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小说《余震》相比不同的是，电影《唐山大地震》始终以“温暖”的主题贯穿始终，表现的是灾难后家园重建的过程以及人们从天灾中站起来的坚强。

作为一部主旋律商业电影，《唐山大地震》用民族伦理和主流价值代替了《余震》中层层深入的心灵叩问，弱化了对个体创伤的深入探索。所以在电影中，主人公方登的心灵之痛被极大地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亲情的温暖。

《唐山大地震》中的亲情之暖

地震后年幼的方登被一对正直善良的解放军夫妇收养，他们细心地呵护她的内心、照顾她的生活，尽可能的为她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让她早日忘却地震的伤痛。养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地抚慰了方登受伤的心灵，创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疗治。

长大后，方登虽然经历了未婚先孕、惨遭男友抛弃，但是她依然独自抚养孩子长大。面对女儿点点，她并非像原著小说中那般苛责，而是近乎溺爱。

当外出工作时，也将女儿带在身边照顾，母女关系融洽。后来，方登远赴异国，嫁给了一个外国人，丈夫年长自己十六岁，因此十分理解方登，夫妻之间和谐恩爱。

虽然离开了养父十余年，但是方登和养父之间没有什么隔阂，回国后的方登对养父极尽孝顺和关怀，呈现出了一幅父慈女孝的温情画面。方登的弟弟方达虽然不幸地在地震中失去了一只胳膊，但是他在李元妮的抚养下顺理成长，并且培养出了坚韧顽强的品格。

虽然高考落榜了且身有残疾，但他在改革开放之际毅然南下，经过自己的孜孜奋斗，最终创业成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娶媳生子，购车买房，孝敬母亲。

尤其是电影的结尾，更是充满着温暖与治愈，电影并未采用小说中的开放式结局，而是让小登和李元妮相见，两人互相下跪道歉，抱在一起痛哭流涕，营造了一个感人的大团圆结局。

事实上，电影也表现了疼痛，灾难必然会给广大受创者带来难以磨灭的痛楚，但是电影的主旨探讨的是在天灾过后，人们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来化解疼痛。在电影中，亲情的力量不断被强调，血缘亲情的温暖是疗治疼痛的有效药方。

在电影中作为母亲的李元妮对亲情、家庭的忠贞与坚韧，徐帆用她细腻深沉的演绎，赋予了李元妮这个人物平凡而伟大的母爱，以及朴素、隐忍、善良的情怀。

地震能够摧毁无数的家庭，但是维系家庭的亲情是永远无法被摧毁的，没有亲情的作用，由一个个家庭所构成的社会系统将不复存在。

影片中传达出了一种互相扶持的伦理情感和勇敢顽强的生活态度，母女俩从分离到重聚的故事与电影“用亲情治愈创伤"的主题相呼应，体现出一种温暖动人的意识形态。

在电影结尾，多年之后，曾经深受唐山大地震伤痛的唐山人民在汶川大地震中通过救助他人得到了救赎，唐山人民以新的姿态站了起来。

其中人民解放军在抗震救灾中的英勇奋战、全国各省人民的积极援助以及国家政府对受灾人群的关怀和爱护等拨动了中国人民内心的良善，在地震后带给人们一些温暖。

汶川大地震这一事件也成为了修复小登伤痛的一个契机，作为救援人员的小登在一旁亲眼目睹了一位母亲为了救助女儿两难的选择。

在大地震后随时有余震的危险情况下，是选择让救援人员冒险救出健全的女儿还是选择切掉女儿的腿以保证安全，这一苏菲式的选择就和当初李元妮是选择救儿子还是救女儿一样难以抉择。

最终，在紧急情况下，这位母亲哭喊着：“喊医生来，锯腿，搭上你们的性命我对不起你们的父母！”在近乎重演的选择困境面前，小登站在废墟之外感受到了当初母亲痛苦抉择的煎熬与无奈，为电影最后理解母亲的决定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影片最后，小登在看到自己遗像前泡着的西红柿和跪在自己面前衰老沧桑的母亲时得到了释怀，和李元妮相拥哭泣，亲情与原谅在肆意的泪水中得以体现。

从痛到暖的主题改编

从痛到暖的改编背后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影视作为大众传媒，承载的也是大众文化。作为一部投资巨大的大型商业电影，在改编过程中，中国观众的喜好和接受度一定是首要考虑的，只有被观众认可，才能获取高口碑和高票房。

因此，电影的内容设置一定要迎合广大老百姓的审美价值观，符合大众文化心理。中国人的骨子里流淌的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取向极大的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体系、道德要求和审美方法。

面对自然灾害，张翎告诉读者，这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疼痛”是无法治愈的，痛苦会把人击倒在地，再也无法站起。然而，冯小刚却认为创伤可以被亲情所治愈，痛苦是可以被战胜的，人们跌倒后也可以重新站起来。

"船到桥头自然直"、"天无绝人之路"，自古以来的民族精神告诉我们应该顽强坚韧、乐观豁达地面对苦难，只要努力坚持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在电影中，冯小刚转移了小说的关注重点，他将方登的心灵之痛转变为李元妮的顽强生存，方登的形象基调也由原本的黑暗转变为光明，方登的疼痛被极大地削减了，反而积极追寻生活的希望。电影中对养父形象的改编也极大地体现了这一价值观念。

小说中猥亵小灯的养父王德清在电影中被改编为正直善良的解放军形象，冯小刚不愿意在大荧幕中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高大、威严、可敬的形象，他希望展现的是一个没有道德缺陷的父亲。

尤其是这样一部刻意选择温暖基调的电影中，他不想影片中的人物出现破坏和谐的行为，以至于破坏了整个传统文化秩序中的温情氛围。

同样，在这样一个灾后艰难重建的过程中，作为观众的普通老百姓也不希望在荧幕上看到一个不完美的兽父形象。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不喜欢悲剧，更喜欢圆满的结局，在电影的结尾，李元妮一家团聚，子孙三代同堂。小登和小达都拥有了自己幸福的人生，这迎合了中国观众的文化心理。

冯小刚对电影的改编是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发生不久以后，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电影也是为了满足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的需要，突出灾后家园重建的积极主题。

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部电影必然不能像小说一样强调疼痛，而是要突出温暖的治愈力量，通过这部电影告诉所有在地震中受苦受难的人民，没有什么艰难险阻是不可战胜的，只要坚强面对就一定能克服。

这一表达立场不仅仅迎合了老百姓的观影心理，也是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受到政府的欢迎和认可。

因此，从疼痛到温暖的改编策略是立足老百姓文化心理和审美取向的需要，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本土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