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煤油灯

编者按: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作为一名幸运儿,美好的童年记忆抚平了我一个又一个或烦闷或愤慨的夜晚。理不清生活的零零碎碎,失眠至凌晨,就让思绪又一次回到童年记忆里寻求慰藉吧。


夏日的彝家山寨


20多年前,正读小学。一到放暑假,父亲就盘算着在老家的赶集天,把我和弟弟们从县城带回阿普(彝语:爷爷)的家。“去劳动劳动,看看农村的生活有多么苦,看你们还好不好好学习。”

母亲心疼仨孩子。村里还没有通电,吃的顿顿都是洋芋(土豆)和荞麦馍馍,连点油水都见不着。况且,这几个“小东西”除了添麻烦、捣乱,能帮上什么农活,要去你自己去!

于是,在每个暑假刚放假的头几天,父亲和母亲就为到底仨孩子要不要回村“忆苦思甜”,而吵上几架。每次,都是母亲败下阵来。

出发前,母亲给我们买了些食物和调味料。父亲也总要叮嘱,不要买太多东西,叫他们回去是去劳动,去体会,不是度假。此外,父亲还要让我们穿最旧的衣服去,因为我们是去劳动,不是去玩,不是去炫耀。

两斤干辣椒、五包面条、一桶菜籽油、一箱方便面、50颗鸡蛋、两斤煤油、五斤白酒,母亲为我们准备了满满一背篼的好东西。前五样属于我们仨姐弟和奶奶还有姑姑,最后一样属于爷爷。而煤油,是用来照明的,大家都需要。

坐上面包车,近40分钟的车程后,蹚过一条小河,爬上一座长满野生榛子的高山,甩几块石头吓退两条善长偷袭的土狗,终于到了。奶奶早已等在了门前的小院,一见面便笑得像朵花一样,一边询问一路上是否辛苦,走路走得脚疼不疼,一边领着我们进了屋。

坐在很久以前爷爷做的矮到近乎贴到地面的木凳,我开始东瞧瞧西望望。嘿,爷爷的家一点没变,还是上次离开时的样子,黑黢黢的。

常年操劳,奶奶的腰在记忆里就没有挺直过。她慢慢地从门边的木桌上,抬下满满一簸箕早上煮的土豆。这些土豆是在经历了人吃、猪吃、鸡吃三个环节的挑选后剩下的,我们吃了后,下午还要再给猪和鸡吃。奶奶又拿上一个带托底的圆形木碗,慢慢地从三锅庄旁的石臼里,挖出一点混合着盐巴舂碎的辣椒面,做了碗辣椒水,让我们赶紧吃点垫垫肚子,临晚饭还有会时间呢。

7月了,地里的土豆已经成熟。早上,奶奶拿着那把经常松动的锄头,背着背筐来到屋前的地里,把这些个黄皮土豆从熟睡的状态下新新鲜鲜地挖出来,抖掉它们身上的泥土,随意地丢进背筐里。挖了大约八九株,装了差不多半背筐,奶奶满意地背着它们来到水井旁,泼上两瓢水,抖几下,再泼上两瓢水,反复几次后,它们一个个便被脱掉了泥衣,露出了金黄的皮肤。

随后,奶奶将它们倒进一口大锅,盖上由木板拼接而成,又常年饱受烟火蒸汽熏燎而变得乌黑沉重的锅盖,把柴火烧得旺旺的。火塘里,噼里啪啦的声音持续了半小时左右后,土豆出锅了。不像老土豆,新土豆的皮很薄,煮熟后,几乎个个都破了皮,露出沙沙的金黄的“心”,和辣椒水是绝配。

经过奶奶的挑选,那些已经爆破,或者个头比较小的土豆就进了家里那头活不过彝族年的黑毛猪肚子里。是啊,再过四个月,它就要将生命贡献给彝族年了,是该吃上这刚出土的美味,况且,吃了这美味,对长膘也有好处,大家都喜欢一头肥肥的过年猪。

胡乱吃了一通后,疲倦消失,精神来了。我便开心地跨出门槛,从拱形的木门“飞”了出去。从去年拜年后,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这里玩耍了,我想念爷爷奶奶姑姑,我想念门口的核桃树,我想念屋后的苹果树,我想念柴火堆,我想念村里的小伙伴。他们总是跟在我身后,任我指挥,我是城里来的孩子,他们崇拜我,新鲜我,我是他们的“老大”。哼,我的好爸爸,你叫我来农村体验人间疾苦,可你不知道,我在城里的学校关了太久,每天家和学校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压得我双眼无神,内心空洞。我太想回到爷爷的家了,夏蝉在呼唤我,清澈的小溪在呼唤我,山间的野果在呼唤我,这里不是炼狱,这里是孩子的天堂。

