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桥看世界

编辑/木桥看世界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茶叶产地，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茶叶产地。中国茶业协会提议设立“国际茶日”，经联合国批准，于今年五月二十一日正式设立第一个“国际茶日”。

在这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茶叶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使世人对中国的茶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亚洲，中国人的喝茶习惯被引进到日本，并演变为具有鲜明特点的日本茶艺。从广义上讲，日本的“抹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中国宋朝的“抹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抹茶”；二是以明朝制茶方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煎茶”。

这里所说的“日本茶道”，也就是“抹茶”，它起源于日本室町时期的中期和晚期，始创于“村田珠光”，并在武野绍鸥的推动下，最后被千利休所创立。

日本的茶道起源于中国，到现在还在使用中国的工具，日本的茶客们更喜欢称呼中国的工具为“唐物道具”。

唐物工具被用作各个门派的上等密传品茶手法，在日本的茶道中等级极高，身份极高。日本茶道也有专门的称呼，用“唐物”、“和物”等修饰语来称呼。

一、唐代器物与东方传播

日语中汉字“唐”的读音为“kara”，公元630年，日本舒明皇帝首次派遣使节赴唐，从此中、日交往日盛。

在8世纪，“唐”一词被用来指称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从那以后，在近现代之前，日本人对于中华文化的称呼就以“唐”为主。

“唐物”一词，亦由最初的“唐”字，发展到后来对由中国进口而来的各类器物的泛指。

在日本的茶道里，人们把中国的道家用具称作“唐物道具”，亦是由此而来。

在日本中世纪，由于中日交流的增加，许多制作精良的唐物被输入到日本，从而使日本上层人士对唐文化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因此，“唐物数寄”也就产生了，用以描述一种狂热地崇拜中国文物的风气。

点茶法产生于中国宋朝，起源于福建。配制时，先将磨好的茶粉放在茶杯里，加入适量的开水，将茶杯里的茶糊倒入开水中，再加入开水，将茶杯里的茶糊倒入开水中，用勺子等转动，就可以完成了。

12世纪后期，日僧人荣西自浙江引入日本，并在佛教团体中逐步流行开来，影响了整个佛教团体的生活。

唐物的器皿，也随著喝茶的流行，传遍了整个日本，受到了极大的追捧，这一普遍现象在镰仓时代有大量的文献记载。

例如，在1380年的《新札往来》一书中，记载了建盏，油滴，容变，龟盏，天目，汤盏，饶州盏等种类的茶。

《异制庭训往来》中不仅记载有“建盏”，“油滴”，“天目”，“饶州”，“鱼缸”，“定州”，“团壶”，“鹤颈”，“肩筑”，“瓶形”，“水滴”，“大海”，“真壶”，“清江”等等。

还有堆朱，堆红，沉金，胡铜花瓶，金丝，银丝，九莲丝，烛台等各式各样的漆器，丝绸，青铜等等。

唐物工具进入日本的方式有二：

一是通过佛教僧侣的“出入”。日本中世时期，僧侣不仅具有神职，而且还具有“文化传递者”的作用。

由于太平年间晚期“遣唐”的废除，中日之间的官方交流基本停止，但是民众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禅僧与客商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不少日本僧侣也随着商船到宋朝参观过佛教遗迹。

根据资料显示，在北宋时期，入宋的僧人大约有20人左右，而到了南宋时期，入宋的僧人更多，达到120人左右。而把宋朝制茶方法和茶叶种子带到日本的日本第一位茶道大师荣西，更是一位著名的僧人。

在其晚年，以《太平御览》为依据，为日本首本茶叶著作《吃茶养生记》，呈送至源实朝为题。源赖家于1202年于京都创立了建仁寺，荣西被委任为首任住持。

他高举禅宗大旗，并著有《兴禅护国论》，阐述了禅之于国之要义，形成了一股入宋学禅之风，并在日本的镰仓时期形成了一股新的佛教思潮。

而与荣西关系密切的建仁寺五峰，则是后来进入宋朝的僧人，保留并传播茶文化的一个主要地方。

在荣西的积极推动下，从十三世纪开始，日本的禅修僧侣们就开始喝茶，后来又渐渐盛行于整个国家。

因此，唐物工具也在中日两国的僧人来往中，源源不断地进入日本的禅寺。其中最典型的当属1320年由北条先生撰写的《佛日庵公物目录》，收录了日本从中国引进的大批唐代器皿。

