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一部讲述武则天（624—705）生平的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因为技术原因暂停播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周朝，690—705）并且登基成为皇帝的女性。

这次突然停播实际上是对（剧中）唐朝服装低领口的回应，这样的服饰暴露了太多乳沟。2015年1月该剧重新上线播放，相关镜头经过了剪辑，以女性的脸部特写取代了宽屏镜头，剪掉了她们的身体。剪辑后的版本引起了观众的热议，人们在网络上争论此版“袒胸露乳”是否准确地代表了唐代（618—907）的着装风格。可见，现在和过去一样，唐代妇女的着装习惯招来了非议。

唐朝衣裳的“时尚设计”

在唐朝，官员们担心的不是女性袒露的乳沟，而是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妇女想要根据个人品味而非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穿着的欲望。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们来思考关于太平公主的一件轶事（713），她是武则天与唐高宗（649—683年在位）最有权势的女儿。在唐高宗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太平公主出现时，身穿一件紫色长袍，配有武官装备，腰系玉带，头戴一顶黑色丝绸制成的头巾状的帽子。

接下来，她为高宗和武后表演了一段歌舞。看着女儿这身装扮舞蹈，帝后二人都觉得新奇而有趣。此曲舞毕，他们笑着责备女儿：“女子不可以当武官，你怎么穿成这样呢？”《新唐书》的作者把这件事列为唐代“服妖”现象，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当武则天登基称帝时，性别角色的颠倒将会降临这个王朝。太平公主女扮男装的事件及其在断代史中的流传，说明了两个道理：其一，服装行为关乎政治和道德，所以有必要加以记录和解释；其二，装扮的方式只有通过穿戴者展示在观众面前才能获得意义。

公主群体是丰富的符号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世界里她们穿什么和怎么穿，与图像描绘和文字阐述一起，构成了生活经验的基础。太平公主通过穿上武官的服装，创造并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自我形象。这一形象因为太平公主所处时代背景下的性别政治特征而变得格外清晰且有意义。她以自己的示范，展现服装具有阐发权力、性别和道德等观念的能力，并将服饰作为一种时尚手段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唐代人物都属于中古时段的时尚体系，这与我们现今品牌文化和大众传媒中的时尚完全不同，但它仍然可以被定义为时尚。正如前文太平公主事例所呈现的那样，时尚首先是一种创造意义的实践，它受限于所处的时间和空间，通过与物质世界的接触在社会群体中构建出一种存在感和个性。时尚在中国唐朝这片沃土中生根发芽，实现了形象化和自我塑造的过程。通过解读“时尚”，可以掌握古代礼仪制度和官方服饰规范的密码，从而开始进一步的思考：如何把穿着衣物的身体当作展现社会地位的载体。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时尚与唐代宫廷文化、国家财政、视觉文化、纺织技术以及文学体裁都有密切的联系。

唐代壁画侍女图

与现代性无关的时尚

将时尚与西方现代性画等号一直是世界的主流观点。早在1902年，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就曾宣称：“时尚是资本主义的宠儿。”当然，他的这一说法只考虑了欧洲的情况，在那里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改变了人们的品味、生产和消费。对于20世纪早期的时尚理论家而言，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一个日益重视时间观念的世界诞生了，而这一过程正是由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加速来决定的。

时间推移到20世纪后期，昆汀·贝尔（Quentin Bell）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历史学家延续了桑巴特将时尚等同于欧洲的基本观念。按照他们的思路，如果一个社会未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其服饰文化仅仅是现代时尚体系的陪衬。在这些学者的眼中，中国的服饰属于“古装”范畴，甚至像定格在某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装”，不会受到时移世易的影响。

在昆汀·贝尔看来，中国服饰的变化是“西方人不会注意到的”；布罗代尔则认为，中国仿佛是不受时间影响的永恒之地，是“世界的其他地区”，这里的服饰“在几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变化”。如此语境之下，中国服饰千百年不变的“神话”，成为西方学者们广泛批判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传统糟粕观念束缚了中国，导致它停滞不前。

