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孩子出生时健康状况正常的初产妇母婴健康素养水平较高

研究中共纳入346名初产妇，其中以25 35岁为主体，这可能与中国传统观念“成家立业”有关，部分女性群体认为家庭经济稳定才会选择生育孩子；从调查对象是否为全职母亲来看，非全职母亲人数最多，这是由于参与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主要居住在沿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故职业女性较多，全职母亲较少。

从调查对象的居住地和家庭月收入来看，大部分的调查对象居住在城区，这与调查选取的医疗机构有关，本次调查所选取的医疗机构是一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位于市区繁华地段，这是导致绝大多数被调查这都是来自城区及大部分产妇家庭月收入在5000 8000元的主要原因；

在文化程度方面，大专学历及本科学历占比较高，这说明大部分女性文化程度较高，符合时代发展的特点；从参加产前培训的情况来看，参加产前培训的人数明显多于未参加的人数，说明研究对象的保健意识较强，遵医行为较好；

从分娩方式看，顺产跟剖宫产的产妇大致持平；孩子出生时的健康状况正常的为大多数，这可能与近年来国家的优生优育政策及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有关，使得部分有缺陷的胎儿在孕期即被筛查出来，故出生时健康状况异常的孩子比例较低；

另外，此次调查中意外怀孕的初产妇较少，说明该地区女性的避孕意识较强，对怀孕生子有清晰的人生规划；而配偶支持度和公/婆媳关系代表了调查对象社会支持的一部分，本次调查中一半以上的产妇得到配偶的全力支持，说明大部分研究对象的社会支持水平较好。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Simonds就提出了“健康素养”概念，之后很多西方国家对健康素养展开深入研究。Edwards表示健康素养是经过时间和经验积累形成的能力。个体医学经历、生活经历是不同的，他们所具备的健康素养也就不同。

随着研究深入，有关健康素养的解释较多。当下比较普遍采用的是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给出的定义。健康素养是指个体获取、理解、处理健康信息或服务，并根据这些内容作出有关自身健康的能力。

对于健康素养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功能层、互动层以及批判层。其中：功能方面的健康素养表示个体具有阅读能力，可以了解医学知识、营养知识等等。互动方面的健康素养表示个体具有解决问题、表达分享的能力。

批判方面的健康素养表示个体具有辩证分析健康问题的能力。围绕健康素养检索了国内外文献，发现研究内容侧重两个方面：基于临床医学背景研究健康素养；基于公共卫生背景研究健康素养。他们都汇总了影响健康素养的因素，如：沟通媒介、测量工具。

通过统计结果显示，初产妇母婴健康素养得分处于中等水平。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孩子出生时健康状况异常的占比较低有关。由于健康状况异常，早产儿的母亲更加能够利用前期储备的知识，很好地配合医护人员，从而获取更加可靠、准确及适用的健康信息。

而孩子出生时健康状况正常的初产妇则在精神上容易产生放松情绪，认为新生儿各方面不存在异常，因此对于有关妇幼方面的药物知识、医学知识、营养知识、急救及安全知识的掌握欠缺。另外，在本研究中具备母婴健康素养的比例为17.3%。这与同类相关研究有些差异。

国内相关文献研究结果显示，具备健康素养的被调查者的比例为33.39% 41.75%，国外文献则显示：79.6%的研究对象健康素养具备不足。造成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为：选取的研究对象和测评工具不同所致。

同时，具备沟通性健康素养的初产妇在母婴健康素养三个领域所占比例最高，其中做出健康的能力维度具备率最高，究其原因可能与研究对象的选取有关。此次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孕后期已生产的初产妇，许慧的研究结果也显示，随着孕龄增大，母婴健康素养水平会逐渐上升。

孕晚期孕妇获取知识意愿强烈，也更加关注新生儿保健知识，因此做出有利于自身及婴儿健康的能力比孕早期的孕妇更强。一项关于北京市孕产妇母婴健康素养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产妇的及格率明显高于孕早期妇女。其可能与所采取的调查问卷及研究对象的学历占比不同有关。

经统计学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母婴健康素养总分在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配偶支持度、公/婆媳关系、孩子出生时的健康状况方面存在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被调查者的年龄越大，总体母婴健康素养的评分就越高；相反，被调查者的年龄越小，总体母婴健康素养的评分就越低。这与许慧对河北省唐山市研究发现的母婴健康素养具备情况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的结果一致。

但本研究对30岁及以上、35岁及以上初产妇母婴健康素养水平进行两两比较后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刘佳的研究女性在25 29岁之间是最佳生育年龄有共同之处。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30岁及以上，35岁及以上研究对象从生理、心理方面均达到最佳生育年龄，故显现出来的母婴健康素养水平没有差异。

除了年龄于母婴健康素养综合水平呈现出正相关之外，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于母婴健康素养综合评分同样呈现出正相关的表现。这与王亚、刘晓的研究结果相似。虽然说学历不能代表一切，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往往决定了其接收、学习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在被调查的产妇中，很多文化素养较高的孕妇表示更习惯于学习一些科学知识、用于解决相关的问题，从而表现出更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一些文化素养水平较低的产妇则更习惯于基于生活的经验和他人的建议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从统计结果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同家庭月收入的被调查对象在母婴健康素养各个指标上的表现也有所不同。从综合评分上来看，家庭月收入在8000元及以上的研究对象，其健康素养评分要高于其他主体；

与此同时，家庭人均月收入小于3000元及月收入在3000 5000元的被调查者，其综合评分要低于其他相关的主体。分析可能与健康知识及服务的可及性与经济状况相关有关，因此家庭经济是影响母婴健康素养的重要因素。

研究结果所示，配偶支持度为极少支持的研究对象母婴健康素养得分最低，而配偶支持度一般及全力支持的研究对象母婴健康素养得分则较高。

但是配偶支持度一般及全力支持的没有统计学差异，其母婴健康素养得分差异不大。刘晓的研究结果表明，配偶之间感情度越高，健康素养具备率越高，这是因为感情度越高，家庭越和睦，孕产妇与配偶间的沟通就越好。

同时，由于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育儿的精力要高于男性，但是随着经济开放化发展，很多居家男士们也开始关注育儿，他们更重视孩子成长与发展，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开始关注更多的育儿知识，承担一部分育儿责任，在生活中与妻子进行育儿知识的分享，从而使双方的健康素养水平得到提高。

研究结果还显示：公/婆媳关系好的研究对象其母婴健康素养得分明显高于公/婆媳关系一般及较差的研究对象。这与王燕的研究结果“家庭成员对围生期孕产母婴健康素养水平有着一定的影响”有相似性。家庭内部感情越稳定，成员间越主动交流，孕产妇获得支持和建议就越多，母婴健康素养自然越高。

研究结果表明，孩子出生时健康状况正常的初产妇母婴健康素养水平较高，也可以理解为健康素养高的产妇妊娠结局较好，发生产后异常率较低。这与其他关于孕产妇健康素养水平与妊娠结局相关性调查研究结果相似。

分析其原因可能与健康素养状况高的研究对象营养知识的具备率高有关。学者彭利平也证实对高危妊娠产妇进行营养知识教育可改善妊娠结局，从而影响孩子出生时的健康状况，因此增加产妇医学知识、营养知识的储备，也可以降低产后异常及孩子出生时健康状况异常风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