例如，在画册上记录了39个中国僧人的佛像，其中包括了39个佛像；作画的是宋徽宗，牧溪，李迪，赵干，李孤峰，崔白，书法作品30余件。

其中不仅有徐堂志愚，吴准师等几十位中国高僧，还有张即之等著名的南宋书法家；另外还有建盏，曜变盏，龟盏等一系列的茶杯，犀皮，桂花等一系列的漆器。

第二，就是贸易，在日本，由于茶文化的兴盛，大批的茶碗、陶器、丝绸、漆器和书画通过宋代与日本的交流传入了日本。

室町幕府建立之初，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以足利尊氏的“天龙舟”与大内氏的“中朝”为主体，由中国走私回来的货物。

包括铜钱、香火、经卷、书籍、寺庙用具、丝绸、宋元书画、茶会上的装饰画、茶具等。

至足利义满大将时期，日本与明代正式通商，双方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勘合商”活动。

勘合贸易有“进贡方物”、“附搭物件”、“客商货物”等三种类型，其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日本向明朝进贡，明朝向其进贡的“贡品-赐品贸易”。

第二类为“因公贸易”，主要是从幕府购买、从遣明船运送的货物，以及从遣明船运送的商船上购买的物品。

第三类为“因私贸易”，指在官方监管下，与宁波牙行和北京会事馆的商贩进行的买卖，以及从北京到宁波途中，与当地的民间商贩进行的买卖。

特别是从明代传回来的一些珍贵物品，更是把一些珍贵的物品带到日本，构成了“东山御物”收藏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也是历代足利军将领收藏的主要内容。

而在应仁变后，“东山御物”或卖或押，以弥补资金缺口，使将军府藏宝大量流落到了平民手中。

日本的茶人一直把这些唐代的东西当成宝贝一样珍藏着，比如堺市的富商，比如织田信长，比如丰臣秀吉，这些都是足利义政的收藏品。

因此，在中日两国的贸易“蜜月期”中，除了禅僧们互相赠送的礼物和一般贸易中能买到的一般商品外，还有一些上好的唐代物品，也被送到了日本。

从数量到种类，再到品质，都远远超出了上个时代。这也是后来日本茶道得以吸纳、运用众多唐代器皿的主要先决条件与依据。

二、以“器物”为代表的茶室空间的创新

唐代器皿进入日本后，给日本的饮茶习俗带来了生机，也引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推动着我国茶叶消费的空间格局持续变革。

在这个时代，战士们往往会举行一场比试，比试结束后，他们还会举行宴会，载歌载舞，因此，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娱乐活动。

在斗茶大会上，唐物的器皿不但可以供人喝茶，还可以作为一种装点会馆的物品。描述了一种喝茶的情景，这就是1370年左右的《吃茶往来》一书中“吃茶之亭”的重现。

它类似于中国茶艺中崇尚的“喝茶”的“意境”，也是对中国“茶艺”“空间”观念的传承。

《吃茶往来》：“是以饮茶台，为对明月。”左思恭恭敬敬的佛像，灵山说的粉饰巍峨；以水墨画中的木兰为菩萨，普陀显形的姿态摇曳。普贤文独一份，是寒山拾得的妆容。今天是重阳节，明天是明月。

可以看出，凉亭中并没有榻榻米，而是摆放着座椅。张思恭所作的《释迦灵山说法图》和牧溪所作的《观音普陀示现姿图》，都是从中国运来的。

这些东西被胡乱摆放在墙上或者桌上，既是显示出这里的主人的财富和身份，也是斗茶比赛的筹码。

在“唐物数寄”之风大行其道的今天，数量不断增加的“唐”物之物，该当怎样安放就成为当务之急。

在室町晚期，“唐物数寄”之风与品茶之风相融合，奠定日本茶道之基础，也就是所谓“书院茶”，是一种以品评唐器皿为主要内容的桌面点茶法。

在此类型的茶会上，茶客们都在一种叫做“书院造”的会馆里喝茶，屋子里都是用榻榻米铺地，没有了比茶时的混乱和嘈杂。

为应对唐代器皿的放置，对建筑构造及室内布局作出一套规范，建立“室礼”，从而进一步完善室内的空间布局，为茶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的村井康彦也曾经提出，无论在艺术史还是在建筑历史上，都可以看到，在后来的“唐物数寄”热潮中，学院的建造，就是为更好地欣赏唐代绘画和其他唐代物品而专门建造的。

