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内循环的畅通,使得国内产业资源的区域再布局(产业转移)伴随产业升级同步发生,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国内经济大循环落在产业层面,包括两方面:一是资源要素在产业之间的循环,二是依托产业资源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转。“存量发展”阶段,产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将加速:制造业相对部分传统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相对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吸引力或持续上升;两大因素将加速产业间资源再配置: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移趋缓后,非农就业内部的结构性变化;城镇化追赶工业化所带来的制造业内在的结构调整。
与城市群的梯队化发展相对应,我国新兴产业集群由高梯度向低梯度地区加快进行,布局呈现特色化和多元化两大趋势。国家“十四五”规划指出,“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结合各地“十四五”规划的方向和发展趋势,我们发现了新兴产业集群布局的两大特征:一是分工的专业化使得新兴产业集群在地区上的分布更加分散化;不同地区专注不同产业链位置,呈现梯度性发展,各区域产业发展模式分化逐渐突出;二是产业集群类型的多元化带来培育新产业优势的机遇,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薄弱地区或能够以新方向实现突破。
新兴产业的区域布局变化将带来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三大特征:中部崛起;薄弱地区“单点”突破;发达东部地区差异性将逐步凸显。一是长江经济带产业的加速转移将加速中部地区的崛起。这背后是新一代电子信息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资源向相关省份集聚;二是传统的经济薄弱地区可能有逆势发展的突破口。这背后是新兴产业类型的多元化,其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能源或人口等各类要素的挖掘空间,比如云贵地区(能源)、西北部分地区(人口);三是东部发达城市群将在区域层面呈现差异性。其源于新兴产业集群定位、集聚和转移模式的不同:(1)长三角产业链垂直合作强化区域一体化发展,尤其是技术攻关合作将不断加强,由此强化创新集中的定位;(2)京津冀的产业转移、大湾区的规模优势可能强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并转化为新增长点。
正文
引言
新发展阶段下,扩大内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性提升。从产业层面而言,这意味着我们的重心或逐渐由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向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再布局国内产业资源并重转变。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1]中提出的三大重点任务之一是 “支撑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我们认为,国内经济的循环落在产业层面,包括两方面:一是资源要素在产业之间的循环,二是依托产业资源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转。前者是产业发展趋势的问题(投什么),后者是产业区域布局的问题(在哪投)。
总体上我们认为,随着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内循环的畅通,国内产业资源的再布局趋势(产业转移)将伴随产业升级同步发生,成为影响未来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一、产业间资源再配置将加速:农业向非农就业转移继续放缓;高技术制造业相对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吸引力或持续上升
(一)两大因素或将加速产业间资源再配置:非农就业内部的结构性变化;城镇化追赶工业化所带来的制造业结构调整
根据城镇化发展阶段的“S型”曲线[2]划分,超过70%后即进入城镇化的后期阶段。当前,我国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已超过65%,这意味着城镇化绝对水平的增量空间相对有限。我们认为,在城镇化的“存量”阶段,两大变化或加速产业间的资源再配置:
第一,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变可能继续放缓;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更多体现在非农就业的内部结构变化上。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由于需要保持一定比例的农业人口数量来维持农业产出的需要,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换速度逐渐下降。相应地,非农就业人口的内部结构变化明显,第三产业就业相对第二产业占比提高,且仍保持较高的转换率。
图表1:美国的非农就业人口占比增速慢于城市化水平的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美国就业人口从第二向第三产业的转移速度较高,而农业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化率已几乎停止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二,与一般所呈现的城镇化快于工业化率不同,中国城镇化速度相对滞后于工业化。为提升城镇化水平,或需将更多侧重点放在优化城市内部的工业结构、资源更多放在先进制造业等高端产业上。
根据钱纳里模型[3]的测算,国际平均来看,城镇化水平相对高于工业化水平。因为城市中的产业类别更为多元,除工业外应存在能够吸纳就业的其他产业类别。尽管该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其提出的基本特征在美国的城镇化历程中得到了验证:美国的城镇化速度快于工业化,且城镇化绝对水平远高于工业化水平。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还低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理论均值,这与高工业化存在一定的关联[4]。因此,为提升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质量,或需进一步优化城市内部的工业结构,将更多资源放在先进制造业等高端产业上。
图表3:中美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呈现不同的特征,中国城镇化速度相对滞后于工业化,且城镇化率低于理论平均值
资料来源:Wind,钱纳里等《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中金公司研究部
(二)国内产业资源再配置的趋势:制造业相对部分传统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相对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吸引力或持续上升
近年来,我国产业间的资源再配置,一方面发生在资源配置的重心逐渐向实体回归,体现在高技术制造业[5]和金融及地产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制造业内部,高技术制造业的吸引力相对制造业整体持续处于上升趋势。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在2015年前后高于制造业的总体水平。
