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欧洲人的旅行与文化创造：以蒙田为例

“近代随笔之父”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年）的《随笔集》是16世纪各种知识与思想火花的汇总，有“生活哲学”之美誉。在《随笔集》第三卷中，蒙田提及自己曾在罗马城获颁“罗马公民证书”，由此可以知晓他从法国旅行到过意大利。蒙田并未详尽描述，故有关旅行的故事以及对其思想的影响，也随之湮没无闻。

时过近200年后，尚斯拉德教堂的普吕尼神父在查找佩里戈尔地区的历史资料时访问蒙田城堡。斯时城堡早已易主，但神父仍得到伯爵管家的友好接待，并且在一只旧箱子中发现一份书稿。他初步判断那是蒙田留下的旅行日记，并说服主人同意他把稿子带走。后经专家鉴定，该书稿确系蒙田的旅行日记。书稿前三分之一的内容出自蒙田的秘书之手，后三分之二的内容系蒙田亲笔，其中法语和意大利语交互使用。在法国就用法语书写，到了意大利便改用意大利语。随着《蒙田旅行日记》（下文简称《旅行日记》）的发现、校勘与出版，世人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蒙田不光在书本中漫游与探索，更亲身经历过一场从法国到意大利，途经瑞士、德意志、奥地利与阿尔卑斯山区，历时500多天的“深度游”。

实际上，在父亲的特意安排下，蒙田三岁前就跟随不谙法文的德国家庭教师学讲拉丁语。青年时，在父亲的资助下，蒙田赴巴黎游学。虽然只是出身于法国加斯科涅的小贵族，蒙田却能讲一口典雅的拉丁文，并自信地游走于巴黎的高端文化沙龙。在38岁宣布退休之前，蒙田长期从事法律工作。那时法国正经历胡格诺战争，宗教战争带来的社会伤害至深至广，对蒙田的人生感悟影响甚巨。在继承了家族庄园后，蒙田过上了退隐读书的生活。他不仅遍读古罗马圣贤著述，更把对人生与世界的省思诉诸笔端。《随笔集》的前两卷于焉而成。

有人曾说《随笔集》是“正直者的枕边书”。举凡日常生活、传统习俗、人生哲理与历史教训，《随笔集》无所不谈。这一评判的背景乃是当时的法国人早已厌倦了内战中的暴力与血腥，《随笔集》前两卷的出版，恰恰给他们带来了渴求已久的智慧与慰藉。在16世纪80年代的法国，凡是受过古典教育的人，或对哲学思考有兴趣的人，大多数读过蒙田的书。他们感到蒙田代他们讲出了自己的苦楚、盼望、迷惑与遐思。死亡、痛苦、孤独以及人性的复杂与无常；人的理智的局限性；宗教中神性与人性的关系；艺术之于精神的价值；战马的使用、迷信占卜、异邦风俗；乃至如何阅读以及儿童教育，蒙田皆有想法。《随笔集》旁征博引，行文自在，不求辞藻华丽，但求直抒胸臆。《随笔集》看似主题繁杂、无所不谈，实则有一条主线：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以及对人的价值与创造力的认可。概而言之，以人为本，是《随笔集》的题中之义。既然人有价值与尊严，而胡格诺战争却以神的名义践踏人性，造成生灵涂炭、国家分裂，自然让时人在蒙田的文字中找到了心灵的避难所。

不过，如果没有1580年那次旅行，我们今天也许只能看到《随笔集》的前两卷。《旅行日记》表明，正是在1580年6月22日开始的那次历时一年半的旅行之后，蒙田回到城堡中才继续撰写《随笔集》第三卷，并修订已出版的内容。那么，《旅行日记》与《随笔集》之间的关系如何？或者说旅行与写作这一文化创造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如果仔细阅读《随笔集》，我们会发现，蒙田旅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他坚信一切主义或主张都建立在个人偏见与信仰之上，故相关知识只是片面不全的，唯有走到自然中方能揭橥事物的真理。《随笔集》前两卷的出版，当然让他很有成就感。但蒙田认为，书本知识需要实地考察以为补充，这样才能根基牢固。此外，身为人文主义者与古典文化的痴迷者，蒙田与同时代的文人一样，渴望在意大利实地见证古罗马帝国遗留的文化财富。再者，身为天主教徒，亦作为胡格诺战争的见证者，蒙田希望能亲眼看一看罗马城，亲自感受罗马教廷到底是把天主教会折磨为“巴比伦之囚”的“末日野兽”，抑或是在所谓的反宗教改革的辅助下恢复了道义力量与政治尊重。这几点结合在一起，便是蒙田意大利之旅的动力所在。