以上为放置唐代器皿而创建的这种“书院茶座”格局，在茶座被极大地简化之后，得到了传承。

八世足利义政所建的“东求堂同心阁”，这是目前保存最久的一座学院风格的建筑，也为这座四个半标准型的茶餐厅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其中有一个土制的炉子，可以用来放置茶壶，也可以用来放置茶具，比如天目茶碗、茶壶、茶杯等等，而“押板”，则是用来吊着车架的。

通常只能挂2-5个卷轴，以达到选择与清洁的需要。从那以后，这个房间里的摆设和内部的布局都被简化了。

如付书院、多宝阁等都已被删去，而押盘则逐步演化为“神庙”。至于佛堂的构造，也是按照唐物道具的要求来做的。

而且还对佛堂的材料做了很高的要求，“持有唐物道具者，佛堂上的佛堂需要油漆，没有唐具的人，可以用木头。”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日本茶馆的构造与唐代的器皿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镰仓山早期，饮茶习俗被引入日本以后，由于中、日两国的佛寺及贸易交流，唐物器皿也随之大规模地向东方传播。

在怎样更好地摆放和展示唐代器皿的问题上，大家殚精竭虑，在这一过程中，也促使了茶馆的空间形态发生了变革，使其由“吃茶之亭”向专门的茶馆的转变。

三、日本茶道中的各类器皿是其分类的基础

根据十六、十七世纪初期有关茶叶的书籍和文件，我们可以发现，在确定茶馆规模的过程中，有没有唐代器皿，不但成为判断茶馆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成为判断茶客种类和茶道风格的重要依据。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山上宗二记》，这本由千利休的徒弟山山宗二所著，里面说：

“珠光阁的茶楼有四个半铺米，而那六个米则有三个铺位，直到绍鸥时期，这三个铺位都是给那些没有任何东西的人准备的。只要有唐朝的东西，就可以建造四个半榻榻米的房间。”

联系其所处年代，此处所说的“著名器物”，即足利义政“同朋众能阿弥”所选择的“室町将”时期的“唐物道器”，“珠光”，“引拙”，“绍鸥”，“利休”等早先茶人所选择的“唐物”。

在讨论各个区域的茶楼时，“以物代器”一语屡见不鲜，如果是一个茶人，他可以使用一件唐朝的物品，那么他就可以使用四个半的房间。

这间三层的茶楼，是给那些没有任何工具的茶客准备的，这就是说，最起码在十六世纪中叶的少岛时期。

茶屋是根据有没有唐代工具而设，有唐代工具的人只能用四个半的茶屋，至于那些没有唐家物品的，则是“侘数寄”。

另外，他还将茶人划分为“名茶汤”、“茶汤”、“茶友”、“茶友”和“名人”四类，分别与四种茶道风格相对应。

搜集古代的东西，并且对所有的名字和物品都了如指掌的人，被称为“名茶”。

另外，他善于挑选，善于品茶，被世界各地的大师们称赞，传授这一技艺，并以此为生，被称作“茶汤家”。

所谓的积分榜，就是没有任何物品，只有意志，有创造力，有成就的人。另外，无论是唐代还是唐代，都精于挑选，又精于品茗，并一心一意投身于这一行当的人们称之为名流。

另外，近千万的现代角色，小角色等等，都是从绍鸥的眼睛里挑选出来的。茶中有松本和筱，而数客中有善，而茶中有茶中也有数客，古代有珠光，引朴，少鸥。

此外，日本当代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若阿·罗德里格斯所著的《日本教会史》中，也有关于“茶道”的记载。

1577-1610年间，他在日本的这段时间，恰逢日本茶道发展到相当完善的阶段，他以为“数寄”是对学院茶叶的局部改造而形成的一种茶艺形式。

它可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原数寄；这是一个真实的数字，它包含了数字的本质，所以需要一些昂贵的物品。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个方法是不适合所有阶级的人的，因为它要花很多钱，而另外一种则是普通民众也能参加的比赛。

“真实的，固有的数字，需要一些昂贵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物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罗德里格斯将“本数寄”与“侘数寄”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茶道形式，并将其归类为“有无托运工具”这一主要判断因素。

