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工程之佛教及其建筑的发展与演变（六）

崛起

藏传佛教大昭寺与小昭寺示意图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始于7世纪中叶，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先后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在两位公主的影响下皈依佛教，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分别用来供奉赤尊公主带来的佛祖8岁等身像和文成公主带来的佛祖12岁等身像，佛教开始在藏区生根发芽。

为了解决本民族没有文字的困局，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前往古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学习梵文，以此为基础创造了藏文，同时翻译了大量佛经，佛教开始在藏区传播。随着寂护、莲花生等众多印度高僧入藏弘法，兴建桑耶寺，以及本土“七觉士”的涌现，藏区佛教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兴盛的佛教引起了藏区内信仰本土苯教的豪门大族强烈不满，9世纪中叶爆发了的“朗达玛灭法”事件，吐蕃最后一任赞普达玛继位后，开始推行抑佛兴苯政策，破坏寺院佛像、焚毁佛经、镇压僧人，佛教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直到公元10世纪左右，随着政权的更替和政策的缓和，以及阿底峡等印度高僧的入藏弘法，佛教逐渐复兴，开始与本土苯教相融合，逐渐发展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陆续形成了不同的教派：

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其主寺示意图

• 宁玛派

宁玛派，始建于11世纪，是藏传佛教中最古老的派别，由早期传入藏区的古印度密教与本土苯教融合而成，因教派僧人戴红色僧帽，又称红教，其代表寺院有多吉扎寺、敏竹林寺、白玉寺等。

• 萨迦派

萨迦派，因其主寺萨迦寺而得名，寺院四周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和黑三色，故又称为花教，其代表寺院有萨迦寺、塔公寺等。

• 噶举派

噶举，藏语意为“口授传承”，因教派僧人沿袭古印度教传统身着白色僧衣，又称白教，其代表寺院止贡寺、楚布寺等。

• 噶当派

噶当，藏语意为“用佛的教诲指导修行”，重视佛教经纶，因其教理较为系统，修持十分规范，对藏传佛教其它宗派也都有重大影响，15世纪左右被新兴的格鲁派所取代。

• 格鲁派

格鲁派，创建于1409年，是藏传佛教中最晚出现的教派，继承和发展了噶当派的思想体系，故有“新噶当派”之称，因其僧众戴黄色僧帽，又被称为黄教，逐步占据了藏传佛教的主导地位，代表寺院有哲蚌寺、色拉寺、噶丹寺、扎什伦布寺等。

此时的西藏地区处于群雄争斗的分裂时期，藏传佛教不同教派与各个地方领主相结合，进而形成了众多的地方割据势力，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直到北方蒙古帝国崛起。

蒙古帝国示意图

公元1206年，即南宋开禧年间，蒙古族乞颜部首领孛儿只斤 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鄂尔浑河】召开大会，建立大蒙古国，被尊称为“成吉思汗”，之后便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先后吞并了西辽、西夏、花剌子模、金朝等国，占据了辽阔的亚欧地域。

成吉思汗晚年喜好神仙之术，也想利用北方道教全真教派影响力入住中原，在西征途中召见全真教教主丘处机，讲法论道，相谈甚欢，尊称丘处机为长春真人，命其掌管天下道教。道教全真教派遂得以在北方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北方最大的教派。

凉州会谈示意图

公元1247年，蒙古国大汗窝阔台之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白塔寺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商讨西藏归属问题，双方达成共识，萨迦班智达亲笔撰写了《萨迦班智达致番人书》，说服西藏各教派归附蒙元政府，接受蒙古派官设置，这成为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的起点，同时拉开了藏传佛教走出西藏地区，传入河西走廊、蒙古高原以及中原地区的崛起序幕，史称“凉州会谈”。

道经《老子化胡经》示意图

快速扩张中的全真教派与其他教派特别是佛教的矛盾愈加激烈，将不少原属于佛教的寺院改为宫观，并极力宣扬魏晋时期《老子化胡经》一书中释迦牟尼为老子出关后化身的观点，即“佛本是道”，引发了佛教的强烈不满。

