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彦：“万亿美元俱乐部”如何捕捉科技独角兽？

跨境数字经济投资人马文彦 (Winston Ma) 是美国CloudTree Ventures风险基金管理合伙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 (CIC) 前董事总经理兼北美代表处负责人。他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表示，当前正值数字经济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面爆发阶段，数字经济无疑是国际主权财富基金最新的关注热点。“大量主权财富基金投入高新科技的创投公司，也投入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例如5G网络、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他说，“我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个潮流已经开始。”

马文彦 保罗·唐斯 著

蒋焰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

主权基金指的是政府于对外进行市场化投资的资金。用马文彦的话说，世界主权投资者这些超级资产所有者就是“万亿美元俱乐部”。作为新的前沿市场投资者，主权投资基金在规模、影响力和拥有的权力方面都超过了传统的华尔街投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对冲基金，是幕后的“独角兽制造者”。

他所著的深度分析主权基金的图书《价值捕手》，已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早前，马文彦曾担任英国巴克莱银行（纽约）北美股权市场部副主管，摩根大通投资银行资本市场部副总裁，美国达维律师事务所纽约总部证券律师。现在，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

Q：主权投资基金正在改变以往人们对其的刻板印象，由被动变得主动，投资组合上的风险偏好也由安全资产转向充满风险的技术创新前沿，所有的基金都在涌入数字经济革命，据您观察，在投资组合上它们青睐哪些投资领域？

传统上，主权财富基金的管理方式以被动保守（委托外部投资管理人）为主，对本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也非常有限。2008年我在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CIC)成立之初从纽约华尔街回国，正值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当时包括CIC在内的多家国际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GIC和淡马锡、阿联酋ADIA和科威特KIA等）以超过200亿美元直接投资于限于破产边缘的华尔街银行摩根士丹利、花旗银行、瑞士银行等，可以看作是国际主权财富基金开始进入一个主动、直接大型投资的新时代。

在过去十年里，直接投资的方向也在不断演变。从主权基金最熟悉的金融行业，到资源类、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逐渐进入零售和医疗等各种经济行业。当前正值数字经济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面爆发阶段，数字经济无疑是国际主权财富基金最新的关注热点。大量主权财富基金投入高新科技的创投公司，也投入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例如5G网络、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显然，主权投资基金越来越成为一个全新角度的风险投资人，而科技独角兽也越发受益于主权投资基金的长期资本。

Q：科技行业的直接风险投资涉及的资产类别与主权基金擅长的传统领域相去甚远，眼下的科技业又面临困境，这是否让投资变得艰难？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调整来提升组合的收益风险比？

前无古人的愿景基金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愿景基金的募集资金规模达千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与此对比，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基金的平均规模大约为1亿美元。也就是说，愿景基金的体量是美国硅谷典型风投基金的1000倍。愿景基金体量巨大是由于它的两个基石投资人是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和阿联酋穆巴达拉投资公司(Mubadala)这两大著名主权基金，在它们的支持下，软银愿景基金以压倒性规模改写了“狩猎独角兽”的游戏规则。

该基金的核心管理人是日本软银集团的创办人孙正义，在投资领域他是个神奇并且疯狂的存在。由于规模巨大，愿景基金向世界各地的创业公司投入大笔资金，其主要的做法是：大手笔投资同一赛道的多家竞争公司，谋求大股份甚至控股。由此，愿景基金受到很多质疑，最常见的就是如此巨大的基金可能会推动科技行业的泡沫，最终不利于创业公司的后续发展和资本运作。这主要是因为愿景基金（以及许多主权财富基金也都是一样）通常是在创始公司的后期（已经成规模、非常接近于IPO上市之前）才投入相应的科技公司，因此也就承担了许多估值风险：在市场发生剧烈调整时，它们有可能承受巨大的损失。

现在，新加坡GIC和淡马锡等最前沿的主权财富基金都在探索设立灵活的机制，以便能够在新科技行业出现的初期就能够积极投入早期创业公司里去。这意味着，主权投资基金完全成为风险投资人，与传统上的风险基金(VC)进入了同一个赛道。

Q：投资新兴的数字和技术企业，特别是面对区块链应用以及数据隐私等这些非传统的复杂问题时，都需要对基金以往的很多做法都做出根本性改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配置一支优秀的“捕猎队伍”？

新加坡的淡马锡是很好的例子。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世界，淡马锡不断建立了一些新的团队，包括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网络安全、数据和数字、影响力投资及可持续发展等。同时也通过与外部机构的合作来弥补主权基金内部的顶尖人才的不足。据报道，淡马锡和谷歌、黑石已联合成立区块链基金，规模或达800亿美元。