我们认为,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安全”重要性提升背景下,产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意味着各产业的发展趋势将存在差异,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兴产业集群相对更具有规模扩张的潜力。
图表4:高技术制造业吸引投资的水平相对地产和金融出现趋势性回升,且增速已超过制造业总水平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5:近年来对制造业等实体领域的支持明显增强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二、我国新兴产业集群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加快进行,布局呈现两大趋势:特色化和多元化
(一)新兴产业集群的“梯度性”与城市群发展的梯队性相对应
(1)产业是内嵌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部分,城市群与产业群存在相互促进的关联效应。
克鲁格曼[6]提出产业集群形成的前提条件是较低的贸易成本。城市群的形成促进区域一体化,加强区域资源整合,降低贸易壁垒,从而促进产业的集聚[7]。政策指引是影响新兴产业区域布局的重要外生力量。全国“十四五”规划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表述中提到,“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我国城市群的发展突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例如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鄂、湘、赣内共31市),这使得区域资源要素得以在省域之外重新整合。
(2)区域的“差异竞争、错位发展”将进一步带来各区域产业群培育方向的差异。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指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努力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展,释放区域协调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全国“十四五”规划[8]将我国的19个城市群分为“优化提升、发展壮大和培育发展”三类,并对三类城市群的发展重点做出指示。“优化提升”的5个城市群集中在长江经济带和东部沿海的部分地区,是我国发展基础靠前的典型区域,或将着重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
“发展壮大”的5个城市群集中在黄河流域和东部沿海的其他地区,是我国发展速度较快的典型区域,或将着重壮大特色制造业集群;
“培育发展”城市群的经济基础相对较弱,或将着重促进现有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产业集群的壮大。
从上可以看出,与城市群的差异化发展相对应,我国产业群布局的趋同性降低。四大经济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重点不同,区域集群走向特色化。我们将各省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新兴产业的部分,按照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和其中的重点城市群进行归纳,并分别总结出以下几大特征。
图表6:中国19大城市群空间格局
注:名称旁的红色圆形标记表明其为“优化提升”城市群,蓝色圆形标记表明其为“发展壮大”城市群,未标记的为“培育发展”城市群
资料来源:全国“十四五”规划,中金公司研究部
东部地区:“智造、数字、医药”
长三角:突出科创研发,聚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
粤港澳大湾区:突出“智造”引领,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产业;
京津冀:突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耦合,聚焦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
中部地区:“芯屏光汽”
长江中游城市群为核心:突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
中原城市群:突出先进制造等产业(装备制造、消费品和精品原材料等)。
西部地区:“大制造、大消费、新能源、绿色环保”
成渝双城经济圈为核心:突出先进制造和康养消费产业;
西北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引领:突出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和能源化工等产业;
西南以黔中城市群为引领:突出大数据信息等产业(数据中心、智能终端、数据应用)。
东北地区:“精加工、新环保”
哈长城市群:突出生态绿色农业、精细化工和消费品工业等产业;
辽中南城市群:突出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和冶金、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
图表7:中国各城市群的发展基础不同......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8:......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也不同,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群将着重培育创新型产业群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9:中国产业群在区域的“四大板块”上将突出产业分工
注:地图来源http://bzdt.ch.mnr.gov.cn/index.html
地区划分依据来源
http://www.stats.gov.cn/tjfw/tjzx/tjzxbd/201811/t20181110_1632622.html
资料来源:自然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市)“十四五”规划,中金公司研究部
(二)新兴产业集群领域多元化、分布分散化,东部地区仍是新增集群的主要集聚区域,但中(西)部占比明显上升,成为部分薄弱地区培育突破口的抓手
从已有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看,区域上仍集中于东部省份,包括广东、山东、江苏和湖北四省,但培育的行业方向存在差异。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名单,截至2021年,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共152[9]个。
从地域分布上看,主要集中于广东、山东、江苏和湖北等省;
从行业分布上看,主要集中于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图表10: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分布集中于广东、山东、江苏和湖北等省
注:数据截至2021年
资料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1: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和新一代信息基础三类产业
注:数据截至2021年
资料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进一步地,我们观察地域分布最集中的广东、山东、江苏和湖北四省。但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的方向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广东省偏向高端装备制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有相对优势;
2. 山东省偏向生物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具有相对优势;
