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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东尼的树屋

编辑|安东尼的树屋

加利利的犹太会堂数量最多，分布也最为密集，这与大流散初期巴勒斯坦地区人口的主要流向是一致的。多数从撒玛利亚迁出的犹太人选择迁往加利利地区还是因为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

加利利地区的犹太社会以加利利海（太巴列湖）为中心，加利利海以约旦河为水源，湖区是一片洼地，背风，再加上湖水的影响，使得该地区冬季温暖，夏季干热，再配以充足的水源，适宜农业生产。

犹太王国早期，加利利湖区还是一片沼泽，经过长期的开发，到大流散初期已经可以承载较多的人口。湖区的渔业资源丰富，即使农业生产受到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也可以靠渔业暂时解决食物来源。

优越的地形条件

再加之火山活动留下的丰富的玄武岩和其他火成岩，可以说加利利地区在当时是巴勒斯坦各个外缘大区中最适宜承接大批流散人口的地方。

交通条件也是加利利地区的优势，加利利湖区连同戈兰高地是通向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门户，同时也可经由此地前往巴比伦；

在当时的形势下，若是加利利再生变数还可由此北上经小亚细亚前往富庶的罗马腹地，或者东向前往已有稳定犹太社团存在的巴比伦，因此，在加利利落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

3世纪最初在加利利建造的犹太会堂很多使用了原有会堂拆下来的石料，这种做法一方面是为了节省石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示对过去的怀念。

拉比们虽然对这样的做法有些抵触，但这种表现更多还是出于个人情感，拉比文献中的对话生动表现了这种矛盾。

3世纪晚期有人问拉比：“为了建造一座犹太会堂，是否可以从另一座会堂拆运石料？”

拉比说：“这是不可以的。”

后来拉比的好友告诉他，拉比只是因为悲伤才这么说。

3世纪中期也曾有人问拉比：“我们可以从一座城市的犹太会堂拆运石料到另一座城市建犹太会堂吗？”

拉比说：“我禁止这种行为，因为破坏一座我们曾经居住的地方的犹太会堂是令人感到难过的，即使只是将拆下来的石料从城市的一侧搬运到另一侧。”

随着加利利犹太社区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对过往怀念情绪的逐渐平复，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逐渐停止。新建的犹太会堂不仅规模扩大，装饰也开始华丽起来。

同时，会堂的设置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规则。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会堂朝向的问题。

会堂构造布局的修改及原因

3世纪后期，加利利的会堂开始执行统一朝向耶路撒冷方向的设定，加利利地处耶路撒冷的北面，因而此后该地区所有会堂最为华丽的一面墙壁便面向南方，内部结构的设置也与外墙保持一致，大厅被放置在建筑的南面部分。

部分先前修建的犹太会堂也为此更改了布局，原先入口被设置在面向耶路撒冷方向的会堂也更改了入口的位置。

会堂内的祈祷活动自然也被改为朝向耶路撒冷，这一规定之后成为通行准则，后来的拉比文献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那些站在以色列境外的人必须将他们的心引向以色列的土地，正如《圣经》记载的那样，他们要向他们的土地祈祷。

因此，站在北方的人将面向南方，站在南方的人将面向北方，站在东方的人将面向西方，站在西方的人将面向东方。因此，所有以色列人都将向同一个地方祈祷。

关于耶路撒冷朝向规定的出现在犹太会堂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直至今日，多数海外流散犹太会堂依然保持了这种朝向。

在加利利以外，巴勒斯坦地区另一片成规模的犹太聚居区就是撒玛利亚外缘地带了。这里的生活条件远逊于加利利，因而无论是人口还是犹太会堂分布都非常稀疏。

撒玛利亚外缘的犹太会堂能够成型主要是长老巴巴拉巴的功劳。

公元4世纪初，巴巴拉巴先后重建了两座分别于康茂德和亚历山大·塞维鲁两位皇帝在位时期被废弃的犹太会堂，之后，巴巴拉巴着手新建会堂，这次兴建过程被撒玛利亚的文献记录了下来。

巴巴拉巴在其选定的地址，即巴比伦教派的圣山对面，先是修建了一个用于净化仪式的浴室，再进一步将其建成犹太会堂，这样人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对着圣山祈祷了。

此后，巴巴拉巴又先后在撒玛利亚的8个村庄修建了犹太会堂，在这些犹太会堂里，人们除了阅读《托拉》和参加祈祷仪式以外，还可以向拉比或其他智者提问，提出的问题通常都能得到解答。

巴巴拉巴以一己之力带动了撒玛利亚边缘地带社团和会堂的重建，这些举动引起了罗马当局的警觉，因为自从巴尔·科赫巴起义以后，罗马帝国对靠近耶路撒冷的撒玛利亚犹太人就始终不曾放下戒备。

最终，罗马当局逮捕了巴巴拉巴并将其投入了君士坦丁堡的监狱之中，巴巴拉巴最终也没能再回到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犹太会堂同样有一项举措影响深远，那就是满十人即可组织会堂。这种做法是撒玛利亚人口规模小且限于山区居住分散的现实决定的。将组织会堂的法定人数设置为十人有利于小规模社团的存续，这对于后世犹太人向全世界开枝散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加利利和撒玛利亚以外就只有沿海地区了。

沿海地区在起义之后已经基本被异族掌控，犹太社团与异族的糟糕关系再加上罗马帝国的偏向性政策让这里的犹太社团始终处于艰难的境地，因此，这里的犹太会堂在第二次犹太战争结束以后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公元70年到公元4世纪是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会堂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随着圣殿的毁灭，犹太会堂进入了独立发展期。

