的不少滇国青铜器上，都有“羽人行船”形象。唐宋两代，昆明成为南诏、大理国的“东都”，国王和官员从洱海边的“西都”前来昆明，多在碧鸡关下马登船，横渡滇池，从宝象河到蜗洞，经石虎关入城。为了保证官船的安全和方便，官府还大兴土木，在云水相连的“涡洞之乡”修建了设施齐备的渡口，由官府配置舟船和船夫，为来往官员及商旅渡运，称为官渡，今天昆明的官渡区即由此得名。

至元代，昆明成为省会，云南政治、商业中心都转移到了昆明，滇池航运繁荣起来。城南的云津码头停靠了大量航船，元人王升在《滇池赋》中盛称：“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在盘龙江云津码头旁的大德桥（今得胜桥）一带，沿街店肆林立，商业繁盛。据有关资料，早年除云津渡外，在滇池周边还有金沙渡、安江渡、高峣渡、昆阳渡等渡口。明代云津渡仍然是昆明近城的主要渡口，当时从滇池周边地区往来昆明城，多半要走水路，傍晚搭上帆船，天亮就可以到达云津桥，可以省去不少“负担之劳”。碧鸡关下又有高峣码头，为水陆交通汇合之处，“滇西客货往来，均取道于此”。晋宁的安江码头也很热闹，从海口横渡滇池而来的客货都在此登岸，从滇南来的铜在此装船北上云南府城（明·唐尧官《晋宁州风土记》《游海宝山记》）。

早年的高峣码头。

明嘉靖年间，四川状元杨慎谪戍云南，久住高峣，经常曾乘船过滇池与友人交往。在杨慎的《晋宁观社将归留别诸君子》诗中，有“南北相过殊不远，绿波红屿更轻舟”之句，写的就是从晋宁（今晋城）安江码头到昆明的航线。当时嵩明太守罗果齐带着好酒，从府城（昆明）乘船横渡滇池，到高峣与杨慎相聚。杨慎欣喜之余，赋诗《席上漫兴重赠罗果齐》，诗中有“君侯载酒过春城”之句，以示感谢。

明末崇祯年间，徐霞客在昆明逗留期间也走过这两条滇池航道，并留下了较详细的记载。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徐霞客游太华山，出了省城，向西南走2里（今西坝）上船，两岸都是平坦的田野。船行10里，穿过平田，又进入芦苇沼泽，行进在一片深绿之间，这里已经不是滇池河道，而是草海了。两侧深草旺盛，航道十分狭窄。再向西行15里，抵达高峣，这才下船登岸。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初四下午，徐霞客到晋宁会友人，从南城外羊市（今近日公园南）南行6里，到南坝上渡船，傍晚才开船，遇上了西南风，船行30里后在海夹口停了下来。三更时（23时）继续开船，清早抵达北圩口（今白鱼口），在“观音山之东南濒海处”。从这里又“挂帆东南行，二十里至安江村”，上岸后在安江饭馆梳洗、用餐，然后前往晋宁城。明代滇池周边码头不少，昆阳码头航运繁荣，附近的兴旺、储英两个滨湖村子多经营航船，被官府定为行船专业村——“专操船业以维持生计”。

明清两代，滇池渡口多达81处。清雍正年间，在昆明城东南一里的盘龙江上有一个古渡口，位于嵩山寺前，又叫嵩山古渡，大约在今天的螺蛳湾附近。清初云南府（辖今昆明一带）知府许宏勋曾为之题写了一块大匾，上书“登彼岸”三个大字。在城西30里的滇池彼岸有一个高峣渡，那里的船只可以到达昆明城西南的版坝河（清雍正《云南通志》）。官府在滇池东、西、南岸设立了河泊所，管理船只，征收海税。今滇池西岸还有河泊所村，就是那段历史的遗迹。

经滇池航运到昆明的砖瓦

滇池三大航线和长途“夜航”

昆明四围多山，驿道路险，人背马驮，耗时费力，又有土匪出没，安全难保，陆路如此，滇池水路的优越性就凸显出来了。早年滇池周边和滇南、滇东南、滇西、滇西南与昆明之间的客货运输，大半都要走滇池。据康熙《云南府志》记载，清初的滇池航运已有相当的规模，形成了东、西、南三条固定航线：

一、东线。从南坝入滇池，经晏公庙、近华浦，行60里到江尾村登岸可到呈贡；从江尾再行80里到石子河登岸，可到旧归化县（今马金铺一带）；从石子河行100里经安江村登岸可到晋宁州（今晋城）。

二、南线。从南坝河登船，经土坝、灰湾、大小鼓浪山、观音山、白鱼口等处，行120里到老塘咀登岸可到昆阳州（今晋宁区城）。

三、西线。由板坝河（今翠湖）下船入滇池，经篆塘、运粮河、近华浦行30里到高峣登岸，过碧鸡关可到安宁州（今安宁市）；也可以从西坝河登船进草海，行30里到高峣，再经山邑村行80里到海口。

