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足球运动虽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实际上却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多基本理念不谋而合。这种一致性体现为足球运动“返祖”现象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的契合，足球运动灵活的场上应对与中国文化“见机而作”理念的契合，足球运动有机的开放整体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理念的契合，足球运动真正的打出气势与中国文化“以屈求伸”理念的契合，足球运动健康的心理素质与中国文化“身心一体”理念的契合，足球运动“为足球而足球”宗旨与中国文化“游于艺”理念的契合。认识到二者的这种不谋而合，不仅使我们了解到足球运动何以发源于中国的深刻原因，也有助于克服中国足球运动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并为重振中国足球、让中国足球真正走向世界提供坚定的文化自信。

足球运动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文化及文化理念。故中国足球运动的落后与其说是一种技术上的落后，不如说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正是后一种落后成为中国足球运动长期停滞不前的最为致命的症候。然而，不无揶揄的是，为今天人类足球运动所推崇的一些文化的基本理念，实际上却恰恰为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固有、所富有。就此而言，“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王阳明这一著名的警语，无疑对苦苦学习他人的中国足球亦同样一语成谶。

下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足球运动的中国文化元素谈起。

一、“返祖”现象与天人合一

当谈论今天中国足球何以逊于其他民族足球时，一种所谓的“种族决定论”的观点似乎颇为流行。这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的身体既缺少南美人、非洲人身体的柔韧，又缺少欧洲人身体的体格和力量，就其身体和先天条件而言，中国足球一开始就输在足球运动的起跑线上。这种观点看似言之有理，实际上却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它无视这种情况：一俟人猿揖别和人之为人的身体的诞生，决定人类身体的并非仅仅是纯粹生理的遗传特征，而是文化，以至于可以说，一部人类身体的进化史就是人类身体所有器官的自然人化史。唯其如此，人的眼睛才成为有别于动物的真正的人的眼睛，人的耳朵才成为有别于动物的真正的人的耳朵，人的手以其无所不能才成为巧夺天工的至极之作。

众所周知，在这种身体进化过程中，人的直立行走和与之相伴的手脚分工是人类身体进化的一场里程碑式的革命。正是通过手脚分工，人的下肢的脚愈来愈笨拙，它仅仅沦为支撑身体、移动身体的角色，而人的上肢的手愈来愈灵敏，它不仅以其制造工具的能力使人与动物之间划出一道分山岭，而且还以其所谓“心灵手巧”成为人的心智的外在延伸和心智成长的最重要的助因，并最终使“以心驭身”和身体片面发展在人类身体发展史上成为事实。因此，人类身体的进化和人类身体的异化实际走着同一条道路。也正是出于对这种身体异化的挑战和反叛，一种作为“返祖现象”的人类足球运动应运而生了。王干就此写道：“人们喜爱足球运动并把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可以说是健全人身的一种本能反应，也可以说是人类返祖意识的一种潜在的渴望。在人类初始时期，手足并用，发挥着共同的效用，现在则两极分化……而足球正可以对此进行有效的、富有娱乐性的、积极的、有趣的补偿，足球运动中，脚代替手进行思维，脚传递大脑的信息和思想，脚同时产生着信息、情绪和思想。在足球比赛中，脚部神经异常活跃，它产生的倒挂金钩、凌空怒射、横扫铲射，其实，都不过是远古猿类最最正常的维护生存本能的日常动作而已，而今天的观众则大为惊叹、称赞、歌颂，正证明人的双脚功能正退化到何种地步。”注

故不难看出，所谓人类足球的“返祖现象”是指，人类足球作为对手的统治的彻底颠覆，代表了对远祖人类(猿)的手足并用、身体器官协调发展的原生态行为的回归。这是足球运动所拥有的最为突出、特有的文化功能，也是足球运动令普天下之人对之如痴如醉、如醉如狂，足球运动远胜于以手运动为特征的球类项目(如手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的魅力之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足球运动与今日后现代主义的“砸掉钟表”、拒绝现代文明而渴望“穴居文明”的“回到原始”运动完全神交了。