我在中投早期的经历也类似。例如，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在中投成立早期（2009年），于硅谷设立华山资本(West Summit Capital)高科技投资平台，是中投公司第一次涉足海外科技投资领域。当时与华山团队的合作也是一种快速配置团队的尝试。

Q：作为硅谷的跨境数字经济投资人，又拥有金融律师身份，您在投资元宇宙和Web3时会有哪些不同视角？

美国证监会主席Gary Gensler最近认为，大多数的虚拟货币都是证券，虚拟货币的发行与交易要纳入美国证券法的监管。这对于虚拟货币群体几乎是晴天霹雳，但对于一个曾经的华尔街证券律师来说，我却不是很吃惊，我从一开始就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区块链的技术创新上面。

今年9月我出版了另一本英文新著《区块链与Web3——创建元宇宙的通证、隐私与安全基石》，在书里，我把区块链看作是未来元宇宙的核心技术，但是虚拟货币（比如比特币）等等是不是元宇宙的基础货币呢？这要看虚拟货币、科技平台公司通证以及国家主权数字货币(CBDC)之间的竞争和监管发展情况。

Q：您似乎特别欣赏沙特阿拉伯的“新未来城”，但随着对成熟资产或鲸鱼资产投资的竞争日益激烈，应该如何提高胜率？

在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等成熟资产的竞争正在变得激烈，世界各地的市场也都迫切需要新的或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据联合国估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每年短缺数万亿美元，考虑到数字革命带来的最新基础设施需求，这一数字可能会成倍增加。

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特别优势是长期资本，具有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当全球迫切需要为数字基础设施寻找新的融资工具时，主权财富基金将是一个重要来源，它们最有能力将更多资本分配到智慧城市的投资中，这可以说是未来全球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基础设施。

作为国际IDCA机构（International Data Center Authority，国际数据中心权威）董事，我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个潮流已经开始。主权投资基金正在大举投资进入数字基础设施，特别是以智慧城市为代表的“绿地”项目，例如沙特阿拉伯的“新未来城”。我在《价值捕手》这本书中也对此做了详细的介绍，数字未来将作为当前和即将到来的后碳时代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类似新未来城这样的大规模绿地项目也蕴含着巨大的工程建设风险。这与投资成熟的、已经完成建设的基础设施的风险回报分析是非常不同的。类似这样的绿地项目，需要主权投资基金真正成为参与运营细节的投资机构，而这是对其内部团队建设的新的挑战。

Q：主权投资基金的ESG投资策略有哪些特别之处？主权投资基金作为“守护者”的身份对ESG如此坚定的原因是什么？晨星的数据显示，二季度美国可持续投资在5年中第一次出现了外流现象，这是否让您对这一潮流产生了疑虑？

主权财富基金目前对负责任的可持续投资的重视前所未有，但ESG投资也面临许多挑战。从实务操作的角度看，最大的挑战在于ESG数据基础设施方面明显不足，所以不能有效地量化每个投资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具体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且标准不一令投资者较难把握。

今年12月将会有一部英文专著《科技、金融和可持续性投资》（Sustainability, Technology, and Finance: Rethinking How Markets Integrate ESG）出版，我是其中一章的作者，特别提到了主权投资基金一方面应该投资数字经济的高新科技作为新的资产配置，另一方面，也要在自身的投资机构和投资程序中引入新兴数据科技，从而成为更有效的ESG投资者。

与此同时，主权财富基金也在越来越多地主动参与企业的ESG治理。许多主权财富基金充分行使股东权利，设立专门部门或委托专门机构履行对持股公司的投票权，尽可能地促进持股企业在公司治理上的改进和完善。尽管主权财富基金在单一企业持股比例可能较低，但考虑到主权财富基金的影响力，这一“示范效应”将显著影响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例如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NBIM)就扮演了积极股东的角色，运用其投票权与影响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也带来批评的声音，认为主权财富基金隐含了战略意图或是过分干涉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因此，如何在ESG投资方面扮演积极股东角色，仍然是主权财富基金面临的一大挑战。

Q：有些大学提供关于莎士比亚与金融市场的课程，您喜欢阅读莎士比亚，在投资方面，他给予了您哪些启发？

在中投的时候，监事长金立群先生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受他影响，我也开始读莎士比亚，一直到今天。我特别读了四大悲剧：公认为莎翁作品最高峰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另外两部是《麦克白》和《奥赛罗》。

从资本市场和投资交易人士的角度读莎士比亚，一是为了理解人性，二是可以从历史脉络去了解现代文化。投资虽然面对的是项目，然而面对的都是具体的人以及在特定时空下的文化。也就是说，金融只是工具，行业分析也只是表面，最终关系投资成功与否的，还是人性与文化。

*来源丨商业周刊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