而随着一个新的宗教群体——拉比与会堂结合，使得会堂的神圣性急剧上升。

第二次犹太战争以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处境的恶化和会堂神圣性的上升的共同作用让犹太会堂的宗教性压倒了公共性，从这时开始，犹太会堂主要以宗教建筑的面目出现。在属性逐渐定型的同时，犹太会堂的各种规程也在逐渐定型。

公元2世纪开始编撰的《塔木德》是拉比阶层与犹太会堂结合的产物，许多的条例规定、传统习俗、祭祀礼仪也从这个时候开始确定下来。

3世纪中期开始，巴勒斯坦地区新建的犹太会堂开始有了统一的基本设置，这使得会堂的发展最终进入了成熟阶段。

犹太社团应对基督文明的冲击

在统一的罗马帝国走向终结的同一时期，基督教得到了帝国的承认，并在随后到来的中世纪风行整个地中海世界。

很难想象，没有在成熟的犹太会堂组织下团结起来的犹太社团能否在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冲击下保存民族传统。

因此，古典时期的末尾犹太会堂在巴勒斯坦外缘犹太社区的定型深刻影响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尽管阿拉伯帝国建立以后在各种压力下以加利利犹太社区为代表的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再度外迁，但是以犹太会堂为核心建构的犹太社团体系已经在各个流散地普及。

失去故土和中心的犹太人围绕着会堂完成了重建，得以在他乡存续下来。

多尔事件的20年后凯撒利亚犹太会堂再次发生亵渎事件。犹太人在参加安息日集会时发现有异教徒在建筑物入口处献祭了一只鸟，这是一种模仿圣殿牺牲的做法，在犹太人看来，这是对他们信仰的亵渎。

愤怒的犹太人向罗马当局控诉，这一次却没有得到答复。

凯撒利亚的事件后来被认为是公元66年犹太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其与多尔事件间隔的20年中巴勒斯坦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沿海地区的外来移民大举收购土地，挤压犹太社团的生存空间。

在官方层面，尼禄皇帝治下犹太行省总督弗洛鲁斯到任后大肆掠夺犹太人的财富，并实施恐怖统治，对不服从的人进行屠杀。

凯撒利亚的土地争端中，弗洛鲁斯先是放任外邦人侵夺犹太人的土地以索取贿赂，在要求得到满足后又抽身离开凯撒利亚，任由双方矛盾的激化，等到会堂亵渎事件发生时，动乱已经在所难免。

而在沿海地区的另外两地基里亚特·塞弗和莫蒂尼的犹太会堂规模则相对较小，这与当地人口规模小，经济往来不发达有关。

两处会堂都建于哈斯蒙尼王朝时期，在希律王朝有过一次扩建，最终毁于巴尔·科赫巴起义的动乱之中。

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70年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会堂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一时期的犹太会堂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下，无论是在希腊化王朝和罗马的异族统治还是本土政权的统治之下，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是犹太会堂得以存在的前提。

同时，与古代犹太王国时期相比，希腊化开始以后，耶路撒冷以外犹太社团的自主性增大，圣殿的权威也相对有所下降，这也在公共和宗教层面为各地犹太会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且，异族移民的到来和希腊文化的传播对犹太传统的存续造成了威胁，这也说明了建造犹太会堂的必要性。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犹太会堂以公共职能为主，宗教职能为辅。在公共职能上，犹太会堂作为犹太社区的中心，负责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在宗教职能上，犹太会堂作为圣殿的补充，承担社区内公共祷告和经典研习的任务。

在官方和基督教的双重打击下，传统巴勒斯坦犹太社区走向了衰落。犹太人被迫向外迁移。其中一部分迁往巴比伦，这部分人与巴比伦社团结合并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广泛分布于阿拉伯帝国境内，最终演化为塞法尔迪犹太人。

另一部分迁往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奥斯曼帝国取代拜占庭帝国以后，这部分人与塞法尔迪犹太人合流。还有少部分人经由君士坦丁堡迁入欧洲，与原先西罗马帝国境内的流散社团结合，后来演化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虽然古典时期巴勒斯坦犹太会堂最终没有在中世纪的巴勒斯坦延续下去，但是它还是藉由向外迁移的犹太社团对后世的流散犹太会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哈西德人的出现还只是改变了犹太教内部的力量对比，那么拉比阶层的崛起就是对犹太教领导体系的重构了。

拉比阶层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是在第二圣殿毁灭之后，这与巴勒斯坦犹太会堂地位的抬升是同步的。圣殿与祭司阶层一道消失以后，通晓律法的拉比便成为了犹太社会唯一的学术权威。

最初的拉比尚不具备与其知识水平相称的社会地位，这一点在拉比与犹太会堂结合以后得到了改变。

结合的方式便是拉比主持了会堂教育，今天拉比含义中长者与教师的身份便是由会堂教育而来。

通过植根会堂教育，拉比得到了社区的广泛尊敬，又通过《塔木德》在会堂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拉比阶层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犹太社会。

到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前夜，拉比已经事实上成为巴勒斯坦内外犹太社区的宗教领袖，在有些地方，拉比甚至取代了会堂领袖的地位。

此外，《路加福音》还记载了关于迦百农会堂颇有意味的一件小事。

定居于迦百农的这位罗马军百夫长兴修犹太会堂的善举更多还是出于其个人的虔诚和信仰，但是，联系到同一时期海外犹太社团中常见的异族统治者捐建犹太会堂的举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犹太会堂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是广泛存在的。

然而，再联系到耶稣一行接连在拿撒勒和迦百农的遭遇，可见这一时期犹太会堂对内与对外的不同态度。

参考文献：

[1][以]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德]阿尔伯特:《耶路撒冷史》，王向鹏译，大象出版社，2015年。

[3][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傅有德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

[4]冯基华:《犹太文化与以色列社会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5]黄陵渝:《犹太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