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夔：科技交流要畅通，名词规范是关键

王夔（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教授；首届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顾问）

那时候工作全是自觉的

当谈及如何涉足名词工作时，王夔院士沉吟片刻，说道：“当时我们觉得名词工作很重要，是化学界甚至科学界共同的基础性问题，加上和全国科技名词委王宝瑄同志联系比较多，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定名问题，就进到这个领域中来了。当时的环境和现在的不太一样，那时候工作全是自觉的，也没有现在的发表研究论文的压力，所以我们还挺投入的。那时我们都没有计算机，通过手写，制作卡片，收集整理名词比较困难。不过那时名词比较少，现在的名词爆炸性地增加，今天做起来难度就大多了。这是一。第二，那时我们对以前审定的个别名词有些看法，需要研究。而且每一个关于名词的不同意见背后都是科学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所以我们也愿意把精力花在这个上面，把这个问题力求解决得圆满一些。再有一个督促我们做的，是两岸名词对照交流的问题，当时两岸已经有过一些接触，比如一起参加过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逐步了解到大家对学术交流的问题最关心，而其中名词是障碍，你这么叫，他那么叫，难以交流，我们也看了台湾的化学名词本子，看了后也深有感触，因为它还是国立编译馆编订的名词，国立编译馆是1932年在大陆成立的。他们的化学名词，确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有不合适的地方。于是我们力求把台湾的老师找来，进行对照和交流，后来就有了两岸统一元素命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责任也就更大了。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地开展起名词规范工作。”

王院士接着说：“在无机化学名词讨论中，张青莲先生、梁树权先生、戴安邦先生、申泮文先生这几位老前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老先生们积极参与，而且特别负责，有时为一个名词争论好几年。很多名词就是这么争论出来的。他们非常认真，互相较劲儿，往往在一封信中，就给你引经据典，查了很多资料。有时他们会打电话来问这个名词最后怎么定的，那我们就必须交代清楚。不过有时意见始终不能一致，我们就要走‘中间路线’，设法找一个两头都能接受但是又符合科学内涵的名词。”

科技交流要畅通，名词规范是关键

“名词规范工作很重要啊。”王夔院士感叹道。“新的现象新的概念出来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有新的名词了，如果一提到某个名词，大家都能明白，那就能很好交流了。所以，科技交流要畅通，名词规范是关键。”

“所有的学科都以名词为基础，一个学科的名词规范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就会得到促进。在科学的课堂里，你总是要给科技名词以科学的定义，按照名词是什么，定义是什么，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讲法，慢慢引导出事实或者现象，比如说，这个名词叫氧化还原，那么，什么是氧化还原，定义是什么，这是必须说清楚的，没有这样确切的名词和定义，就会使学生概念不清，糊里糊涂。”

“我想，名词混乱情况至少有这两种。一是，如果这个名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我们可以宣布这个词叫什么，然后大家都跟着它走，但是至少在化学学科里，多数是外国人先命名的，要把它变成中文名词，就得翻译，而翻译时大家比较随意，你取这个词，他用那个词，结果造成不统一了。还有另一种情况，我的研究领域需要跟生物学结合，我了解生物学名词有这样一个特点，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可能叫不同的名字。我猜想，可能是不同时代的人，用不同的对象做出来的，比如，你是在1949年用一个什么方法测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叫什么什么酶了，我在另外一个材料里发现一个酶，我又管它叫什么什么酶了，最后放在一块，哦，原来大家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可是这些名字都已经存在了，而且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人，已经在用不同的名字。内行人也许知道，对外行来说就乱套了——这到底谁是谁，怎么回事？不清楚。所以外行人进到一个学科里，常常会遇到名词混乱的问题，我们化学这种的情况少，生物学里头特别多。”

