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咱韩国恨了五千年

今后回顾韩国队留给这届世界杯的深刻印象，必有亚洲一哥孙兴慜的眼泪和球迷狂热的情绪。在第二场对加纳失利后的至暗时刻，因伤势表现欠佳的孙兴慜被本国球迷网暴，嘲笑他“就知道哭”，甚至上升到“民族罪人”“犯罪级表现”的恶意攻击。生死战击败葡萄牙出线后，“戴罪立功”的孙兴慜才一吐块垒，捶地痛哭。

孙兴慜锤地痛哭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手剥师草茅，今天咱们聊聊韩国和首都首尔。放在世界杯这个有对比的世界舞台，韩国队和韩国人，的确能让人看出一些特殊的民族文化气质，那大概就是所谓“恨”的精神。“恨(han)”，咱中文能解释， “此恨绵绵无绝期”不是吗。然而韩国的“恨”又包含一层中文所不具备的正面含义，就是把将悲哀绝望消化为积极的行动。即便无望也要坚强骄傲地活下去，以爱和希望自我支撑，等待“解恨”的一天。韩国人说你心里有恨意，是夸你有志气。

现代韩民族，无论是足球、文化、经济建设还是政治外交，都被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恨”的共同心理驱动，推动着韩国现代化的进程。从首尔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理解韩国逻辑的线索。我们来捋一捋，怎么就恨了。

韩国首都首尔，从形而上角度说，是一座以“恨”的能量建成的形而上的都市。

现在首尔我们知道是繁华的都会，不仅是亚洲百强城市第五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全球第12位，城市及周边地区人均GDP也达到四万美元水准，坐拥世界五百强企业15家。在首尔还能感受到最前列的电子政务和智慧城市治理质量。首尔首都圈的人口超过2400万，整整占全韩国的一半。

难怪有人说，去掉首尔，韩国也不剩什么了。纵有百般光彩，首尔底子里却是座充满“恨”的悲情城市。

首尔，位于汉江北岸，山南水北为阳，所以古称”汉阳“，朝鲜王朝（李朝）建都以后称为“汉城”。600多年来，汉城一直是半岛统一政权的都城。汉城史上有两道彻骨伤痕：1592年，日本的“天下人”丰臣秀吉挥师侵入朝鲜，汉城被破，王族宫殿宗庙尽毁，朝鲜半岛称为“壬辰倭乱”。不过四十来年后，汉城又被后金的皇太极攻破，惨遭城下之盟的屈辱，臣服于清，朝鲜史家称“丙子胡乱” 。结果甲午年1894年，日本又出兵汉城，亡国噩梦又重现了。

到1910年，日韩合并，汉城被更名为“京城”。日本在京城设置的最高权力机构朝鲜总督府，就造在直到今天都象征韩民族正统的景福宫内。日本不但对朝鲜半岛采取了非常激进的皇民同化政策，甚至在日本关东大地震后，有人提议，干脆迁都到京城，一点不拿自己当外人。

在“日帝强占期”，京城也就是首尔，一切规划根据日本的军事目的和经济需求进行改造。象征朝鲜王朝和大韩帝国时代国权的建筑，拆啊。 日本总督府直接一个日字形罩在你的王宫前面。城市行政管理优先考虑日本的战争需要和日本人的权益。这座近代化的城市歧视自己的国民。

如果历史永远定格在此刻，朝鲜半岛就此被同化、消失，在自古群雄逐鹿的东北亚也不见得是一桩新鲜事。

20世纪初，正是民族国家独立之风吹遍世界之时。韩国的各阶层，就是以“京城”（首尔）为中心，自觉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建构。日韩合并前被解散的军人，很多成为抗日武装的义兵；上层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持续进行文宣鼓动和外交努力[17] ；甚至韩国的基督教都结合了传统的“恨”观念而发展出“民众神学”，将宗教信仰和韩国民族运动结合起来。

韩国民族魂器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反抗日本殖民压迫，是韩国重写民族历史的起点。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读到的韩国历史，是以韩民族20世纪初的视角，重新对整个半岛历史材料进行过滤剪裁过的。新故事是这样讲，韩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延续至今的辉煌古国。但是不幸，相当于玩红警，边上一圈都是冷酷电脑，因此遭受了几千年的侵犯和凌辱，还有文化上的压制。相当不容易。本是必亡之国，顽强生存至今。可是，从藩属国到殖民地，却总无法摆脱不得自主、完全无望的命运。这份受害者的“恨”贯穿于朝鲜半岛每一段历史，把韩民族整成了敏感体质，容易感伤、容易怀恨于心的。后来的近现代历史只是加强而非减轻这份民族之“恨”。