其实，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天人合一”文化，既然这种“天人合一”既强调“自然的人化”又强调“人的自然化”,那么这必然意味着一种“返祖”的追求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这种“返祖”的追求除了可见之于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报本反始，不忘其初也”(《大戴礼·礼三本》),《周易》“无往不复”(《泰卦·爻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彖辞》)外，尤为道家津津乐道并大力倡导。在这方面，我们不仅看到老子对人类“返璞归真”的呼吁，还看到庄子关于羽化成蝶、知鱼之乐、献祭的猪、被训的马、作为牺牲的牛、“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的龟的种种隐喻。如果说老子的“返祖”思想以其尚不脱“人类中心”而为一种“浅生态主义”的话，那么，庄子的“返祖”思想则在一种对“动物平等”、“动物解放”直接吁求之中，为我们开出了人类“深生态主义”的先声之鸣。

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古人对“返祖”的追求并非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上，而是将之身体力行地贯彻于自身的体育运动之中。例如，中国武术突出的“仿生”性质就是其显例之一。在中国武术中有庄子所谓的“熊经鸟申”,有形意拳的“马、鸡、蛇、鹰、熊、虎、猴”等形，有所谓燕子穿林、鹞子束身、金鸡抖翎、黑虎掏心、白鹤亮翅、青龙献爪、大鹏展翅、孤雁出群等动作。此外，中国古人对“返祖”的追求还表现为，与人类足球运动殊途同归的是，在身体作为上，中国古人更为强调的似乎不是手的运动而是脚的运动，乃至既非“我做”又非“我做”内化的“我思”,而是“我行”被置于其身体践履的中心。作为“人之所行”的“道”为我们谈的是这种“我行”,“读千卷书，行万里路”为我们谈的是这种“我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我们谈的是这种“我行”,“邯郸学步”的故事为我们谈的是这种“我行”,禅宗的“行脚运动”为我们谈的是这种“我行”,宋明人的“知行合一”为我们谈的依然是这种“我行”。令人引以为自豪的是，这种“我行”,不仅产生了我们“脚踏实地”而非好高骛远的民族性格，还使一种我们古人特有的以脚运动为特征的体育项目——蹴鞠——在中华大地大放光华。而这种“古代足球”之所以从战国到两汉再到唐宋都长盛不衰、风靡天下，与其说是对人类足球运动的一种先知先觉，不如说是完全缘于我们民族身上所固有的“返祖文化基因”的造化。

二、场上对应与见机而作

谈足球的场上应对就不能不涉及“涉身认知”。所谓“涉身认知”,是指我们的认识与纯思的认识不同，其始终离不开我们的身体及身处的处境，始终处于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之中。正是这种特定的处境与互动，才使我们的认识具有鲜明的相对性和不确定的特征，从而才使我们基于这种认识的行为以随机应变为其致胜关键。在足球场上，之所以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最不在意的瞬间、最意想不到的场合都可以进球；在足球运动中，之所以以弱胜强、衰兵逆袭的比赛屡见不鲜，之所以几乎任何比赛的结果都那样充满悬念和富有戏剧性，所有这些，正是对这种足球的“涉身认知”及相应行为的最有力的说明。

