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形态下人与人的全面异化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暴躁地将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法创造数字价值的“数字穷人”，另一种是能够创造数字价值的“数字富人”，“数字穷人”和“数字富人”之间关系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关系的当代新表现。因此，数字劳动在人与人方面的异化即“数字穷人”和“数字富人”之间的异化。

劳动异化“四规定”的前三种异化规定的直接结果就是劳动者同他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数字劳动与传统劳动无异，在工具化、异己化、统治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其具体表现就是在数字社会中出现了“阶级化”的趋势。

数字网络中劳动者关注度的高低，决定了其网络话语权的大小，也决定了其数字价值的高低。由于网络社交平台传播性极广，时效性极强，人类在网络社会实践中的一切活动都会受到网络技术的制约，在网络实践中效率越高，受到的关注自然越高。

网络社会中的价值评价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以抖音直播平台为例，粉丝数量和关注人数越多的主播轻松引导舆论方向，展开对与己方意见不同的一方的攻击，并同时获取更多的数据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数字网络中的等级制度。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虽然并非像传统劳动中一样尖锐，但一样会导致数字劳动者之间的异化加剧。较为典型的便是由数字鸿沟产生的两种群体，“数字穷人”和“数字富人”之间的异化。简单来说，“数字富人”是指，掌握数字资本的平台所有者，以及懂得运用数字技术的人。

“数字穷人”是指不懂得如何接入互联网，不能有效利用数字资源的人。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数字穷人”和“数字富人”之间的异化的本质上是两个“新生阶级”之间的异化，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关系的当代新表现。马克思指出，当数百万家庭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它阶级各不相同并相互对立”。

便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阶级，但是小农并不能形成为一个阶级，因为他们“只存在地域性的联系”，而未形成世界性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换言之，要形成一个阶级的重要条件包括打破地域界限，形成全国性的，甚至世界性的联系，无产阶级的形成便是如此。资产阶级建立的世界工厂。

已经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系起来了，没人任何一个无产者可以在这种环境中独善其身。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具体到数字时代的数字劳动中，“数字穷人”和“数字富人”便是两种新生的阶级，是互联网时代新的劳动阶级。这两种阶级之间的异化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当代的演变形式。

与马克思异化劳动第四规定相一致，“数字穷人”和“数字富人”之间的异化是由于在数字信息时代，数字劳动异化的前三种表现形式所造成的，具体表现为：“数字穷人”滋养出了“数字富人”这种具有不同利益的阶层，并受到“数字富人”的压迫。“数字穷人”成为互联网时代数字信息领域中的“无用阶层”，他们无法完全享受劳动资料。

也无法享受自身的劳动成果，时代进步需要他们的付出，时代的红利却好似与他们毫无关系。在数字信息领域，他们是劳动群体中的一员，他们所产生的知识与信息成为了一种新的生产力，这些知识和信息产品被互联网公司所占有，并被瞬间商品化了。在数字劳动展开的过程中，“数字穷人”是劳动过程中的“无私”的奉献者，而包括互联网公司在内的“数字富人”则是劳动利益的既得者。

而更为可怕的是，作为被剥削阶级的“数字穷人”在很大程度上却并未马上意识到这种剥削的存在，因此他们未能像十九世纪的工人一样奋起反抗，要求取得本该属于自己的劳动收入。也就是说，如今的“数字穷人”仍处于自在阶级阶段，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阶级。

只有当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技术使用行为和个人信息不断被数字资本转化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商品，或感受到对个人信息和劳动活动缺乏控制而产生的危机感时，他们才会有所意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数字资本的操纵下，数字技术不仅对个人的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生活进行了全面的渗入，还将这种牵制提高到了社会和国家的高度。

数字信息时代，对信息数据的使用已经成为各国发展数字技术的一个重要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数字技术上的垄断优势，通过无耻的数据式殖民扩张手段进行大范围的数据积累，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数据霸主地位，构建由美国主导的单边数字发展模式，构建“数字铁幕”。

二〇一三年六月，前美国中情局的成员斯诺登爆料美国政府通过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9家世界性网络企业开展全球监控活动。无独有偶，二〇二〇年七月，又被爆出美国国会下属机构要求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密切监控他国在手机应用软件上的数据收集和使用行为。

可见，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数字资本主义逐渐成为了一个数字帝国，而数字技术正是它进行数字掠夺武器。但是数字资本的胃口不会止步于对数字技术领域的猎取，不会满足于在经济领域的霸主地位，它通过操控数字技术将自己的猎枪推向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生产领域，数字资本主义利用数字技术和平台的垄断优势，对用户的需求进行精确的分析和监测，从而形成垄断性的生产；在消费领域，数字资本主义利用数字化平台进行精确的监测和分析，最大限度压缩数据生产的成本，促进数字平台的精准销售，力图通过简单的单次信息收集活动完成多次收益目标；

在分配领域，跨国信息公司掌控着所有与数据相关的一切活动的优先权和主动权，它制定了在信息生产、分工环节的所有规则，要求其他数字公司在没有它授权的情况下不可做出侵犯其既得利益的行为。而以上种种数字资本所犯下的罪行，都是在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全面牵制下所产生的结果。

综上所述，数字资本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和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牵制都导致了数字劳动的异化，而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又往往是通过合谋的方式对数字劳动发挥作用。数字技术模糊了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线，导致了劳动时间和劳动空间的分离，提高了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的遮蔽性，帮助数字资本以隐蔽的强硬手段将互联网上的劳动者纳入数字生产的各个环节中；

数字资本则利用平台技术优势，收集用户的各类信息，通过数据智能算法，进而实现对数字劳动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数据监管和数字支配。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的合谋导致了数字劳动者从社会性的人成为了数字算法中的“数据人”，数字劳动者彻底沦为了数字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