名词不光是给内行准备的

谈到对当前名词工作有何建议和想法时，王院士说：“名词是给内行准备的，同时是不是还考虑到外行了？这个外行当然不全是说老百姓，你在这个学科是专家，在别的学科可能就是外行。比如，现在大家都用统计学，统计学里的有些名词我就搞不清楚，但是我要用它，因为所有试验结果的分析都要统计。就要用统计学理论和知识。全国科技名词委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要关注一下。”

审定名词要结合中文语言环境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王院士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审定出的名词不符合汉语语言习惯，就很难流通开来。有好多的名词很难说就是你这几个专家用，别人不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定SI单位的文字叙述问题。比如说物质的量，因此按规定不能叫‘摩尔浓度’，而应该叫‘物质的量浓度’，我要是说氢氧化钠的浓度，就必须说‘氢氧化钠的物质的量浓度’。如果译成英文，岂不成了笑话？我们经常举这种例子来说明制定名词不能不顾语言习惯。还有词组，其实把词组搞好，也很重要。现在常常说的‘后什么什么的’，如后现代主义，英文把‘后’搁在前头，那么到底是‘基因组后时代’，还是‘后基因组时代’？再如化学生物学，英文有叫chemical biology的，还有叫chemobiology的，那么我们所说的化学生物学定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总是在和名词打交道

“有机试剂、金属离子水解沉淀的掩蔽、细胞生物无机化学，这三个名词是否就能勾勒出您的科研创新工作轨迹？”笔者问道。

“应该说第二个名词不必要，”王院士笑了笑，“在(20世纪)70年代前，我研究的是配位化学在分析化学和生命科学里的应用，所以开始所做的有机试剂和分析掩蔽研究都是配位化学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那时候学苏联，苏联在这方面发展很快，我们是按照人家精神做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要说创新，顶多新化合物掩蔽有一点点创新，思想上有点新，别人很少做，但是掩蔽这个词是旧的，所以你还不能说你本身是创新的。后来我们搞生物无机化学，是配位化学在生命科学里的应用。”

“生物无机化学在国外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文革’期间。那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等到‘文革’以后，70年代末，我们重新回实验室，发现‘冒’出来一个新的学科。而那时有机试剂研究比较衰微，因为有机试剂是依附于分光光度法、比色法，而这些方法后来被新的方法，如原子吸收等代替了。所以我们就挑选了细胞生物无机化学这个方向。在细胞生物无机化学方面，是有一定的创新，因为从国外到国内，在几年以前，大多数生物无机化学都不是拿细胞作为研究对象的。拿细胞做实验有困难，而且研究的人如果是化学家，对他们来说，培养细胞，处理细胞，在细胞层次上测定，又难做，又复杂，结果也不像化学实验那么确切，所以多是生物无机化学研究仍然按生物配位化学模式去做。我们因为在医学院，有特殊条件，而且医生们和其他的老师们也希望我们在化学上跟他们‘靠拢’，我们得到他们的帮助，也得到他们启发，所以，我们搞的细胞层次的生物化学是有创新，无论从概念上和实验方法上，都是比较先进的。”

“我们搞细胞生物无机化学，是研究金属离子与细胞相互作用中的化学事件与生物效应的关系，探索生物无机化学反应间的规律。就是说，生物体里头有许多的无机物，像钙离子、磷酸根等等，它们在生物体里起着一定的生物功能，叫必需的离子；那么外来的，不是必需的，比如说汞、铅这些东西，它们就会对细胞造成影响，这个影响有时可能看着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我们就总结这些规律。它们之所以表现在正的、负的影响上，主要是和必需的金属离子有相似和相异的差别，这其中我们觉得有一个所谓的相似性和相异性的问题，通过这种分析，可否总结出一套东西来，用以反映出这些必需的跟不必需的之间、相同地方和不相同地方之间，怎么就能表现出有毒或有益了？或者说在低浓度下有益，在高浓度下有毒？这就提到了统计学名词——聚类分析。你看，我总是在和名词打交道。”

本文来源于《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6期，一位院士的名词情结——访北大药学院王夔教授[J].作者：牧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