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电子制造第一城的背后：万亿营收制造大企的变与不变

2006年，仍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汪滔，在导师李泽支持下北上深圳创业，成立了大疆创新公司。这家公司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级无人机企业，估值超1600亿的独角兽。若将时间的维度拉长来看，在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里，深圳诞生了华为、中兴通讯、创维、TCL等众多电子信息产业领军型企业。

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广东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4.56万亿元，占全国32.3%，已连续31年位居全国第一。其中，2021年，深圳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经提升到全国五分之一，全球十分之一。在深圳谋划的“20+8”产业集群中，电子信息产业被认为是未来最有前景、最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从初创企业到成为全球知名大企，近年来广东电子信息产业涌现出不少这样的企业故事。如今，当电子信息产业进入发展后半场，诸多大企迎来挑战，寻求发展新路，展现新形象。

近日，南都·湾财社启动年度制造业专题：“湾区制造·创新广东”，产业篇开篇聚焦广东电子信息产业，通过挖掘产业链上的大企创新价值，总结下半场企业蝶变的新模式。

粤港产业元素链接器，电子信息产业崛起

上世纪80年代，当全球知名电子粤企还未“出生”时，广东已逐渐养成电子信息产业高度成长基因。

1978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门打开，一批“三来一补”企业犹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内地。彼时的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成为最早一批“三来一补”企业的登陆点。正是在这波浪潮中，深圳借助“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成功嵌入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并不断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上方迈进。

梳理知名制造大企发家史，市场导向是广东制造企业发展特点。如TCL最初是靠录音磁带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做电话机为TCL打下坚实的品牌基础，接着靠前瞻的眼光抓住28英寸大屏CRT电视的机会，成为彩电业新星。

深职院区块链与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易海博回忆，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一片空白，仅有无线电厂生成的收音机、扩音机、调压器等产品。

为了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深圳先后采用了引进外资、与内地联合两种方法。港资是最早引进的对象，一方面深港有地缘优势，另一方面，当时香港开始了以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型，深圳是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转移地，例如文锦渡东区的电子、轻工工业区就是由香港联城联合开发的。

头部企业产业带动明显：大鱼带小鱼共成长

广东的企业链条群像明显，下游电子终端领域，走出了多家全球知名粤企。

通信设备行业的华为、中兴，互联网产业的腾讯，计算机制造业的鸿富锦、联想、长城科技，家用视听行业的创维、TCL、康佳，已成为家喻户晓的龙头和名牌；研祥、航盛电子、朗科等一批创新型企业，逐渐成为各细分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发挥着明显的示范带动支撑作用。

市场占有率，产品前瞻性是考验电子制造大企的硬标准。以大疆为例。大疆消费级无人机品牌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70%，拥有较高的市场话语权。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会长杨金才表示，深圳具备完善的无人机产业链，尤其是消费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已经领先全球，成为众所瞩目的“无人机之都”。

根据南都·湾财社记者此前采访调研，近年来，诸多知名的独角兽企业是从广东电子产业走出，其中不乏部分公司负责人均有知名电子大企工作经验。

在多方共同打造的产业环境下，创新型企业被不断孵化。据不完全统计，珠三角前三批电子信息行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深圳占据七成以上，共有68家企业入围。

从电子企业“小巨人”茁长成为大企，回忆这段发展历程，大疆创始人汪滔讲，“深圳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智能硬件创业环境”，这也是大疆选择在深圳创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完善的产业链条是企业成长的关键。业界常说，去华强北走一遭，就能找到手机、无人机等电子产品所需要的零部件，其产业链供应链的特点可见一斑。

制造大企的“中年危机”，摆在高质量发展的“三座大山”

迈入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下半场，近年来大企们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传统业务增速放缓，跨界业务难以成为公司支撑业务板块、产业链上游核心技术需发力培育等。

以TCL为例，该公司今年1月19日发布2022 年度业绩预告，受困于行业下游需求不振，TCL积极向新能源领域跨界求变，该公司新能源光伏业务保持快速增长。

作为一家半导体公司，必易微董事长谢朋村在接受南都湾财社记者采访时谈起产业链现状，他表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仍偏向于产业链的中下游，尽管创新意识强烈，竞争壁垒还有待增强，要引导和鼓励大家根据产业链的紧缺情况，往中上游拓展。

对于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困境，深圳也有所行动。

今年2月3日，我国首个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简称“交易中心”）在深圳正式运营，这对促进产业链供应链降本增效、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里程碑意义，将有利于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然而，另一个迫切的问题是，近年来随着深圳房价、地价的持续上涨，深圳的生活成本较高，对企业和人才的吸引力在下降。

深圳市泰德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泰德”）董事长孙洪涛说，十年前、二十几年前，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想创业的都涌向深圳。但现在，深圳高昂的生活成本，也迫使泰德将研发中心放到了外地。“因为没有办法，在深圳养一个研发中心，成本可能是成都研发中心费用的一倍。”

