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的泡沫”是个泡沫

赛格特约作者 关不羽

一场持续近三年的疫情，加速了美国互联网巨头的扩张步伐。照此趋势，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在互联网产业实现“大一统”。

“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每年都会发布互联网产业发展趋势报告，2018年的报告中，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企业中，11家是美国企业，9家是中国企业。老欧洲、俄罗斯等传统科技国家已经被彻底基础互联网领域，只剩下中美两国分庭抗礼。然而，三年之后，20强里美国企业占了18席，中国仅剩2席。

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企业对比 图片来源网络

当年和亚马逊旗鼓相当的阿里，现在是人家一个零头。腾讯的市值曾经是脸书的1.5倍，如今只有人家的一半多。百度更是惨不忍睹，不提也罢。反观苹果，很是夸张，两年前以一敌五，如今一家顶了54家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还有富余。

中国主要科技与互联网公司市值变化 图片来源网络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几年来，美国互联网企业的负面信息不断。大到反垄断呼声高涨、资本市场不稳，小到谷歌业绩不及预期，亚马逊总部选址纽约被拒等等。全方位的“噩耗频传”，却挡不住这些科技巨人的高速成长。

对美国互联网企业的逆势成长，再用“泡沫化”、“资本游戏”的老生常谈去解释，显然是苍白无力的。那是思想的懒惰，和情绪作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规律。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但是对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影响。互联网产业就属于“疫利”行业，这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基本判断。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货币放水的逆周期措施后，更放大了投资向互联网产业的聚集效应。

因此，美国互联网科技巨头成为了资本市场的“宠儿”。而中国互联网企业正处于政策调整期，政策风险导致他们错过了这一窗口。这是中美双方本轮互联网产业竞争拉开距离的基本因素。

成熟的市场环境中，这种“疫利”属性并不会被认为是“发灾难财”的道德原罪。社会活动受限后，互联网产业填补了大量的需求空白。不能去超市了就要网购，娱乐场所关停，更多的闲暇时间上网冲浪。诸如此类的正常消费需求为企业带来了商机，资本市场的预期也相应提高。这些都是市场机制下的正常现象，不应该扣上“资本游戏”、“泡沫化”的帽子一棍打死。

当然，货币放水的热钱流入确实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投机性，如果不能转化为有效的资产，那么确实会产生大量的泡沫。这种过热现象在传统产业中反复发生过，从古老的“南海泡沫”到日本的“泡沫经济”都是这样酿成经济灾难的。但是，互联网巨头并没有重蹈覆辙的迹象。得益于远超传统产业的科技转化效率，大量流入企业的热钱被沉淀为有效的科技资产。

最典型的莫过于亚马逊。

随着美国防疫放松，亚马逊的电子商务销售额在2021年有明显的下降，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亚马逊成为股市黑天鹅。亚马逊持续大规模投入，带来了云计算业务的强劲发展，成功展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前景。亚马逊的股价不跌反升，在2月4日市值暴增1910亿美元，创美国市场最大单日个股市值增幅。

两年的“疫利”资金大量投入研发转化为科技成果，吸引了资本市场的持续投入，这就是科技企业成长的良性循环。这是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在疫情三年中，均有强劲的科技表现。

谷歌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成绩斐然，Meta原有业务承压，故而转向主攻元宇宙进军下一代互联网。苹果在2020年和2021年共获得了5291项专利，冠绝全球互联网科技企业。

因此，不能把美国互联网巨头疫情期间的迅速扩张，简单地判断为“过热”、“泡沫”。他们高效的科技生产效率，强劲的科技产出能力，是传统产业无法做到的。

同样的“疫利”产业生物制药业巨头，在疫情期间的业绩更好，也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但是完成了疫苗技术的局部突破。相比谷歌的量子计算、亚马逊的云计算，相形见绌。

如果把疫情期间的特殊经济环境视为一场大型实验，那么互联网大型科技企业展现了超强的科技生产力，就是这场实验的结果。

互联网企业的科技生产效率，来自广泛的应用场景。

亚马逊每月的活跃用户为5亿，脸书的注册会员有6亿，而谷歌曾经创造过单月访问人数10亿的纪录。一家企业服务如此庞大的客户群体，绝大部分传统产业的企业是做不到的。比用户数量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应用的场景极为丰富，有大量的个性化需求，远超传统企业。