公元1255年，元宪宗蒙哥在首府哈拉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亲自主持了第一次佛道辩论，佛方由少林寺富裕长老代表，全真派由掌教李志常为代表，结果全真教落败，不得不归还所侵占的寺产，然而佛道之争并未结束。

公元1258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佛道大辩论召开，元宪宗蒙哥任命亲王忽必烈在开平城主持辩论，围绕着《老子化胡经》真伪而展开，期望解决佛道之间的矛盾，史称“戊午之辩”。佛道双方各选派17名代表辩论，佛方以藏传佛教国师那摩国师、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和汉传佛教少林寺富裕长老等为代表，全真教派以新任掌教张志敬等为代表，逾千人参加了这场辩论会。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在辩论中占据主动，凭借着严谨逻辑和雄辩之才，迫使道教一方承认辩论失败。

佛道辩论会后按照约定，参加辩论的道士被勒令削发为僧，包括《老子化胡经》在内的45部道家典籍被认定为伪经而销毁，全真教自此由盛转衰。

八思巴与忽必烈示意图

早年，十岁的八思巴便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来到凉州，参与了历史性的“凉州会谈”，之后留居凉州研究佛法，年仅17岁便继承了萨迦教派首领之位。忽必烈曾在进攻大理的南征途中召见八思巴，相谈甚欢，佩服有加，遂拜为上师。在这次佛道辩论会中，八思巴表现出色，凭借着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和谦虚谨慎的性格进一步加深了忽必烈对藏传佛教和他个人的崇信。

1260年，忽必烈在与其弟阿里不哥的争位大战中胜出，继任蒙古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统领天下释教。1264年，迁都大都【今北京市】后，元世祖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并统辖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正式形成，萨迦派也一跃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首。

1269年，八思巴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依照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仿照汉文方块字，创制出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文，成为元代官方通用文字。次年，元世祖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简称帝师，向皇帝、皇后及太子讲经说法，祈求福寿，佑国久安。

自帝师八思巴始，藏传佛教成为蒙元王朝王公贵族和诸多大臣的信仰，被奉为国教，每一任皇帝继位前必先接受帝师的灌顶和戒条，同时帝师掌管全国佛教并统辖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开创了独具元代佛教特色的帝师制度，维持了西藏的稳定，并促进了西藏地区的融入。

公元1279年，南宋军队与蒙古军队在崖山爆发大规模海战，宋军全军覆灭，10余万人投海殉难，南宋灭亡，元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所创建的大一统王朝。

在蒙元政府的大力扶植下，藏传佛教获得了相当高的特权地位，迅速在蒙古各地传播，并开始大规模渗入中原各地，一大批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拔地而起，其中代表为山西五台山塔院寺白塔和北京妙应寺白塔。

五台山白塔示意图

• 五台山白塔

五台山白塔，全名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塔，位于山西省五台山塔院寺内，现存塔始建于元大德年间，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通体洁白，总高54余米，由塔台、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其中塔基为石砌须弥座，塔身为覆钵体式，塔刹由刹座、相轮、大华盖和金塔刹组成，是中国最高的藏传佛教喇嘛塔，为五台山标志性建筑。

北京妙应寺白塔

• 妙应寺白塔

妙应寺白塔，又称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因通体白色，俗称白塔，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妙应寺内，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下诏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持设计和施工，并迎奉释迦佛舍利藏于塔中，高约51米，砖石结构，造型浑厚，状如覆钵，比例协调，造型完美，是元大都遗存下来的藏传佛教喇嘛塔的代表。

蒙元政府虽将藏传佛教设为国教，但对其他宗教也采取了兼容并蓄、信仰自由的宽容政策，同时藏传佛教虽贵为国教，但并不符合中原民情，故仅在皇宫中流行，在民间汉传佛教持续发展中，以禅宗和净土宗两个佛教流派最为流行，延续着两宋时期以来禅净并修的趋势，其典型佛教代表建筑为山西洪洞广胜寺和上海真如寺。

