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在民营企业不断诞生的浪潮中，一个曾经推着小车收废铁的中年人在长江边成立了自己的钢铁厂，点燃了炼钢的烟囱，这个人就是昔日的钢铁大王——戴国芳。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2002年5月，戴国芳提出在长江边建钢铁厂的规划，总投资为10亿元左右。 2003年，在《新财富》杂志推出的“中国400富人榜”上，戴国芳名列第376位，估算资产为2.2亿元。 那时的铁本，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野蛮生长着，甚至创始人戴国芳还放言要“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而这两家钢铁厂是中韩两国最大的钢铁厂。2003年，在常州市政府的推动下，铁本项目从200多万吨级加码到840万吨级，工程预算为106亿元。这一项目一旦做成，再加上铁本原有的产能，铁本将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千万吨级产能钢厂，而当时能做到如此规模的仅有宝钢和唐钢。有不少常州的网友认为，如果这家企业还在，常州或许早已突破万亿产值，经济总量超越南通。但也正是因为这个野心勃勃的项目，铁本一头撞上了国家产能调控的大墙，从此一落千丈，戴国芳也因此锒铛入狱，这就是著名的“铁本事件”。如今，距离“铁本事件”已经过去了近20年，戴国芳却没有因为曾经的牢狱之灾就此消沉，反而东山再起。只不过这一次，戴国芳似乎再无“超越宝钢”之类的豪言壮语。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大败局2》一书中，曾对铁本及戴国芳的功亏一篑做过深入剖析。书中写道，“戴国芳和铁本的故事意蕴悠长，这里面或许真的隐藏着这个大变革年代里很多的‘深度秘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钢铁工业一直处在快速增长的阶段，早在1992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进入21世纪，经济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城镇化、工业化、下海潮……彼时的中国日新月异，经济发展速度稳步提升，对于基础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钢铁资源全面紧缺，中国全境再掀炼钢狂潮。国有钢铁公司不断开疆扩土，地方中小型民营钢铁工厂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2002年前后，全国的炼钢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的114家增加到了260多家。2001年，戴国芳面对钢铁行业前所未有的机遇，毅然决然扩大铁本的产能，在长江中下游沿岸地区建设了新工厂。戴国芳的选址是著名的长江钢铁长廊，自西向东伫立着武汉钢铁、九江钢铁、马鞍山钢铁等国字号钢铁集团，个个身列“中国百强工业企业”。当时的常州生产总值在省内并不突出，常年第六，常州十分需要一个能与这些钢铁巨人企业比肩的“自家人”拉动经济的马车。生活简朴、生产技术过硬、经营有方的戴国芳此时正有意扩大铁本的产能，这与当时政府的需求一拍即合。2003年，戴国芳规划新建一个年产200万吨的新厂，投资规模在十亿元左右。据《大败局》中记录，铁本项目经过多方推动，从最初的200万吨规模一点点跃升至840万吨。然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当时很难得到中央批准，并且流程冗长。于是当时的铁本项目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块土地报批申请。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2003年年底，宏观调控的大闸拉下。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2003〕103号文，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2004年，铁本项目的土地征用问题被记者发现，并撰稿相关材料递至中央，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一个由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奔赴常州调查。同年4月，检查组将铁本事件定性为“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并发布了铁本项目中的五大问题：违规拆分项目审批，违规征用土地、违规组织征地拆迁，虚假财务报表骗取贷款，相关金融机构违规以及偷税漏税。最后，铁本项目所涉及的8名政府官员、银行官员受到惩处，戴国芳8万元家产被查封，被判五年有期徒刑。有人说铁本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祭品”。在铁本被查处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野蛮生长的钢铁产能虽然得到了短暂的控制，但次年，产能超过千万吨的钢厂从原本的两家扩大到了八家，其中七家为国有企业，因而有媒体称铁本事件为“宏观过热，调控民企”。从民众角度，一位常州网友以铁本为起点缩写《三哭常州》在常州市民中广为流传。文章中提到，铁本的拆迁、征地背后是上千个流离失所的平民，若执行到底，或许会换来喜人的经济增长，但其背后是不可忽视的民生问题。同样，这篇文章认为铁本事件是常州在经济上彻底落后于苏锡的标志性事件。无论背后真相如何，铁本事件当中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民营企业任何时期都不能触碰国家宏观调控的红线。