到清末民初，滇池长途航线仍然是昆明—昆阳、昆明—晋宁（今晋城）、昆明—呈贡等线，还有昆阳、晋宁（今晋城）、呈贡和海口之间的航线等。即便是滇越铁路通车以后，滇西和滇南的部分地区、滇西南和昆明之间的客货运输仍然要经过滇池航线进入昆明城。由于受到季风的影响，每到下午，滇池内海常常会有大风浪，影响行船安全。为避开大风浪，滇池长途航船会延迟到下午四五点以后开行，在湖上行走一夜，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目的地，往返要行船两天。短途航线主要从西门外篆塘到大观楼、草海、西山脚、高峣一带，多半是搭乘“耍海”人的客船。这些船不大，一般都在白天开行，上午10点左右出海，有时遇到逆风，行驶缓慢，往往要到天黑才能到达，不过沿途海景甚佳，正好“耍海”。

古老的昆明城西篆塘码头

早年滇池航线来回都有生意可做，载客的自然有来有回，运货的也有来有往。据统计，在篆塘和高峣之间，运去的主要是洋货及日用品，运回来的有砖瓦、砂子和石灰等建筑材料；在昆明和海口、晋宁（今晋城）、昆阳之间，运去的主要是棉花、布匹和日用百货，运回来的主要是大米、杂粮、木柴、生铁等；在昆明和呈贡之间，运去的主要是日用百货，运来的主要是烧柴、水果等。滇西、滇南、滇东南各州县货物也会运到滇池岸边的码头装船下湖，运到昆明西门外篆塘上岸，再搬运到附近堆栈店中等待买主。如此运来的货物主要有大米、蚕豆、黄豆、食盐、生猪、烟、糖、茶叶、中药材、土布、木料、砂石、生铁、铅块和各种土特产品，返程则从昆明采办棉布、棉纱、匹头、日用杂货等回销原地，平均每天进出货物三百多吨，规模超过陆地运输，成为昆明和周边最重要的传统运输路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和盟军也常常征用民船运输军需货物。

滇池草海航线上的帆船

滇池航线上的“海匪”和夜袭的“海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军阀混战，时局混乱，土匪横行，滇池上也出现了“海匪”，对客货船进行抢劫，甚至伤害人命。昆明交通从“道路不靖”祸延“水路不靖”，滇池航运受到很大的打击。

当年昆明《义声报》报道了一起“海匪”事件，标题赫然为：《从来未有之骇闻》。报道称，1923年1月10日，有轮船从昆阳开来省城，10多个匪徒假冒军人，自称出公差，混上轮船。船行至观音山，这伙人大肆搜抢，打死掌舵者，又重伤一人，轮船所载货物和乘客银钱全被搜抢一空，然后“换驾小舟，捆载而去”。经统计，此次遇匪，客货损失约在三千元（《昆明掌故》）。

这桩劫财血案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滇池水上警察署决定向香港购买小火轮两艘，用来巡逻滇池，对付“海匪”。但“海匪”也转换方式，改对夜航的木船下手，驾驶着轻便帆船，乘黑逼近，登船抢劫，让警方防不胜防。

1931年1月7日，一艘昆阳大船满载洋纱货80余驮，并搭乘客人4名，午后5时从昆明篆塘驶出，于傍晚8时行驶到西山脚下的龙王庙前。突然驶来一艘木船，上有6人，每人携带大小枪各一支，大喊停船，并连放数枪，打烂船上甑子，幸未伤人。船家不得已停船，4人跳上船来，搜走乘客和船家购货款共510元，劫走洋纱数驮、杂货数驮，携赃驾船而去。船家只好驾船返转到大观楼报警，也别无他法。

1931年4月28日，晋宁船户晚上从晋宁运杂货并搭船客20人到昆明。船行至夜间2时多钟，快要到西山脚下了，湖面上突然刮起暴风，把船吹到岸边，不能行驶。此时来了4个匪徒，撑着一只小船，迅速靠近，其中3人上了船，一个人还穿着灰色的军便衣。他们拿着铁斧、木棍、尖刀，大声喊叫：“奉政府命令前来检查，并拿要犯。”匪徒把22个乘客赶出舱，以检查为名，抢走他们身上携带的钞票、大洋两千多元，还把他们身上的衣服脱去十多件，然后下小船向西山脚原路而逃——显然，当时滇池“海匪”打劫不是一两起，而且有散兵游勇为匪之嫌。

来源：昆明日报

作者：朱净宇

文图资料：《老昆明旧话旧照》

美编：姜维钢

责编：苏昊

编审：周晓雪

终审：周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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