一个典型例证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对阵哥伦比亚的那场比赛。众所周知，日本虽是亚洲强队，但与“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队却根本不是一个等级。在前一届世界杯上，哥伦比亚曾以4比1大胜日本队，故赛前人们并不看好日本队。然而，比赛刚一开始，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开局仅2分多钟，日本队10号香川真司射门，被哥伦比亚队6号卡洛斯·桑切斯用手挡了下来，主裁判直接掏出红牌将卡洛斯·桑切斯罚下。哥伦比亚队送给日本的这份“红点套餐”大礼，使日本队出乎意料地获得11打10的大好局面。这一下完全打破了哥伦比亚队的赛前布署，哥队一时措手不及，场上局面大乱。最后的结果是，终场哨响，日本队以2比1刀斩哥伦比亚队于马下，并最终获得了小组出线资格。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足球的这种高速而剧烈的对抗运动决定了，足球场上的情况的确是瞬息万变的。一支优秀的球队能取得胜利，除了实力之外，关键取决于其教练和队员的“涉身认知”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认知的随机应变的能力。作为一个球队的灵魂，教练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能够不拘一格地排兵布阵，有极富个性化的战术指挥，能够毫不迟疑地临场换人，能够进行战术调整，以及能够在双方较量中做到以假乱真、以虚掩实，从而使自己真正臻至出其不意、出奇制胜这一用兵的“诡道”的胜境。在当今世界顶级足球教练中，论及这种能力，也许只有希丁克尤值得一提。而他在日韩世界杯期间率领韩国队取得排名第四的优异战绩，不正是体现了一位极富随机应变能力的教练的神来之笔吗?

实际上，这一优异战绩的获取，既有赖于希丁克教练的神来之笔，又离不开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特有的文化基因。中国文化之有别于西方文化，一方面在于其以“涉身认知”大异于西方的祛身化的纯粹的“思知”,中国古汉语所谓“体知”“体悟”“体会”“体察”等等概念的推出，无一不可视为这种“用身体知道”的智慧的注释；另一方面又在于其以基于这种“涉身认知”的随机应变为行为取舍，与西方所强调的那种“行为主义”的一成不变的行为规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随机应变也即古人所谓的“见机而作”。“见机而作”语出《周易》的“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辞》),全句的意思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我们应竭力把握一切变化万端的态势。这种“见机而作”对中国古人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堪称中国古代博弈论的“第一原理”。正是从这种“见机而作”出发，中国兵法才主张“视敌而举”“出奇制胜”,中国武术才宣称“以无法为有法”“无招胜有招”,故无论是中国兵法还是中国武术都坚持“执一即是贼道”,而反对任何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之道。也正是从这种“见机而作”出发，古人才提出“兵犹禅也”(邓延罗语),使兵法与禅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正像禅要求我们回到转瞬即逝的“当下”那样，这种“当下”亦是激烈的竞争赖以取胜的真正制高点。故我们相信，一如乔布斯业已将“苹果禅”运用于商场，注一种将禅运用于球场的“足球禅”的时代无疑也将指日可待。

三、开放整体与和而不同

显而易见，足球运动并非个体性的体育运动，而是一种包括11个队员在内的整体性的体育运动。然而，一谈整体，就不能不涉及两种整体：一者为强联系的整体，一者为弱联系的整体。所谓强联系的整体，是指一种重整体、轻个体的整体，整体是一切个体的根源和目的，为了整体可以牺牲一切个体。在这种整体中，只见树林，不见树木。在当代足球中，有“工兵”之称的德国足球队、意大利足球队正是这种整体的代表。所谓弱联系的整体，是指一种重个体、轻整体的整体，个体是整体的焦点和中心，整体不过是为个体提供表现的平台和手段。在这种整体中，只见树木，不见树林。在当代足球中，人人被冠以“艺术家”的巴西足球队则为这种整体的代表。

然而，当人们正在为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整体观争执不休时，随着耗散结构、系谱学等理论的出现，一种“扣其两端取其中”的全新的整体观应运而生了。它为我们指向了一种作为开放系统的整体，即开放性整体。这种全新的整体之所以有别于先前提到的整体，其理由是：其一，它并非一种具有一成不变结构的整体，而是一种具有动态的、不断生成结构的整体；其二，在这种整体中，它并非要么突出整体、要么突出个体，而是既突出整体、又突出个体，乃至真正做到寓树林于树木中而化树木于树林中，从而臻至树木与树林初无畛域之境。

