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了，饱受残害的借款人和P2P行业的这场“战役”依然没有结束

有人说，“借款人”和P2P平台的这场“维权纠纷”就像一场“战役”，既没有绝对的“胜利者”，也没有绝对的“受益者”，但最终或许只能是“借款人”承受这一切。

也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应该依法治理P2P行业，但现在一些地方法院和一些行政机关的做法偏离了“依法追究”的渠道，伤害了公民对于“公正 公开 公平”这六字方针的信心，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偏离了法治社会应有的权威和责任。

还有人说，即使我是“借款人”，但我不愿意去承受我不应该承受的债务，更不愿意行政机关和一些地方法院“逼”着我承受我不该承受的债务，就拿我们欠P2P平台的这些钱来说，有多少是我们该偿还的，有多少是我们不该偿还的，在中国的法律上并不是没有标准和规定，但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地方法院的判决、仲裁机构的仲裁很明显偏离了“公正 公开 公平”的六字方针，侵害了我们的权益不说，还伤害了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任决心。

有些事我们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想，不代表我们就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法律虽然是无情的，但是法律虽然无情，人却不是冷血动物，不管任何朝代的法律都有着“法外开恩”的这一说法，难道到了现在这个发展迅速的文明时代就变成了一个“法律”表面意义上的“武器”了吗。

说实话，P2P行业的这场“战役”的后果，不该借款人来承受，也不该是出借人来承受，因为自2007年到2019年这十几年间，P2P行业的发展早就该有着明确的规定，早就该打击存在“非法集资”的P2P平台，早就该明确P2P行业的标准和立法，但是，这十几年间，最后的受害者已经达到极限了，才开始给P2P行业立法，而对于公民来说，如果一早立法的话，他们就会懂得如何分辨P2P平台是否合法，如此以来，出借人绝对不会把自己的血汗钱放进不合法的P2P平台，借款人也不会在不合法的P2P平台上借钱，如果是这样的话，试问一下，能造成今天的这种局面吗？

除此之外，我国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向来都是严格的，甚至可以用专门立法的这种标准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但是，为什么P2P行业一出现就变成用户下载P2P行业的APP客户端，个人隐私就可以任意采集，不管是通讯录还是短信彩信，也不管是SD卡内容删除和修改权限还是下载用户的手机相册，甚至于就连下载用户的控制权都会被肆意的获取呢？

如此一来，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存在的异议是什么呢？因为作为中国公民的我们，只有真正的保护了我们的利益和权益，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法律条款，如果出台的法律条款就连公民的基本利益都无法保障，那么这样的法律条款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客观的来讲，自2016年开始治理P2P行业至今已经七年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很多受害者还在承受着各种P2P平台的侵害，最可怕的是，从原本的P2P平台贷后催收到暴力催收持续到现在，已经不能用“催收”这个名字定性这些打电话催债的人了，因为他们无法证明他们是催收，也无法证明他们和他们自称受到的P2P平台委托的关系，他们更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合法性，更不敢向受害者提供他们所属公司的基本信息，那么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治理了七年我们还无法搞清楚这些打电话的人是谁呢？

知名媒体人徐亮曾经说过，借款人的“反催收”其实差的是一个对于“催收”的定性，不管银行还是P2P平台想要证明借款人的“反催收”行为，其实他们首先就得先要证明他们委外“催收”的合法性，这种证明不能只停留着嘴上说合法上，而是拿出实际的证据证明他们委外催收是合法的，但至今为止，恐怕没有一家敢这样做，甚至于没有一家敢提供自己委外催收机构的基本信息，这已经很能说明他们的问题，试问一下大家，如果他们委外的催收真的合法的话，他们的逾期用户会受到如此大的伤害吗？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回顾这七年P2P行业的治理，不是没有效果，而是效果很明显，但是相关部门的治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虚拟拨号软件的应用导致了如此之多的电信诈骗案件，改号软件让很多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无良律师的“为虎作伥”让这些所谓的“催收”更加无底线伤害他人，仲裁机构的单方面仲裁完全忽视了遵循“双方资源”的基本原则，出具的仲裁裁决书很明显存在偏向P2P平台的一方，一些地方法院的审理和执行很明显忽略了这些P2P平台或申请执行公司的资格，这难道不变相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吗？大家对于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在下方评论，我们一起探讨。

声明：本稿件为原创稿件，备案号为202304060835X转载必须注明“壹家媒”来源，私自转载或转载后恶意投诉我们，我们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