也正基于此，《旅行日记》与其时流行于坊间的意大利旅行指南截然不同，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16世纪晚期的意大利旅行指南，执笔人大半是地理学家、数学家和知名学者，通常用拉丁语撰写，并在德国出版，其目标读者是有钱有闲的上层人士。既然是旅行指南，除了交代交通条件、标注沿途风险之外，名胜古迹的介绍是核心内容。但《旅行日记》则是蒙田留给自己的记忆。用他挚爱的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的话说：“回忆过去的日子，是把人生过上两次。”因此蒙田无意出版日记。他记录旅行，是为了深化对人和世界的感受与理解，以便助力《随笔集》的继续撰写与修订。是以后人可以在《随笔集》中看到十分隐私的场景。譬如，蒙田毫不讳言肾结石给马鞍上的他带来的身体折磨，但由于受到斯多葛主义的浸染，他能够以乐观的精神直面疼痛。每到新的落脚地，疼痛亦有所缓解，他就又满怀欣喜，外出探索。旧病在旅行中时常引发的痛楚，其实对蒙田更深刻地理解人生的无常、无助的孤独与死亡的威胁，助益颇多。在后来撰写的《随笔集》第三卷中，他就曾多次直言自己并不在乎死在哪里，而倘若真有选择的机会，宁愿死在马鞍之上，而不想亡于卧榻之上。

蒙田的实地旅行与他在《随笔集》第三卷中的文字表现如出一辙：看似随意、散漫，却有一条主线，亦即发乎本心地观察和省视体现各种人的特点与标记。是故，名胜古迹并不入他的法眼，意大利的宏伟艺术及其背后的美学思想亦不是他的兴趣所在。身为贵族，蒙田反倒挤进人群，津津有味地观看江洋大盗的伏法场面。即便身为天主教徒，他却敢于走入犹太会堂，见证割礼仪式，甚至勇于探索新教教堂。蒙田将内心中的神性理解为最崇高的人性，因而不受教派或阶层的桎梏，敢于在旅行中主动接触路德宗或加尔文宗信徒，与他们攀谈交流，以便了解其精神追求。这种勇气与宽容，在那个极端对立的“教派化”时代，是稀有与可贵的。到了念兹在兹的罗马城，真正让蒙田心生欢喜的并非高高在上的教宗，亦不是圣周期间的庞大敬虔队伍，而是罗马人的日常生活细节、他们的街道房屋以及古罗马留下来的文化遗迹。

仔细阅读《随笔集》第二卷的最后几章，可知虽然蒙田将自己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取得写作的巨大成就，但并非不受家事国事天下事的牵绊。法国的前途、自身的健康，乃至家庭的内部纷争，都让他觉得应该暂时搁笔。他需要走出书房去看新事物，与别人交换意见，打磨观点，最终在“永恒之城”验证少时便从伊拉斯谟的文笔中了解到的人文主义时空。可以说，《旅行日记》是比《随笔集》还要随意的一部随笔；日记中的蒙田形象，较随笔中的蒙田形象更加私密与鲜活。长达一年半的“壮游”，让蒙田的思想和智慧更为成熟。《随笔集》第三卷的文字便受益于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旅行日记》，就没有《随笔集》的第三卷。对蒙田来说，旅行与写作相辅相成；旅行活动推动了文化创造，让他的感悟与思想更加细腻厚实。

（作者：付亮，系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