为荷兰足球所发明并发扬光大的“全攻全守”战术理念，正是这种开放性整体的集中体现。这种“全攻全守”并非简单指球队单纯进攻时全部进攻，防守时全部防守，而是指除守门员之外的10名队员在场上的位置是流动的，每个人并不受位置限制，而只受空间限制，即，在一场比赛当中，球员可能出现在前锋、中场、后卫等所有位置，可以根据场上形势需要大范围换位。在这里，球员已不像传统球员那样，仅为整个球队中一中规中矩的小小的螺丝钉。由于球员可自由扮演球队中的任何角色，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一定场合下以一当十，成为整个球队的发动机和灵魂，并完全彻底地融入这个有机整体之中。人们看到，正是这种“全攻全守”所带来的开放性整体，才使荷兰队不仅赢得了接连两届世界杯亚军的殊荣，还为今日巴塞罗那队那种如行云流水般的魔幻足球奠定了基础。

当代世界足球南美风格与欧洲风格的合流，同样反映了这种开放性整体观。如果说前者以强调球星自主发挥来更多地凸显足球运动的个体性的话，那么，后者则以强调队伍的严密配合凸显足球运动的整体性。因此，在当今世界足坛，但凡优秀的球队，无一不是一流球星与一流配合的珠联璧合的绝佳体现。被称为“宇宙队”的巴塞罗那球队即是典型，从中我们既看到了形如神契、密如织网的队伍配合，又看到了梅西风驰电掣的个人突破，并且二者是如此的须臾不可分离，以致梅西一旦离开巴塞罗那，梅西就不复为梅西，就像他在阿根廷队里那样几乎无用武之地。复以巴西足球为例。巴西足球队之所以雄风不再、日渐式微，竟然在2014年本土举办的世界杯上落得个1比7惨败于德国队的结局，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即从自己本土式的“球星足球”片面效仿欧式的“整体足球”,其结果只能是“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既没有学会欧洲足球之长，又丢掉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最终必然沦落到甚至连球都不知道如何踢这一“邯郸学步”的悲惨境地。

如果把这种开放性整体不仅看成是足球运动意义上的开放性整体，而且看成是组织行为意义上的开放性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足球运动的理念与中国文化的理念又一次殊途同归了。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组织行为理论亦是一种具有动态的、不断生成结构的整体理论，始于阴(“坤”)阳(“乾”)化生、终于“未济”的《周易》64卦象体系正是对此的立象以尽意的说明，而《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所描绘的自组织的“率然”的“常山之蛇”队伍形式则正是对此的实际应用。另一方面，“和实生物”,一种动态的、生成性的结构整体必然是一种“和”的结构整体。而“和”之所以为和，是以一种“和而不同”“非一非异”,亦个体亦整体的关系为其依据的。实际上，这种“和”的关系恰恰就是中国社会经久不衰的“家本主义”的“家”的关系。正如在一个家庭或家族中，其姓氏的同一性并不意味着它可取代每一个家庭、家族成员的名字的差异性，中国的家化社会同样是以“不同而一”“亦群亦分”(荀子语)为其人际规定的。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角色论”始终与“为仁由己”的“自我自足论”携手并行。王阳明对“视天下为一家，中国就一人”的强调与李贽对“人人各正一乾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九正易因·乾解》)的强调，二者同样都值得肯定。由此可以得出，正如从“大一统”“超稳定”的固化的社会结构系统走向生机勃勃的群己和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径那样，作为一个“小社会”的中国足球组织要走出其“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不治之症，亦应循此而行。

