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转移支付保就业的基本逻辑

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企业从劳动市场上雇佣劳动从事生产活动，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并以此在产品市场上购买企业生产的产品满足的自己的生活需求。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给整个社会来了一次急刹车，居家隔离措施导致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强制分离，企业不能组织生产，家庭失去了劳动报酬。

即使国内疫情形式的逐渐好转，一部分企业逐步复工复产，然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增强了家庭的储蓄动机，国内消费不振，加之国外疫情的蔓延又导致了出口的萎缩，内需和外需的下滑反过来又影响着企业的生产和企业对劳动的需求。为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各级政府采取了多项保就业措施，力度不可谓不大。

总体来看，政府的保就业措施提振社会需求、刺激企业生产和完善就业服务三个方面，由于各项政策的应力点不同，政策就业效应的传导机制也存在差异。首先，为了解决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问题，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来扩大内需，包括政府对增加居民的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支出等。

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够直接扩大社会总需求，社会需求的增加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的上升，引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劳动雇佣，所以，扩大政府支出政策对就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大，地方政府支出的扩大主要依赖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需要说明的是，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虽然能够提升家庭部门的消费需求，但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同样也影响了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决策，例如，失业救济金降低了失业者寻找工作的积极性。

所以，政府对家庭转移支付的就业效应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其次，从生产侧来看，政府为着力支持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采取了“免、减、缓、返、补”的阶段性政策，旨在对企业降费减负，为企业纾困解难。由于社保费额是以企业的工资额为基础计算的，社保费的降低不仅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而且还改变了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鼓励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多雇佣劳动。

因此，降低社保费的单位缴费率也能起到稳定就业的作用。此外，政府投资性支出形成的公共资本能够为企业免费利用，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激励其扩大生产和增加其对劳动的需求。最后，从劳动市场的角度看，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动员各类人才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市场机构及时提供劳动市场的供求信息和匹配服务，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招工成本，对于稳定和促进就业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后，新业态新模式大量出现，对失业劳动者的技能培训，能够提高其自主创业能力，以创业促就业，而对企业组织的适岗培训进行补贴，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起到鼓励其稳岗拓岗的作用。综上可见，完善公共就业服务、进行培训补贴均能促进就业，并且上述政策对就业影响的传导链条短，见效快。

二、财政转移支付的就业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分析

1．降低社保缴费率的就业效应

减免企业缴纳的社保费是在疫情防控期间为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所出台的重要财政措施，这一政策将国民收入分配中原本属于政府的部分留在企业，其实质是政府向企业的转移支付。

当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失业增加时，政府采取的减免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政策能否达到稳定就业的目标？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接下来，将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疫情冲击后，政府降低企业缴纳的社保费费率会减少就业人员的下降程度，降低失业人员的增长程度，也就是说，降低企业缴纳社保费费率的措是能够显著改善社会就业形势。

这是因为，生产厂商的边际盈余取决于额外雇佣一位工人的边际收益和为其支付的工资（也即边际利润），当其它条件不变时，生产厂商缴纳的社保费费率的降低意味着雇佣工人所需支付的劳动工资随之下降，生产厂商的边际盈余增加，对生产厂商而言，增加对工人的雇佣将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因此，在利润的驱使下，生产厂商会扩大雇佣规模，从而减缓了疫情冲击下就业人数的下降幅度和失业人员的上升幅度。

生产厂商雇佣人数的增加使其必将在劳动市场上投放更多的职位空缺，因此，企业缴纳社保费费率的降低减少了职位空缺的下降程度。相较于失业人数上升幅度减少的程度，职位空缺下降幅度减少的程度更大，导致劳动市场匹配数量减少程度的降低。从劳动时间的优化条件可以清晰的看出，劳动时间与企业缴纳的社保费费率是负相关的，社保费费率的降低会提高在职工人的劳动时间。

也就是说，当疫情冲击降低了在职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时，降低企业缴纳的社保费费率能够减小劳动时间的下降幅度。此外，政府采取的降低企业缴纳社保费费率的政策通过直接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影响着社会产出，进而改变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响应路径。降低社保费费率的政策减小了疫情冲击对产出、投资和消费的负向影响，它们在冲击后的负向偏离稳态值的幅度都显著缩小，其中，投资的改善效果最大。

2．政府转移支付的政策效应

当疫情冲击导致失业人数增加时，中央政府采取的增加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显著改善了就业形势。具体来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增加减少了失业人数的上升程度，就业人数增加，而且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增加导致企业在劳动市场上投放更多的职位空缺，使得劳动市场上一个求职工人所对应的职位空缺数增加（也即求人倍率上升），使失业工人的求职环境得以改善。

此外，中央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也使得在职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上升。由此可见，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仍然具有稳就业的功能。当疫情冲击后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时，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增加，地方债务减少，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均会增加。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中有一部分用于保基本民生，这一部分直接进入家庭收入，拉动了家庭消费。

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和家庭消费的增加都将提升社会总需求，即使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使得本级政府的财力吃紧，导致中央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下降，但由于中央政府支出的比重较小，最终社会总共需求增加。

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和公共资本的生产正外部性共同导致了就业的上升，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总需求的增加意味着产出水平的上升，生产厂商需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雇佣更多的劳动工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投资性支出的增加使得该地区的公共资本存量上升，生产厂商额外雇佣一位劳动工人所获得的边际产生也会随之增加，理性的生产厂商会持续增加雇佣劳动者的数量，直至额外增加一位劳动者所需支付的实际工资恰好等于因多雇佣这一位劳动者所增加的边际产出。

可见，社会总需求和公共资本的生产正外部性均对社会就业产生了正向影响，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就业人数上升，失业人数下降。至于在职工人劳动时间的增加可以从前文的劳动时间确定的简化条件得到解释，一方面，由于中间品的产出与在职工人的劳动时间正相关，总产出的增加引致中间产出的上升，生产厂商为了生产出足以满足需求的产品会要求在职工人加班加点，从而导致劳动时间增加。

另一方面，在职工人提供的劳动时间的多少也会受到消费边际效用的影响，当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导致中央消费性支出减少时，公共消费降低，私人消费的边际效用上升，所以由公共消费的降低所引起的消费边际效用的上升也会导致职工人劳动时间的增加。

3．岗位培训补贴的政策效应

企业新雇佣的劳动者在正式接手一项新工作之前往往需要对其进行岗前培训，以使其能够掌握工作技能，胜任工作岗位。对企业来说，为岗前培训所花费的支出成为不能直接带来收益但又不得不支出的雇佣成本，这部分岗前培训成本的数额通常并不低。

因此，当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增长了的社会需求时，就需要在扩大雇佣数量和增加在职工人的劳动时间之间做出权衡，此时如果政府提供岗前培训补贴，那么这部分补贴将直接减少企业的雇佣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

4．失业救济金的政策效应

失业救助金政策在疫情导致劳动者被动失业时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这一保基本民生的财政政策不仅不具有稳就业的功能，而且还可能导致失业工人的求职意愿下降，社会失业率上升。因此，这一救助性的政策不应长期存在，伴随着疫情的好转应当及时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