二战之后，美苏干预半岛，韩国复国，但因为冷战，民族也分裂了；首尔又被战争反复碾压；日本战败投降了，韩国却没有战胜国待遇，想要点赔款，日本给是给了，但名义算是你请求我我给你，叫做“请求权资金”，一穷二白的首尔却不得不接受这份嗟来之食；美国呢，总以冷战议程优先，拿韩国当棋子，越战期间，首尔成为输出兵员和军需的战争后方，用青年的鲜血换来工贸的发展；

时至今日，韩国已步入发达国家之列，首尔成为国际大都会，然而一旦发生战争，国家军队指挥权却必须归美国，主权上可能都不如马尔代夫豪气；韩民族想统一，又不敢提，怕大佬们反对。甚至塑造首尔这座城市经济基础的“汉江奇迹”也可以充满屈辱：为“汉江奇迹”搭台的韩国军人总统朴正熙（日本名叫高木正雄），和他的几乎整套政变班底，都是伪“满洲国”旧部。三星、现代、LG、乐天等财阀都是在日据时期起家。所谓成功的财阀体制，就是继承 “满洲国”模式。朴正熙对内打压韩国人的民主呼声，对外讨好美日，接单越战军需。钱赚得没底气。美国对朴正熙统治的默许和扶持，似乎只是给首尔换了一个宗主，和当年对日本的地位并没有本质差别。

同样的逻辑用在西面强国的关系上，也是类似：中原王朝各朝各代对半岛进行武力干涉和威压，新罗是在唐国的干涉下才得以统一，蒙古将半岛作为战争桥头堡，甚至对抗丰臣秀吉的战争中，当年的明军也和今天的美军一样不靠谱，霸道，还添乱。

这么理解呢，韩国就是电影《寄生虫》里的那座首尔豪宅：主人从日本人变成权贵阶层又变成西方人，而韩国人自己则像主角一家，只得蹑手蹑脚地寄生其中。如果说中国的屈辱史观还仅限于近代百年，韩国的民族史，则是根据近代的遭遇，给自己发明了五千年的屈辱。怎么能不恨呢？

因此，尽管首尔离三八线仅仅40公里——理智上说，这不仅是把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而且篮子还挂在逆行于机动车道的自行车把手上，但是韩国人就认首尔。好像首尔是一种信仰：这里就是民族和历史的命中之地，既然错误的地理造就了悲剧的历史，那就选择不逃避命运，与历史伤痛共存，即便无望，也要坚强骄傲地活下去，等待“解恨“的那天。

首尔也的确见证过韩国的几个“解恨”时刻：尤其是 1960-80年代汉江奇迹的经济成长和八十年代民主主义的胜利，汉城终于以内外全新的面貌，在1986和88年连续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汉城亚运会上，韩国队拿下了93块金牌，仅比榜首中国少1枚，日本只拿到58块。韩国代表团团长金潗激动道： “这是我们五千年历史未曾有过的一大快事！”汉城奥运会，让全世界认识了这座新兴城市和韩国这个国家。当年口号是“世界走向汉城，汉城走向世界”。现在的韩国人一提起那16天，仍神情陶醉，像在讲述神话。据当年《朝鲜日报》报道，连汉城的小偷都开会决定为了国家荣誉而放假，汉城犯罪率在奥运期间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甚至全汉城人都努力学习如何微笑，只为对来宾打招呼。这座城市从此变得更有人情味。当时汉城奥组委领导朴世直对记者说，“东亚民族都有极强的家国意识，大韩民族尤其充满着如同劲草般刚强不屈的好胜心，有把那些诅咒、讥笑当苦药吞下去、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对这种精神力量的发掘，是汉城奥运会最大的成果。”精神力量，这可能就是“恨“对首尔这座城市乃至韩民族的价值。

“恨“是不切实际的，也是狭隘的，更是感情用事的。但假若没有这份精神力量，首尔是否还是首尔，韩国是否还是韩国，世界杯里是否会永远失去一个进击的红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