四、打出气势与以屈求伸

在笔者的印象中，“打出气势”似乎已成为中国足球队每次大战战前动员的口头禅。“打出气势”要求队员先下手为强，甫一上场，就利用球员刚上场的体力、速度上的优势，于对方形成压制之势，力争取得开门红。但是实际结果往往是，虽然这一要求也一度造就了我方场面壮观的开局，“一鼓作气”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再而衰，三而竭”,由于体力的过早透支，再加上技不如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队逐渐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种求一时之逞的打法不仅是一种不成熟的球队所使的雕虫小技，同时也犯了中国兵法之大忌。《孙子兵法》不是讲“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吗?不是讲“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吗?《孙子兵法》告诉我们，在战争中一种高明的战术要求我们首先不是贸然行动，而是“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司马法》),并要求我们敛迹藏锋、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即以被动求其主动，而所谓的“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九地篇》)正是将此战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之境。显然，这种战术不独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军争里，同时还体现在中国古代武术的博弈中，为武术家所津津乐道的所谓的“舍己从人”“引进落空”,所谓“借力打力”,所谓“四两拨千斤”,都无一不是对此的明证。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兵、老相通，孙子经由绵绵战火提炼出的这种战术，通过老子的进一步阐释，被升华为中华文化的普遍理念，即一种所谓“以屈求伸”的文化理念。在老子看来，正如我们自身的身体唯有收缩才能得以伸展那样，人类的行为乃至天下万物的运动无不如此。由此就有了他的“天之道，其犹张弓与”(第七十七章)的隐喻，就有了他的“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第六十六章)的种种慧识，以及他所谓“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第三十六章)这一排比警言的推出。人们看到，正是这种“以曲求伸”,与儒家所强调的“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的礼，一起形成了我们民族特有的诸如敛迹藏锋、持满戒盈、为人含蓄低调以及“真人不露相”等生命智慧。而“屈而能伸者，唯其势也”(《宋论》卷十五),一如王夫之所说，这种“以屈求伸”,与其说是使我们通向生命的消极的畏葸不前，不如说从中恰恰爆发出我们自身生命的积极的、蓬勃的无限势能，并进而形成了我们民族在竞争中“重势”“蓄势”“乘势”“借势”的悠久的文化传统。故我们相信，正如《孙子兵法·势篇》从以驰求张的弓弩中为我们引申出战争中的“任势”之道那样，唯有“以屈求伸”才能使足球运动的“打出气势”得以真正大行其道。

如果我们考查现代足球运动，就不难发现，凡是世界上优秀的球队以及优秀的战绩，无一不遵循着这种东方古老的“以屈求伸”之道。人称“三流球队靠体能，二流球队靠技术，一流球队靠节奏”。注这里，一流球队所依仗的“节奏”,恰恰就是指其在足球运动中屈伸自如、张弛有度，即今之所谓“攻守平衡”是也。巴塞罗那队的足球就使人们强烈感受到这一点。观看他们的比赛，你看到的是像海浪一般的潮起潮落，是作为球队生命线的那种节奏感，是一会儿动若脱兔一会儿静若处子的攻守之间自如的转换。巴塞罗那队是如此，德国队也不例外。勒夫率领下的“德国战车”之所以在2014年世界杯期间那样的战无不克，关键在于这架“战车”做到了能进能退，可放可收，而且极富弹性。其中的最大诀窍是德国队像巴塞罗那队一样踢得很慢，只有慢下来才能快起来，慢下来才能使自己始终处于“蓄势待发”之态，从而才有可能在进攻中形成疾如电驰、风卷残云之势。至于被很多球队祭为宝典的“防守反击”,则更是与“以屈求伸”之道深深相契，以至于它屡屡在足球史上创造以弱胜强的奇迹。2018年世界杯上韩国队战胜德国队即其显例。与强大的卫冕冠军德国队相比，韩国队显然是公认的弱旅。所以，对此有着清醒认识的韩国队，非常明智地使全体队员统统龟缩后场，坚定不移地贯彻防守反击战术，久攻不下后的德国队心态愈来愈急，心浮气躁，在百密中必有一疏。下半场韩国队终于攻入一球实现了逆袭。临近终场时德国队更是急不可耐，包括守门员在内全员压上。不料韩国队一个长传冲吊，孙兴慜即刻赶到，将球又一次送入德国队大门，将比分锁定在2比0,最终将不可一世的德国队淘汰出局，并且以一种“投之亡地然后存，防之死地然后生”(《孔子·九地篇》)的方式，为足球史贡献了一场“哀兵必胜”的经典战役。