3. 江苏省偏向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和新材料,相对优势体现在新材料产业;
4. 湖北省偏向高端装备制造和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具有相对优势。
图表12: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布局数量较多的广东、山东、江苏和湖北在产业方向上各有侧重
注:数据截至2021年
资料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随着创新型产业集群类型的多元化,产业集群的区域分布趋于分散化。从近年新增的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看,我们发现了两大新特征。
从地域分布上看,东部地区仍是新增集群的主要集聚区域,但西部和中部的占比明显上升。尤其以湖北、湖南和陕西三省表现最为突出。中部6省聚焦工程机械、智能语音、光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将加快培育形成一批国内领先水平的先进制造业集群[10]。
从行业分布上看,新增创新型产业集群的领域走向了多元化,除了优势培育较早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外,其余行业方向的占比也在上升。生物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新增集群中的占比上升,数字创意集群是近年来新出现的创新型产业集群类型。
图表13:新增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分布趋于分散化,中部和东部在新增集群的占比几乎持平
资料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4:生物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新增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中的占比提升
资料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三、新兴产业区域布局变化带来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三大特征:中部崛起;薄弱地区“单点”突破;发达东部地区差异性凸显
(一)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将加速中部地区的崛起。这背后是新一代电子信息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相关资源向四川、湖北、湖南三省集中
国内的产业转移将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逐步进行。长江经济带已呈现出典型的产业转移现象,由下游向上游梯队式转移加快,四川、湖南和湖北的高技术制造业集中度较高。对于产业转移的动因,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11]是一种典型的视角。其基本思想是产品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催生了产业转移。当产品发展到成熟期时,发达国家的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动机将增强。在此理论基础上,学术界又衍生出了梯度转移理论。根据梯度转移理论,区域的“梯度”取决于其主导产业部门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创新活动及部门集中的地区具有更高的梯度。而产业在区域上的梯度性差异,也使得产业转移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逐步进行[12]。
我们认为,近年来我国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转移具有代表性,体现出空间上的梯队式特点。
内部产业转移方面,我们发现,长江经济带的区域产业转移体现出先由下游到中游,再从中下游到上游的梯队特点。中上游华中、成渝地区陆续成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的核心;高技术产业虽然仍以下游的长三角地区占主导,但近年来在加速进行转移。
图表15:长江经济带的国际产业承接规模持续上升,中上游为近年来的主要承接地
注:增速见右轴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6:长江经济带内部的产业转移体现出先由下游到中游,再从中下游到上游的梯队特点
资料来源:杜宇等.《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时空格局演变》.2020,中金公司研究部
具体看,长江经济带的中上游地区内,高技术制造业[13]主要集中于四川、湖南、湖北;近年来江西、重庆和云南的集聚增长速度较快。
图表17:长江中上游地区各省中,四川、江西和湖北的高技术制造业集中度较高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新兴产业中,长江中、上游地区在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部分领域形成相对优势集群。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的新兴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我们发现与下游地区相比,中上游地区的相对优势领域集中在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产业中。同时,上游和中游地区具体的优势领域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之下,上游地区以川渝为核心,优势在于计算机及设备制造,中游地区以江西省为代表,优势在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在装备制造业之下,上游地区的优势在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和汽车制造,中游地区在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上体现出相对优势。
图表18:长江中上游地区各省中,四川、江西和湖北的高技术制造业集中度较高
注:表格数据为产业区位熵,大于一说明表明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具有优势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18),吴传清等主编《长江经济带产业蓝皮书: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报告(2020)》,中金公司研究部
长江中游城市群强化产业分工、共同承接转移;形成电子信息、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汽车等优势产业集群
从产业的集聚水平来看,结合近年的工业统计数据,我们认为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上各有侧重,产业分工方向已初步形成:
1. 江西省:医药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等;
2. 湖北省:汽车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等;
3. 湖南省: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
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将联手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包括“巩固提升电子信息、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汽车等优势产业集群,努力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打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前瞻布局量子信息、类脑智能等一批先导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14]。