可口可乐卖了一百多年，据说每年有17亿消费者购买“快乐肥宅水”，但是可乐饮料的应用场景依然很有限。没有人会期待可口可乐公司能有新的应用。而互联网科技企业每天都直接面对用户的需求升级，这些需求的背后是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互联网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也就是说，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不仅具备传统大型企业的资金规模效应、生产规模效应，还有着独特的信息规模效应。每天都有海量的市场需求信息，在大型互联网企业汇总。他们必须从这些信息中，高效地对市场有效需求做出分析和研判。

为满足这些市场有效需求，大型企业必须不断寻求技术解决方案。因此，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频率远超工业时代，区区二三十年发展已经完成了PC端到移动端的大迭代，局部技术更新的小迭代平均为两三年。传统工业的“皇冠”汽车工业诞生一个半世纪，直到最近才有了电动化的大迭代迹象——仅仅是迹象。

互联网技术是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其科技生产的模式是全新的。美国互联网巨头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表现，向我们展示了互联网时代人类科技发展的互联互通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强劲的市场应用引力，迅速吸引资金投入到广泛的科研领域。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用技术和基础科技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产研一体、应用和基础一体，极大地提高了科技创新的效率。

谷歌的搜索应用对算力的需求，导向了量子计算的基础研究领域。亚马逊庞大的电子商务业务，催生了云计算的科研需求。从应用技术市场出发，这些大型企业最终发展为产研一体的多重角色。他们既是应用服务的供应商，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既是市场应用需求的信息收集者，也是科技产品的设计者，还是为科研注入大量资金的总包商。

这些身兼多职的大型科技企业，高效整合了分散的科研力量，将来自市场的大量资金直接导入科研体系中，又以最快的速度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投入市场应用。

这种科技创新能力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大而大幅增长，因为更大的体量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能够负担更大的试错成本。

因此随着规模的大幅增长，美国的互联网科技巨头迅速展现了基础科研领域的潜力。“疫利”刺激无疑放大了互联网科技巨头科技创新的规模效应，其实此前这些企业已经展现出了超越传统科技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近年来，美国通信科技的执牛耳者不是AT &T，而是亚马逊、特斯拉。在量子计算领域，IBM和谷歌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苹果芯片自主的步伐，让英特尔和高盛不敢小觑。

至少在互联网应用需求所及的科研领域，已经没有所谓应用技术和基础技术的“软硬之分”，也没有企业和科研之间的脱节，大量新的科技成果正在这些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孵化器中破壳而出。他们已经是推动美国科技力量发展的战略力量，因此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实现逆势成长，不能用“过热”、“泡沫化”、“资本游戏”的偏见去解释。

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本轮美国互联网企业的逆势成长，是科技创新能力的成就。他们宁可相信阴谋论、相信资本市场的大错特错，也不愿意面对互联网企业已经成为科技发展主力的现实。

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人类在每一场技术革命中，都显得后知后觉。每一场技术革命都超出了此前的经验，打破一些旧规则，创造全新的发展模式。唯有如此，才称得上是一场技术革命。但是，人们很难接受这样显著的事实：人类创造的新科技，超出了既有经验的范围，难以预测甚至难以理解。

因此，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互联网技术带来了一场技术革命，但是我们依然不愿意承认，对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产业知之甚少。

我们依然倾向于用上一世代的工业思维去审查互联网，假装理解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变化。我们倾向于把超出我们理解的现象，一概归类为谬误的、病态的，强加抑制，并且预言他们的失败。

上世纪90年代，欧洲就是这么对待互联网科技和互联网产业的。在互联网技术产业化之初，欧洲就开始大规模干预、管制以限制其商业化应用。2000年，全球资本市场“互联网泡沫破裂”爆发，似乎证明了欧洲人的“先见之明”，可是十年之后回看，那不过是一个小插曲，无碍大局。

故步自封的欧洲人错过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机遇，他们忙于打造“最完善的互联网监督机制”时，中美两国却在打造最先进的互联网产业。最终，欧洲人发现自己压根没有什么本土互联网企业值得“最完美的监督”。这是绝大的讽刺。

自以为是的欧洲人，错过了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前半场，目前看来，他们还会错过后半场。这是沉重的教训。

美国互联网产业在疫情中的逆势成长，又给出了最新的案例。所谓“逆势”并不是偶然，而是技术革命势不可挡。不管是疫情天灾，还是政客作秀，都阻挡不了人类科技发展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