五、心理素质与身心一体

众所周知，足球运动既是一种身体上的比拼，又是一种心理上的较量。球员是否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否具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对于一个球队的表现至为重要。在这方面，现代足球史上是有着很多惨痛的教训的。说到这里，就不能不令人想起一代球星齐达内的顶人之举。2006年世界杯法、意决赛，面对意大利球员马特拉奇对自己的种种身体上、语言上的挑衅，久经沙场的法国队长齐达内竟然情绪失控，用头顶撞对方，其结果是齐达内被出示红牌，当场罚下，这间接地导致法国队输掉比赛而痛失冠军。一代巨星齐达内尚且如此，公认为弱旅的中国队球员的心理素质更是可想而知了。中国足球队之所以屡战屡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技不如人，另一方面则与球员缺乏强大而健全的心理素质不无相关。除了长达多年的“恐韩症”外，我们已记不清中国足球有多少“关键时刻掉链子”、有多少“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有多少“黑色三分钟”。球场上精神压力过大和不能专注于比赛业已成为中国足球的致命之症，而一些足球领导的病急乱投医又导致了病上加病的状况。

本来，正如“新教伦理”决定了欧洲文化一心一意的敬业精神(该精神在足球上集中体现为德国队的永不言弃的精神)那样，中国文化的“身心一体”宗旨亦决定了我们民族心无旁骛的“致事敬”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要求我们身之所至亦是心之所至，也即身心的高度一致。由此就有了《大学》的“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之论。而后来禅宗“正念”论的提出则使这种“正心”论更上一层楼。这种“正念”要求我们“饥餐困眠”,饿了就好好吃饭，困了就好好睡觉，而非“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景德传灯录》卷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一切放下”“一丝不挂”,也就是要排除心猿意马的种种执念和思虑，最终臻于“身心一如，身外无余”(宋杲：《鼎需禅人求赞》)这一身心关系的至极化域。正是由于禅宗，中国艺术、中国武术才有了所谓“得心应手”之说，东亚文化的敬业、精工精神才能得以真正的发扬光大。

无疑，认识中国文化中的身心一体，不啻为解决中国足球心理素质问题提供一服解剂，一服来自本土文化资源的解剂。它告诉我们，要解决中国足球积重难返的场上精神压力过大和精神不够专注的问题，现代西方的种种心理调适技术固然可资借鉴，但我们对自身古老的心理学资源同样亦不应熟视无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妨让球员学习瑜伽、从事射艺、实践禅修、练习调息或打打太极拳。正如今天西方人已将所谓东方式的“正念疗法”(the mindful way through depression)运用于心理治疗的临床领域并取得引人注目的疗效一样，注我们相信，上述种种古人的灵修实践也必然为中国足球队员心理素质的改善作出积极的贡献。如若认识不到这一点，而一味唯西方心理学马首是瞻，我们不仅会沦为数典忘祖之辈，还有古人所讥的“骑驴觅驴”之嫌。

六、为足球而足球与“游于艺”

可以说，足球运动是人类体育运动中最美的一朵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足球既是体育又是艺术。正如艺术以其无目的、超功利而为艺术那样，足球虽有胜败得失之争，但说到底，其最终宗旨则是“不争之争”,即为足球而足球地追求足球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按康德的目的论学说，足球以其“内在目的”而非“外在目的”而存在，是和“美”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美”又使足球与席勒所谓的“自由的游戏”是完全一致的。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唯有巴西的“桑巴足球”才代表了人类足球之最，为我们打开了通向人类身体运动美的梦想的洞扉。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唯有巴西球员令人眼花缭乱的盘带技术、行云流水的动作组合、超乎想象的倒挂金钩，而非英国球员的长传冲吊、德国球员的坦克式的力量碾压，才使球迷们如醉如痴、叹为观止，并从中领略到足球运动无穷的魅力和精髓。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唯有巴西队以绝活著称的球王贝利、带球如入无人之境的外星人罗纳尔多、踩单车技术惊爆眼球的罗那尔迪尼奥，而非英国队的“野兽”坎通纳、德国队的“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才能当之无愧地被奉为现代足球的真正巨星，并使自己真正屹立在世界足球的顶峰。