唐朝时尚的感官和游戏世界

若要真正理解中国唐朝时尚体系中多元且看似矛盾的诸多史实，我们必须如学者安·罗莎琳德·琼斯（Ann Rosalind Jones）和彼得·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所言：“挣脱我们的社会分类，在这种社会分类中主体先于客体，穿戴者先于其所穿戴的衣物。”这是他们在深入研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服饰史中强调的观点。

唐朝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受到世界瞩目的黄金时代，其特征在于惊人的经济增长、政治革新、艺术和文学的高度繁荣以及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唐代统治的鼎盛时期，都城长安是中世纪（476—1453）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超过100万的居民。唐帝国成长为强大的势力，其影响范围遍及东亚内外，并且广泛吸收和促进了跨地区的商业、知识、宗教和艺术交流。

从动态上看，唐帝国的地理与文化轮廓不断随着纳入其行政框架的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变化而变化。与此同时，朝廷试图在整个广袤的疆域内推行古典理念下的传统治理制度，即维护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稳定的等级制社会。上述帝国扩张与推行传统的期望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也反映在这一时代所形成的时尚体系中。

时尚与变化的渴望紧密关联，它的存在伴随着一种长期的观念，那就是服装必须与穿着它的身体保持一致，而且毫无疑问地代表着穿着者的地位。前文讲到唐高宗对太平公主着武官服饰亮相之事的反应，表现出服饰是如何被理解为个人的组成部分的。

在唐代的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人对纺织品及其生产和使用毫不关心。作为个人和国家价值的终极体现，纺织品在实现权力、财富、身份方面都有明确且公开的中心地位。以上重要性使唐朝纺织品在今天能为人们所见，我们可以看到其残片在精英群体的墓葬中保存，在唐帝国西部边境的敦煌藏经洞中以佛经裹布及巾旗的形态尘封千年直至20世纪初被发现，在皇家宝库中被视为珍贵文物妥善保管。

盛装的欲望往往与唐代女性中居住在宫城和皇城的公主、嫔妃、舞者、高官重臣的妻妾们紧密相关，她们在服饰方面争夺高下的竞赛被嘲讽为社会混乱的一个因素。这些女性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杨贵妃（719—756），她是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最宠爱的妃子。一部分人认为，杨贵妃“恶名昭彰”，正是她对感官享乐的嗜好导致唐玄宗失去了皇位。

据记载，唐玄宗在常规配置的基础上，额外派遣700名工匠为杨贵妃及其侍从织造和刺绣，另有几百名工匠为她们雕刻和铸造珍贵的饰品。地方官员如扬州、益州、岭表的刺史甚至遍寻能工巧匠制作稀有的器物和独特的服装献给她。人们痛斥杨贵妃几乎造成了唐王朝的毁灭，但在其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她和她传说中丰满的体态继续主导着大众对美人的幻想。杨贵妃丰腴的身材和享乐的欲望体现了这个王朝的意识形态叙事，成为帝国堕落的永恒象征。杨贵妃的遗产中有诸多内容可以揭示推动唐代时尚发展的力量，也显示出男性史料书写者热衷于宣扬的一个理念：女性与物质享乐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朝的纺织业为服饰提供了日益多样的图案、染色、印花和刺绣织物。朝廷对丝绸的渴望和需求，以及国家疆域扩张所带来的异域工匠们，共同推动了纺织业的创新。区域丝绸业的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各色人等对新颖设计和编织方法的欲望。另一个“马达”与纺织业相联系，它是唐人与他们的视觉和物质世界之间持续的互动，我称其为“审美游戏”（或美学游戏）。具体而言，唐代的时尚行为是以审美游戏的形式存在，通过这种方式，感官欲望与正统的社会结构相一致，并由知觉和身体的感官体验来调节。

在“看别人-看自己”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伴随着新面料形式的物质变化，自我表现的新模式就被创造了出来。这就是唐朝时尚与形象塑造被构成与重构，并且锁定在这个持续的游戏过程中。通过上述方式，唐朝确立了当时的时尚先驱变化者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