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观

编辑|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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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空间的侵蚀：劳动剥削与生存监控

时间范畴和空间概念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维度。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劳动的过程实质上依附和受制于数字资本，也不可避免地会蕴含着颠倒与异化。在智能算法的加持下，数字资本实现着对人全时域的多重包围与隐蔽控制。

从时间维度来看，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家主要通过机器生产和技术引进来缩短产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劳动强度，从而加速资本的运转与积累。

到了数字资本时期，资本在技术的推波助澜下重新实现了对劳动时间的调配、规训与剥削。数字劳动的条件虽然触手可及，但劳动者的自由和个性也受到更为深层的侵蚀。

一方面，数字资本家依据平台的强大算法能力，有效实现着对数字劳动时间的精准预测、高效压缩和精细化管理。

以外卖平台为例，外卖骑手的取餐、送餐时间、配送计划都受到智能系统的可视化计算，配送员为避免超时罚款，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加快订单完成的速度，而在此高强度的时间压缩下，外卖骑手也因不自觉的忙碌忘却了反思与抵抗。

这种时空分离的劳动状态带来只能是资本对流通时间的最大限度节省，从而加快自身积累速度。

另一方面，在数字空间中，众多数字劳动者作为“自由工人”虽然能够灵活自主地安排工作时间，但“时间权利”并未真正平等地属于数字劳工。

数字资本家不仅高效碾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还依托媒介技术设置和植入铺天盖地的弹窗式网络广告，入侵人们的日常生活。

层出不穷的游戏推销、哗众取宠的图文标识以及五花八门的商品抢购，以虚幻的满足感为诱饵，将网民的休闲与娱乐时间纳入吸纳到数字平台。

这些一般用户利用工作之余的“碎片化”时间，通过“拇指劳动”的简单操作，便在点击和滑动中完成了劳动过程，产生了数据资源。

在此过程中，“低头人”“赛博人”的“注意力”被当做商品进行出售，社交、休闲和睡眠时间也被转化为商业广告时间。

由此，数字劳动在无形中变相延长了人们的劳动时间，模糊甚至消弭了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之间的明确界限。

数字劳动者不自觉地为资本进行全天候的价值生产，人类生存发展的所有时间也都被迫介入数字生产、数字治理的算法逻辑，被裹挟进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以寻求最大化的增值。

从空间维度来看，数字劳动者实现了从“生产性生存”“实体性生存”到“数字化生存”“虚拟化生存”的转变。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数字资本将运转的场域从封闭的厂房内转移到工厂以外的各个角落。

数字劳动虽然不再受到固有的地理环境的限制，但数字资本的具体规则也由此通过与技术的联袂实现了对数字劳动全过程和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渗透。

首先，在数字化生产空间中，社交APP、网络搜索引擎、网页视频等平台成为新的工作场所，个人必须将自身的信息转化为虚拟画像（账号、用户名等）参与其中，物质生产活动、精神消费产品以及工作、休闲时间都被整合到一个抽象的虚拟空间中。

相比于现实世界，“云端”的数字化世界不仅呈现出不同人实现自我可能的“虚假性”与“伪装性”，而且构建出虚拟的社交关系网络。

数字劳动用户或自愿或被动的进入网络社交中，必须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经营自己的虚拟社交圈，由此体现出人对数字平台的强大依赖性。现实个人的本质被技术平台所束缚和控制，溺于“信息茧房”而无法自拔。

其次，数字劳动的时空异化关乎着个体在劳动市场的稳定性与流动性。数字劳动的关系建立在自由灵活的基础上，基于平台市场而产生的“劳动者—平台—客户”的三角关系、外包和众包等多角关系，都是雇佣关系临时性和偶然性的现实表现。

在此劳动模式下，劳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劳动者权益冲突和争议处于弱势地位，也承受着随时可能失去工作的风险性。

对于技术劳工来说，他们必须为市场主体的变幻莫测和技术结构的及时调整做好一切准备；

对于“弹性工时制”的下的“微工作”、零工和兼职者们来说，他们因“劳动的去技能化”非但无法获得长期稳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而且难以实现自身权益的维护，甚至于因身份地位的“边缘化”，受到大城市社会空间的排斥与淘汰。

最后，数字劳动者在网络平台上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信息生产的同时，需要签订各种数据协议并受到智能算法系统的全程监控，导致信息泄露而暴露其隐私性和位置追踪。

在平台“互联网+”算法的驱动下，劳动者成为算法系统中一个冷冰冰的编码，他们的生产生活、行为轨迹都受到数字资本的包围、掌控，一切思想和行为也被囿于全景监狱式的“数字牢笼”，从而由“社会人”转变为“系统人”“透明人”。

情感的迷失与异化：技术加持与数字崇拜

在产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拜物教这种意识形态形式主要体现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揭示出“人”和“物”关系的颠倒，“人”创造了“物”，却被“物”所操控。

而在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符号取代了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的符号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拜物教也由此实现了具体内容和对象形式上的更迭变化，转换为“数字拜物教”和“技术拜物教”。

数字拜物教体现为“数字貌似具有支配和掌控一切的能力”。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平台通过提供富有诱惑力的数据资源实现了对人更为精妙和智能的控制，成为支配人们生产生活的神秘力量。

一方面，平台资本家凭借对网络平台的盘踞把持和对数字技术的娴熟利用，无偿占有与使用数字劳动者们所生产的各种数字信息。

对平台资本家来说，数字劳动基于网络平台所生产和更新的数据信息（产量和效率）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这些一般数据作为牟取利益的工具，成为“数字资本”，既具有自身的价值，亦可以被再次循环利用创造新的价值。

由此，作为智能系统和技术出资方的数字资本家不但实现了对“核心利益”的窃取和“圈占”，而且通过对所获数据的加工处理和精准分析实现数据资本的再次生产与积累。

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升级，数字技术与资本相互媾和的程度愈来愈加深，数字资本家也因此会不断加大对海量数据的攫取、垄断和对数字劳工的剥削，实现对数字劳动的更为深重的控制与支配。

另一方面，数字劳动者也受到了“数字”神秘力量的隐性操控。在数字社会，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上的每一次点击都是免费贡献自己劳动成果的过程。

处在压迫和剥削的生产关系中的数字劳工受到数字平台海量资源的诱惑而沉溺其中，在满足自己心理需要的同时，“心甘情愿”地为平台提供自身的浏览足迹。

这种“免费享用资源”“数字冲浪者”的豪迈心态导致数字劳工迷失在数字劳动的娱乐化形式中，无形中兜售着自身的物质劳动和情感劳动。

但事实上，这种“娱乐的活动”只是数字资本实现对数字劳动统治和控制的一种更为隐蔽、狡猾的剥削方式，这种劳动成果的掠夺是“看不见的”“无感的”“隐匿的”，且人们在受到数字资本统治和压榨的时候不再表现为沉重、痛苦、压抑。

而是表现出轻松、欢乐、释放，因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麻痹使人们感觉不到数字资本权力的统治，因为统治他们的不是他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是“娱乐的活动”。

换句话说，数字劳动由显性的、被迫的“他者剥削”转变为隐性的、自由自觉的“上瘾劳动”“自我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