在铁本项目被调查之前，戴国芳的新厂正在长江边如火如荼地盖着。戴国芳入狱之后，原本规划出的建厂用地杂草丛生，到处都是废弃的施工材料与钢铁，工地空无一人，按照当地政府监管组的计算，戴国芳每月的损失多达6000多万元。在铁本项目上已经投入的数亿元似乎就像戴国芳一样被人遗忘。戴国芳2004年入狱，2008年被取保候审出狱。恢复自由的戴国芳回到常州老家，原本就沉默寡言的他更加封闭自我，拒绝任何媒体记者上门探访。2010年7月，在江苏响水县沿海经济开发区，德龙镍业有限公司成立，创始人正是戴国芳。戴国芳有意淡化自己在公众视野的存在感。不仅休养的两年间无任何相关公开报道，就连重新创业之后的他也鲜少以创始人的身份出席有关德龙的公开活动。戴国芳12岁辍学，铁本风头正盛的时候，他也仅有小学学历。他从收废品起家，最初的铁本就是他从几台回收的二手转炉和化铁炉“炼”出来的。起初由于规模受限，技术水平低，铁本生产的都是低档次产品。戴国芳是一个深知钢铁行业盈利规律的人——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抢占市场，利益自然来。戴国芳在经营铁本时也牢牢遵循着这一原则，他曾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达成了长期铁矿石供应协议，形成了铁本长期的成本优势，也让铁本在最初的几年火速扩张发展。2010年的中国，传统的钢铁产品产销量依然巨大，但无序竞争和产能过剩让企业的利润持续摊薄，戴国芳意识到重新进入传统钢铁行业并不是一个好选择，因而他转向了攻克钢铁的细分领域，不再与传统大型的钢铁厂死磕。戴国芳所成立的德龙镍业是一家专注于不锈钢领域的企业，相较于过去粗放型的钢铁厂，德龙更加注重中端市场的占领，避免与大企业的技术对抗，又避免陷入到低端产品的价格竞争中去。戴国芳不再重视产能的大小，而是更加重视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去控制成本。曾经在碳钢领域沉浸多年的他对原材料深有感触，国外的矿业与钢铁巨头对铁矿石的控制曾经是中国钢铁企业最大的痛点。戴国芳建在江苏盐城的工厂有自行配套建设的电厂、港口、码头等，他与印度尼西亚的红土镍矿企业合作，直接进口镍铁的原料——红土镍矿，通过船运直接进入工厂码头，再通过船运将成品发出，从而形成产业链的成本优势。戴国芳是做产业的老手，他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策略，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让他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和过去相比，戴国芳显然已经不再盲目追求规模，也低调了许多。现在的他更重视从技术上获得竞争力，并带领德龙在技术创新上连续发力，每年的研发费用投入从2017年的2000余万，增加到了2020年的8000多万。东山再起难，另辟山头难上加难。吸取了经验教训的戴国芳，正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他热爱的钢铁王国。在筹备德龙的那两年中，戴国芳如何从过去的阴霾中走出，又是如何重新熟悉变化巨大的经济社会，这其中的辛苦我们不得而知，但回归的德龙验证了——是金子总会发光。德龙镍业现在的当家人是戴国芳的儿子戴笠，戴国芳入狱时他仅有13岁，德龙成立时他也仅有20岁。这位年轻人既是当时德龙的创始班子之一，更是戴国芳的接班人。22岁时，戴笠不仅担任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而且为当地所知的另一头衔是：2012年盐城市“两会”最年轻的人大代表。重新出发后的戴国芳变得更加低调，他将德龙的台前交给子女，自己则退居幕后，从此远离媒体，也再无当年“赶超宝钢”的豪言壮语。德龙的每一步，都走在铁本的尸骸上，因此戴国芳与家人对德龙的经营更加谨慎。经营铁本时的戴国芳在政策与宏观调控中吃了亏，再次出发的他更加关注政治。2009年，国务院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标志着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孤寂冷清的上千公里海岸线成为投资热土。戴国芳离开了家乡常州，将工厂开在了距离铁本原址400多公里的盐城响水。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后，德龙乘着政策的东风，积极与世界最大的不锈钢原材料产地——印尼合作。2015年，德龙携手中国一重集团布局的海外首个镍铁及不锈钢产业园——印尼德龙工业园正式建设，2017年首条生产线投产。2020年，印尼德龙工业园二期不锈钢一体化冶炼项目（OSS公司）正式投产。截至2022年，德龙工业园已建成四期项目，投产55条镍铁生产线，累计实现77.38亿美元的营业收入。2022年，德龙镍业凭借1353.8亿营收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位列第56位，位列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第31位。这是德龙连续三年荣登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相比于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名单，德龙的排名分别提升了45名和22名。参考资料：
吴晓波：《铁本：钢铁之死》
华商韬略：《5年牢狱，东山再起，王者归来，他是中国的钢铁侠！》
中国经济周刊：《【人物】钢铁大佬戴国芳东山再起 10亿美元印尼建厂》
周掌柜：《铁本续集：枭雄戴国芳的重生 》
国际商报：《德龙工业园：为中印尼合作共赢树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