这种作为“自由游戏”的足球不仅带领我们走向超功利的美的王国，亦使我们在上帝死了的今天，以一种“形神一体”和“体育代宗教”的方式，为精神进退失据的人类提供了终极性的精神慰藉。马拉多纳、贝克汉姆这些天王巨星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拥趸如潮，其盛况堪比罗马教皇巡游世界各地。在今天，足球运动已不无神奇地成为人类精神真正的黏合剂，超越了任何种族、国家、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的隔阂与界限，甚至催生了球赛期间种族之间战火顿息的奇迹。而足球运动所体现的这种“准宗教”的功能，恰恰与所谓“感性的神圣”“诗意的神秘”这一人类新的超越思潮的趋势完全一致。

不无遗憾的是，当今天艺术足球偶像辈出、星光灿烂时，中国足球却不幸落入了偶像不再、星光黯淡的低谷。20世纪80年代古广明令人炫目的盘带技术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以后以张效瑞为代表的“四小天鹅”所刮起的桑巴之风也已“流水落花春去也”。取而代之的，是球员动作的日益粗糙、球技的日益下滑，是作为“自由游戏”的对立物的功利主义足球的兴起，是球员非审美的急功近利日甚一日，是黑哨、赌球、假球乃至性丑闻的大举进袭，是报酬愈高、水平愈低，是到海外踢球从趋之若鹜到人人避之犹恐不及……一言以蔽之，是对为足球而足球的艺术足球的日益背离。

这不仅是对为足球而足球的艺术足球的背离，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的“游于艺”的文化理想的背离。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以往的论者往往依据形上、形下之分，将“游于艺”依次视为最低端的东西。殊不知，按中国文化“下学而上达”的方法，恰恰是在这种至为形下的技艺、艺术之中，至高无上的“道”才得以真正通达。这也为我们说明了在庄子那里，为什么真正的技艺实际上是“进乎道”的技、道一体的技，唯有在庖丁解牛的技艺中，我们才能做到“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而深契那种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的道的奥妙。故“游于艺”的“游”字乃点睛之笔，它恰恰是这种“自由游戏”般的道的奥妙的惟妙惟肖的写照。在中国历史上，“六艺”之所以为中国古人所重，“不争之争”的射艺之所以在古代人文之礼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艺术之所以可以取代宗教成为士人精神最高的形上慰藉，正在于我们民族实以“游于艺”为其生命的终极皈依。

在今天，重提中国文化中的“游于艺”的传统，对中国足球端正方向、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走出深陷其中的功利主义的误区，重返“为足球而足球”这一足球艺术的最终旨趣；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文化“以艺术代宗教”精神的再继，它对足球的艺术精神的高扬，必然将为我们民族提供转向神圣超越性的目的和动力，不仅提升我们民族的精神凝聚力，甚至使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无限升华中走出死亡的恐惧。

著名足球理论家路云亭教授曾写道：“一个人只要见证过顶级的足球赛事以及美丽的艺术足球，目击过济科、法尔考、苏格拉底们的精湛球技，便可以死而无憾矣!”注笔者本人对此亦深有同感。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中国足球朝气勃勃的黄金期，笔者对中国足球是如此的痴迷，以致但凡有中国队员参加的比赛，笔者是场场都不落下，连“省港杯”都一无漏遗。甚至那时作为超级球迷的我还有这一悲壮的想法，也即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要有中国队的比赛，我的病榻前必须要安放一台比赛转播的电视机，我的生命将如同献祭般地伴随着中国足球而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