四、汤品对日本茶人品味的培养

唐物器皿是日本茶人发展审美的来源，全面感受唐代器皿的美感，是品茗人欣赏唐代器皿之美的基本与先决条件。

由此可见，中日勘合商运到日本的第一线宝藏，是足利“东山御物”创作的重要素材，极大地提高了茶人对于美的感知能力与感知能力。

在足利义教和义政两大将领的统治下，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君台观左右账记》的图书，专门介绍了学院的装潢和唐代的物品，其中涵盖了对宋元书画的评价，对挂轴的摆放，对工艺和物品的搭配进行了说明，可以说是学院的茶文化向导。

自永正至大永两朝以来，《君台观左右账记》的手稿已在各地的茶人手中广为流传。

足利等武将通过对唐代器皿的欣赏而累积起来的丰厚的美学思想，伴随着《君台观左右账记》的流传，在某种意义上被不同地方的茶人所接受。

在各个时代，将军和同朋众、战国大名和豪商们，他们都是主导着茶道文化的主要力量，他们在欣赏和品鉴唐物工具的过程中，不断地充实着自己的美学知识。

而，当他们深入体会过奢华之美之后，就会达到一种极致的境界，这在《茶记》的文章中可以看出。

首先，我们来看看村田珠光致弟子古市播磨成音的书函《心之文》。它对初学之人不按常理出牌，轻视唐家工具，而盲目地寻求和物工具等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他说：“世人说，初入寒冬之地的人，都在为自己的信仰而战，这是何等的可笑。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一件好的法宝，深刻地体会到它的奥秘，然后再把自己的心境调整到“冷”和“瘦”的境界。”

武野绍鸥在《侘之文》的末尾说：“无物之人，不可得。”这个“无物”，指的是没有道具的人。

总之，无论是村田珠光还是武野绍鸥，都强调了唐物道具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要让茶人认识到和物工具的质朴之美，就必须先对唐物工具的富丽与典雅有深切的体会。

《唐物》对日本人的欣赏也有很大的帮助，茶会日记，就是茶会上的一些细节，或者说是茶会上的心得。

据日本学者谷晃统计，到2001年度为止，现存的《茶会纪要》已超过200册，其中记载有茶叶工具资料的就有12000次左右。

在这些记录中，以《松屋会记》、《天王寺屋会记》、《宗湛日记》、《今井宗久茶汤日记拔书》等四部最有影响的茶会记为例。

从室町时代后期到江户早期，在众多的茶会中，我们都能发现观察茶具，特别是对唐代的主要器皿，以此来培育欣赏的眼光，也是茶人在研习茶道时，最主要的任务。

茶人不但以自己的名义举行茶会，而且经常以嘉宾的身份出席各种茶会，以此来提高他们对茶品的欣赏水平。

因此，感受唐代器皿的精致和优雅，学会欣赏和欣赏，才是日本茶客们了解中国传统茶艺艺术的先决条件。

若将“唐物道器”与“茶之修炼”相联系，则可发现“唐物道器”对“茶人”审美修养和鉴赏水平的显著影响。

结语

日本中时期，由于中日两国僧侣交流及贸易交流日益频繁，唐物器皿也随之被引入日本，并与中国宋朝制茶方法一道，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日本的茶道。

从日本茶道的发展历程来看，唐物工具所起到的主要功能有：第一，它推动了喝茶场所构造的创新；为了放置唐代器皿，在这间茶室被极大地简化之后，又得到了承袭。

二是对日本茶道的不同类别进行了界定。一个人有没有足够的工具，决定了一个茶馆的大小，也决定了一个人的种类和茶艺的风格。

对日本茶人进行了美学修养。在欣赏、品评唐物道器的过程中，茶人的美学素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全面地感受唐物道器的美感，是喝茶人实现“品评”之美的先决条件。

对和物工具进行了说明与模版。唐物器皿的短缺促使和物器皿的产生，并深刻地影响着和物道器皿的形式与形式。

唐物器皿对日本茶道产生的重大影响，充分证明日本茶道是在中国茶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国茶文化的特殊韵味。

参考文献：

(日)森克己《新订日宋贸易的研究》

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

(日)村井章介，编《日明关系史研究入门》

张建立《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