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上海数据交易所牵头建设启动国内首个数据交易链。3月31日，深圳数据交易所完成增资引战，注册资本金增资至10亿。4月3日，《2023年河南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工作方案》印发，其中提到，今年争创5个以上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支持郑州数据交易中心创建国家级数据交易场所。短短一个月内，多地数据交易所动作频频。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最核心的生产要素。近年我国加大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中首次明确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随后政府陆续出台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基础制度文件，涉及数据要素的产权、会计处理、流通、交易、安全等环节。其中，交易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关键环节。数据要素的市场流通有赖于数据交易，数据交易是打通数据要素到数字经济的关键。“然而，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交易仍面临诸多挑战。”在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61期上，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大长沙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黄卓指出。“数据二十条”和国家数据局是关于数据市场建设和机构设计的顶层文件。在数据立法方面，我国还有《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这些法律更多聚焦在数据的规范利用和隐私保护，对数据流通交易的过程以及准入、运行、监管等都没给出清晰的法律界定。”黄卓分析指出，《数据安全法》规定了从事数据交易的中介服务机构应当要求数据提供方说明数据来源，审核交易双方的身份，并留存审核交易记录等，但对交易双方以及中介服务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进一步阐明。黄卓建议，借鉴传统要素市场经验健全数据交易市场的法律法规。在传统要素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有《土地管理法》《劳动法》《证券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一系列基础性法律来保证交易秩序及健康发展。“数据要素和传统的生产要素有些不同，比如它的低成本、可复制性、主体多元性等，不能够完全照搬传统要素市场的模式，但可以在交易环节借鉴传统要素市场交易在法律法规方面的做法。”黄卓说，比如，在数据交易市场的运行机制方面，可以参考《证券法》，对数据交易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行为规范、法律责任、争端解决等给出清晰的法律界定。另外，随着国家数据局的成立，相信数据交易市场的监督管理会更加明确。数据要素的确权比较难，收益分配的主体不清晰，分配可能会不够有效或不够公平。“特别是在数据交易市场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时，很难对数据要素进行合理的定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黄卓说。但在黄卓看来，“数据二十条”也给出来了一些指引。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率先提出了“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框架，把数据产权的构成分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在怎么分的问题上，“数据二十条”也提出要完善数据要素的市场化分配机制，扩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范围，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的渠道。同时，还要完善数据要素收益再分配的调节机制，让全体人民去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黄卓认为，最重要的是首次分配，首次分配是引导数据要素市场交易的有效配置，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帮助我们完善价格发现的过程。同时，以数字税为代表的二次分配也很重要，因为数据具有外部性，在这个过程中数字税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有的数据是以公共数据为主，有的是个人数据，有的是市场化数据，还有一些数据是通过个人努力或投入产生出来的数据等，税率肯定不一样。数据交易市场的参与者包括数据提供者、需求者、数据交易平台、数据商、以及第三方服务机构等。黄卓指出，目前我国数据交易市场刚刚起步，场内交易不足，场外交易缺乏秩序，“数据二十条”提出借鉴证券市场交易所与券商相分离的经验建立数据交易所，但目前来看，数据商以及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的属性明显不足。尽管不少数据交易所在陆续开展业务，但目前引入的数据交易参与主体还比较少。黄卓建议，结合多层次的数据交易场所建设规划，加快培育数据商以及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比如国家层面是大型或综合类的数据商，还有第三方的专业服务机构，主要服务国家级的数据交易场所，能够在国内外以及各个行业开展服务。区域类的数据商和第三方服务机构主要服务区域性的交易所，或者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和行业提供服务。数据本身的特性导致其特别容易发生泄露事件，出现数据安全问题。特别是目前的数据安全流通交易技术还不成熟，还不能完全满足在实际场景下落地应用的需求。“虽然我们一直在讲隐私计算技术，而且隐私计算技术在最近几年发展的也很迅猛，但目前在落地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挑战。”黄卓说。黄卓认为，一要推动多元前沿技术的融合互补，单一的技术很难一蹴而就地去解决所有问题，不同技术之间要进行同步探索，比如说隐私计算技术与区块链技术要相结合。二是对一些关键核心技术要持续地攻关，比如隐私计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