图表19: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省域产业合作布局及方向
资料来源:《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中金公司研究部
(二)传统的经济薄弱地区可能有逆势发展的突破口,这背后是新兴产业类型的多元化。关键是看是否存在能源或人口等各类要素的挖掘空间,比如云贵地区(能源)、西北部分地区(人口)
以云贵地区的黔中城市群为例,受云贵高原地理环境的影响,黔中城市群目前呈现依托资源发展的相对单一性和环境脆弱性特点,核心城市的体量相对较小,经济发展的集合效应与同处长江上游的成渝双城经济圈有较大差距。基础条件的限制,也使得其产业体现为以初级采掘加工业为主的初级结构。
然而,随着“东数西算”工程的开展,黔中城市群或可依靠电力资源优势,以此培育新的发展优势。
根据《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15],“东数西算”工程将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地建设八个算力枢纽节点、十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或是主要的算力接收方,贵州、成渝等西部地区或是主要的算力供给方。以建设“东数西算”工程全国八大算力枢纽之一为载体,黔中城市群有望优先承接数字产业的转移,并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下的绿色低碳改造,以数字产业带动其产业体系的升级,进而实现区域的新发展。
图表20:从近年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差来看,与四川相比云贵两省的核心城市体量相对较小,且近年向核心的聚合趋势还不明显
注:红色为四川,蓝色为云南,灰色为贵州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三)东部发达城市群因为新兴产业集群和定位不同将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呈现差异:长三角深入产业链纵深合作;京津冀聚焦产业协同和转移;大湾区先进制造业集群聚合效应突出
东部地区以数字产业、智能制造引领,长三角的“科创+”产业链合作、京津冀的产业对接转移、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进制造业规模优势不断深入。近年来,东部地区以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突出,58%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53%的数字化车间或智能工厂位于东部地区[16]。进一步地,东部地区的三大核心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在先进产业集群发展趋势上存在一定差异。
长三角在高新技术领域深入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垂直合作;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优势明显
从发展基础看,长三角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在数字产业的细分领域上具有引领地位。
2021年,为“促进长三角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和产业一体化发展”[17],长三角成立了四大产业链联盟,将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四大产业领域推进产业链深度的区域合作,形成重要的创新引领。
举例而言,在数字产业发展方面,浙江的数据产业偏向于制度和应用场景等方面的建设,“大数据应用”指数明显领先;江苏省偏向底层的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大数据产业链”指数相对较高;安徽省依托创新能力,偏向创新技术的转化;上海发展较为均衡。
图表21:长三角集成电路产量占全国的四成以上,其中江苏省的规模优势最为突出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2:长三角三省一市在数据产业发展方向上各有侧重
资料来源:《2020 年中国大数据区域发展水平评估白皮书》,中金公司研究部
京津冀聚焦产业协同和转移,形成“北京疏解、津冀承接;北京研发、津冀转化”[18]的模式;氢能、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产业协同将率先突破
我们认为,与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京津冀的服务经济属性较强: 对比三大城市群的典型核心城市,与深圳和上海相比,北京的制造业占比较低,而技术类生产性服务业较为发达,为京津冀其余地区的先进制造业提供互补配套的基础较强。
北京向天津、河北的产业转移使得京津冀形成了“研发总部+制造基地”的分工发展模式。根据《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19],京津冀将推动三个重点产业协同率先突破:氢能、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产业协同示范。
图表23:北京的第三产业以金融业、信息传输和技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为制造业的配套属性较强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4:天津、廊坊、保定等在制造业发展上具有相对优势,石家庄、沧州等的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逐渐增强
注: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对应右轴
资料来源:叶堂林,李栋梁主编《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1)》,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5:京津冀推动三个重点产业协同率先突破的分工情况
资料来源: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中金公司研究部
粤港澳大湾区聚合效应明显,先进制造业集群规模优势突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发展迅速
2021年工信部在全国遴选的 2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20]中,有6个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在先进制造业集群上的规模优势突出。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也是近年来大湾区投资的主要流向产业。
图表26:新兴产业中,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
注:数据为截至2021年三月的全国工商登记数据
资料来源:王迎军等《中长期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全球创新与产业高地战略规划研究》2021,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7:2015年至2020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投资主要流向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行业
资料来源:清科私募通,中金公司研究部
文章来源
本文摘自:2023年2月8日已经发布的《详解中国新经济产业群——“区域化”研究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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