然而,这个天堂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到处一片漆黑,黑得我怕,黑得我慌,黑得我突然想回到那两点一线的无聊“地狱”,至少那里有电灯。

黑暗中,挂在顶梁柱上的一盏小小的煤油灯给这漆黑一片的世界,带来了一丝安慰。这是一盏爷爷用小小的铁罐头做成的煤油灯,一小撮麻花状棉线将煤油和光明连接起来,一圈交缠的细铁丝将它安置在一根顶梁柱上,夜幕降临后,这小小的身躯就是一家人的太阳,一家人的光明。

顶梁柱前的三锅庄将人群分成了三个部分。对着门口最上方的位置是这个家的主人翁,爷爷坐的地方。那根挂着煤油灯的顶梁柱就在这个位置的右边,爷爷常常靠在这根柱子上,以一种似乎是闭着眼睛的状态和其他人交谈。小小的我常以为爷爷睡着了,就从他的头顶伸过手去把玩这盏“太阳”,这时爷爷警告性的咳嗽常常吓得我全身一抖,迅速缩回那只不听话的手。

顺着顺时针的方向过来,也就是爷爷宝座的右边,是家中尊客坐的位置。爷爷的朋友偶尔来找爷爷聊天的时候,就是坐在这个地方。他们隔着锅庄,喝着酒,商讨着一些关于别人家的事,有时陷入辩论,有时共同叹息。在一旁好奇的我,屏住呼吸想听出点什么,却常常听得云里雾里,索性又“飞出”屋子,爬上屋后的苹果树,摘下一个生得发硬发酸的苹果,乱嚼一通,吸了汁水就吐掉。

爷爷是一位“德古”(彝语:善于辞令的尊者),村里有人闹离婚,或者哪家和哪家起了矛盾,就有人邀请爷爷前去调解,劝和。有时还要去到外乡,他名声在外,是爸爸心中的英雄。

我的父亲母亲来爷爷家了,也常坐这个位置。爸爸在外乡工作,难得回一次老家,偶尔回到了他父亲的家里,也算是客人了,而且是稀客。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也可以随意占据这个位置,坐在父亲旁边。我常常吵闹着让他开灯,“快把电灯打开,我看不见,我要回家。”父亲无奈。

顺时针转到最后,也就是三锅庄最后一个区域,是奶奶的位置了。这个位置靠近门口,出入方便,她在这里生火、煮饭。好几次,母亲也想“挤”上这个位置,但都被奶奶撵上了贵客座,和父亲一样,她也是这个家的“稀客”。

很显然,爷爷和尊客们占据了黑夜里这个家取光的最佳点。晚饭时,只有他们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在跳动的火苗下顺利选到最心仪的坨坨肉。

那时,村里条件差,难得吃上一回肉。大部分人家都会把过年时腌制的腊肉挂在锅庄上方,等到节日或者家里来客人了才煮上一条,平时难得煮吃。所以,很多大人都喜欢吃肥肉,因为肥肉腻,过瘾,那劲头顶得上吃几块瘦肉。

奶奶那个位置的人就惨了。煤油灯太微弱,他们运气好的话,能“蒙”对一块肥肉,运气不好碰上一块瘦的,几口下肚,还没过瘾,也不好意思再多吃一块,肉太少了。

不同于村里人,我在县城里不缺肉吃,吃不了肥肉。小时候,母亲常告诉我,彝族人吃饭讲究礼仪规矩,拿肉吃的时候,不能拿起来看了又看,丢回盆里重选。所以,每次吃饭,我都不急于下手,先仔细观察,再动手拿一块。

然而,这一招在爷爷家,派不上用场了。即使硬去挤在两个宝座上,对我来说,还是太黑了,我怎么也看不清盆里装的肉到底长什么模样。我强烈要求把煤油灯取下来,放在我旁边月牙形的锅庄上,我要一个人独享这弱到可怜的光明。

这时候,从远处漆黑的角落里传来一个人反对的声音,“拿下来了,大家都看不见啦,听话,乖乖吃饭。”看不清脸,从声音判断是姑姑。我斜着眼睛恶狠狠地盯着这看不清的角落,就是不肯吃。难得吃上一顿肉,奶奶心疼我,她发话了,央求又命令的语气让爷爷把灯取下来,放在了我面前。虽然比不上电灯,但我算是看清了放在我面前的两盆“东西”,奶奶煮的腊肉和荞馍馍真好吃,我的奶奶是全世界最好的奶奶。

就这样,黑夜里,我走到哪儿,这盏煤油灯就跟着我到哪里。终于摸索着爬上了睡床,它才被姑姑送回到顶梁柱上,然后吹灭,和全家人一同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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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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