曹钟雄表示，硬科技领域的关键零部件和软件领域的核心操作系统，仍是当前相对比较缺乏的，这些领域正是我们卡脖子的痛处。“但是我们也看到，依托鸿蒙系统、欧拉系统，应该说也有所突破，只是我们的市场和生态还不够完善。”

深职院区块链与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易海博也以区块链行业为例，指出深圳也存在区块链技术集成支撑不足、量子信息产业关键材料、高端科学仪器设备主要依赖进口、产业技术应用生态有待进一步培育等问题。

在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人才、生态和产业链困境仍是横亘在前路上的“三座大山”。

站在新起点，电子信息产业“第一城”再升级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诸多企业专家认为，还是要复盘深圳发展产业优势。

回望深圳电子信息产业走过的发展历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牵引着产业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深圳成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第一城”。而总结“深圳经验”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易海博认为，首先是前瞻的产业政策，深圳强调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把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其次，在产业布局方面，深圳建立了多个高新技术园区，动用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研究所的技术创新，鼓励技术人才的加盟和落户。

“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投资的主力军是政府及政府所属部门。同时，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以港资为主的大批资金进入，以及联营、股份制、集体、个体、私营等经济类型的投资。国内上市、海外上市等直接融资渠道也是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优势，带动了产业快速发展。”易海博说。

2022年，深圳再次将“工业立市，制造业强市”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深圳发布多份文件，谋划布局“20+8”产业集群，剑指万亿级别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与多个产业集群密切相关，如网络与通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超高清视频显示、智能终端、智能传感器、软件与信息服务等。

在“有为政府”之外，便是“有效市场”，二者形成的合力共同作用于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孙洪涛在深圳创业已有20多年，他认为，近20年来，深圳有着最适合私营企业发展的土壤，近10年发展起来的大型私营企业，基本上深圳仍是居多。深圳不仅是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更是在全方位全产业领域实现了引领。

“继续保持引领的发展态势，首先就是要继续保持私有企业的发展活力，让民营企业家有信心。过去20年，深圳不同于国内其他地方的产业政策，它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更多是针对私营企业，有助于私营企业的发展。”孙洪涛认为。

一直以来，深圳服务型政府的形象深入人心，人们总结为“有事服务、无事不扰”。孙洪涛便有着切身感受，他说：“我们在深圳和全国其他一些地方都有成立公司，深圳公司发展得更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得益于市场化的政策和宽松的经营环境。”

作为一名技术出身的企业家，孙洪涛坦言自己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也是在摸索学习，“深圳包容性很强”。他强调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它决定了地方政府看待企业、看待问题的角度。”

建言献策

建设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要打造一把“公称”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战略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曹钟雄认为，华强北是上一代的全球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的一个重要的交易中心，随着电商的兴起而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大湾区需要一个全新模式的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的交易中心，所以我国首个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在深圳正式运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个方式重新架构我们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里面的话语权，为大湾区的电子信息产业的转型升级赋能。

建设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的过程中，要考虑为国产替代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标准，或者检验验证的一个体系，就像农贸市场里面的公称一样。

其次，交易中心要做好制度体系的建设，把国际交易市场跟国产替代的应用生态、应用市场建立起一个制度性的联系。很多厂商对国产替代产品没有信心，不敢用、不愿用，深圳能不能配套类似的风险补偿基金，对刚开始尝试国产替代产品的厂商给予补贴，不管是国际买家，还是国内的应用方。

曹钟雄还强调，目前以央企为主导建设的交易中心，还要尽可能鼓励民营企业的参与，要做好市场分工，引导央企往卡脖子的高端元器件领域突围，搭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展示平台，还要能够保证一个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营商环境。

深圳应该大力发展以芯片为主导的半导体产业，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制造业所需要的工业级芯片，还有很多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对芯片也有着大量的需求，要首先够补齐中低端芯片供给的短板；在操作系统方面，利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把龙头企业的操作系统能够在国内拓展起来，让操作性系统成为中国制造的“大脑”。

“要找到电子信息产业在新的终端领域的一些应用，特别是要加强网联汽车的培育和发展，把网联汽车或者说能够成为超越手机的产业来进行大力培育。”曹钟雄表示，在培育和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的过程中，要扬长避短，国内有着巨大的制造业应用场景，可以通过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把电子信息产业逐步从过去侧重to c转到to b领域，从而实现换道超车。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机会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换道超车

深职院区块链与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易海博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仅仅代表着一类新兴技术领域和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兴产业，更是一条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的新赛道，能够引领传统工业化的创新体系、生产方式、产业形态、体系机制等产生颠覆式重构，有机会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换道超车。

华强北等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的日渐式微正跟产业数字化转型变革紧密相关。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充分挖掘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支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继续引入学习国外经验，加快自我提升

深圳市泰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洪涛认为，深圳之所以能发展起来，也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对港澳台、以及外资企业的吸引，从它们身上学习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经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深圳要继续吸引国内国外一些有技术优势、资本优势、管理优势的企业，这是自我提升的有效途径。深圳是全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中央也给过特殊政策，深圳经济特区要用好、用足中央给的政策，这样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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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