山西洪洞广胜寺

• 山西洪洞广胜寺

广胜寺，寓意“广大于天，胜名于世”，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始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原名阿育王塔寺，唐时改称广胜寺，后为战火和地震所毁，蒙元成宗大德年间重新修建，分为上寺、下寺和水神庙三处主要建筑，其中飞虹塔、《赵城金藏》和水神庙元代壁画被称为“广胜三绝”。

广胜寺飞虹塔，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大、最为完整且年代最为久远的五彩阁楼式琉璃塔，塔高逾47米，共十三层，塔身中空，呈八角形，四周装饰着神龛、宝瓶、菩萨等众多构件，为中国四大名塔之一。

广胜寺下寺内有一座水神庙，庙内完整保存着元代众多壁画，内容丰富，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有《龙王行雨图》、《下棋图》、《元杂剧图》等十余个故事图画，刻画细腻，人物逼真，极富艺术表现力，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被誉为华夏瑰宝。

《赵城金藏》刻印于金代，是我国第一部木刻板大藏经《开宝藏》的复刻本，全部经卷共6943卷，今存4000余卷，于民国时期在广胜寺内发现，是一部百科书式的佛教全书，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敦煌遗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广胜寺海外流失壁画示意图

广胜寺下寺大佛殿四壁之上，曾经是元代宫廷画师所绘制的壁画，为元代壁画之精品，画艺精湛，价值连城。民国时期，寺庙僧众因无力修护，遂将壁画分割剥离之后出售，共卖出壁画4幅，分别收藏在美国的三座博物馆之中，成为其中国厅的镇馆之宝：

- 后殿西壁上的元代《炽盛光佛佛会图》，收藏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 后殿东壁上的元代《药师佛佛会图》，收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 前殿东、西两壁上的明代《炽盛光佛佛会图》和《药师佛佛会图》，收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上海真如寺示意图

• 真如寺

真如寺，寺名取自佛经《成唯实论》，寓意“谓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原名万寿寺，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蒙元延祐年间迁移至今址，更名为真如寺，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除正殿大雄宝殿外大部分建筑被毁，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尚存的元代佛教木结构建筑遗存，与静安寺、玉佛寺和龙华寺并称为上海四大名刹。

藏传佛教在元代地位较高，享有蒙元政府提供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经济体，不但拥有大量的土地，还从事矿产资源的开采，甚至各项工商业活动，有“国家财富，半入西番”之说，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收支，给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同时无视国律，肆意而为，进而引发了社会动荡和黑暗，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加速了蒙元政府的灭亡。

公元1344年，黄河发生白茅决口，造成大面积泛滥，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水利专家贾鲁经过实地考察，上书治河之策，直到公元1351年，元惠帝才任命贾鲁主持黄河治理。贾鲁采用“疏塞并用”的方式，裁弯取直，整治河道280余里，修筑堤防700余里，耗时仅8个月，危害七年之久的黄河水患得到了控制。

在治理黄河期间，蒙元政府不懂得体恤民情，工期过短，施工过急，百姓被强制日夜劳作，在加上元末贪污腐败严重，各级官员乘机敲诈勒索，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剧锐化，进而引发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率教众起义，因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点燃了元王朝灭亡的导火索。

白莲教，源于古波斯萨珊王朝摩尼教，唐朝时期传入中原，逃脱“会昌灭佛”之后走向民间，改称明教，南宋时期与弥勒教、白莲社等结合形成白莲教派，逐渐演化为民间秘密社团，信奉光明佛即未来佛弥勒，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宣扬所有教友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等，互通财物，互相帮忙，反映了广大百姓的利益和迫切要求，故而群众基础日益广泛，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的重要推动力量。

1352年，郭子兴率众加入红巾军起义，占领濠州，声势逐渐壮大。黄觉寺僧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义军，屡立战功，继承了郭子兴地位后，不断扩充自己势力范围，在击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南方起义军之后，占据了江南半壁江山。

公元1367年，朱元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口号，派遣徐达、常遇春等大将率军北上，开始北伐。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省南京市】登基称帝，定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同年，明军攻陷蒙元首府元大都【今北京市】，标志着蒙元政府全国性统治的结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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