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伟大哲学家对人生意义的不同的各种思想

幸福主义人生观。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都是幸福主义，快乐主义以物质欲望的满足为幸福，禁欲主义以摆脱物质欲望为幸福，此外还有各种幸福主义，它们都以追求幸福作为人生的目标，但对幸福的理解各不相同，这里我们评述一下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以外的其他各种幸福主义。

古希腊政治家梭伦最早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幸福观。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幸福就是生活安定、富裕、健康、受人尊敬、有名有利。

边沁

近代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边沁，他对功利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他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所谓功利，意即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对利益攸关之当事者的祸患：痛苦、恶或不幸”。

因此，“功利原则指的就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看该行为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

后来的实用主义哲学也主张人生的意义在于适应环境。杜威认为人的实践不过是一种生物有机体的行为，即所谓生活，其基本公式是“刺激——反应”，它所追求的是效果，因此，有用就是真理。实用主义实际也是一种功利主义。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但什么是幸福呢？他根据人是政治动物的观点，反对把幸福看成快乐，而认为实践美德才是幸福，而追求知识是最大的幸福，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德和知德。他认为最重要的美德是中道或中庸之道，而不是某种极端。

例如鲁莽与怯懦都是极端，勇敢是中道；浪费与吝啬是极端，慷慨是中道；自尊是傲慢与自卑的中道；节制是放纵与苦行的中道等等。他说：“过度和不足是恶行的特性，而适中则是美德的特性。”他又根据人是理性动物的观点，认为人生的更大的幸福是追求知识。

在他看来，为求知而求知，为研究学术而研究学术，从事纯思辨的活动是人生一大乐事，最大幸福。他说：“对于人，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体现人的特性。因此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也不存在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归根到底，学术研究离不开一定的目的性，但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时间内，不考虑学术研究的功利性而仅以其自身为目的，对学术的发展是必要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西方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许多思想家都把幸福看作人生意义所在，但他们对幸福的了解又各不相同，除上面几种幸福观（快乐是幸福、禁欲苦行是幸福、行善积德是幸福、追求真理是幸福）外，还有其他的幸福观，如德谟克利特、斯宾诺莎认为以知足求得灵魂的安宁是幸福，但这些远不足以包括全部历史上的幸福观，特别是有许多幸福观是蕴涵在人们的实践中而不是表现在口头上或文字上。

悲观主义人生观。这种观点认为人的一生是无积极意义的，世界变幻不定，人的一生注定要遭遇各种苦难、悲伤、痛苦，毋宁说是一场悲剧；整个人类社会只有越来越糟。悲观主义一般说来可能与个人的不幸的遭遇有关，但归根到底来说是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反映。

历史上的悲观主义思想家并不多，在西方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衰落时期的怀疑主义、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怀疑主义者对一切都抱怀疑态度，一个事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一种观点是对还是错、一种意见是好还是坏，都很难说，因为他们对一切都抱冷漠、消极、否定的态度，人的一生自然也不例外。

叔本华

近代悲观主义的著名代表是唯意志主义，其创始人叔本华认为人的一生都受着意志、欲望的支配，而意志、欲望实际上是一种痛苦，因为欲望是无穷的，满足不了就是痛苦，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欲望，不可能都满足，仍然是痛苦。即使一切欲望都满足了，仍然是痛苦，因为欲望完全满足的结果便是空虚、无聊、厌倦。

因此，他说：“如果我们对人生作整体的考察，如果我们只强调它的最基本的方面，那它实际上总是一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有喜剧的意味。”尼采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退化、堕落、毁灭的过程。他所说的退化、堕落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道德败坏、强者压迫弱者、强权压倒正义，刚刚相反，是被统治者、弱者向统治者、强者要自由、要解放、要平等。

因此，他认为只有超人出现才能使人类社会避免毁灭的命运。现代的存在主义也对人的存在，亦即人类社会的存在抱悲观主义的态度，在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看来，人的存在已经到了十分可悲的境地，苦恼、恶心、恐惧、悲伤、死亡——这就是现代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但是，这只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情景，比较起来，乐观主义更接近人类社会的整体状况。

尼采

乐观主义人生观。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相反，认为世界诚然是在不断变化，但不是越来越坏，而是越来越好。整个人类历史虽然包含了曲折甚至倒退，但从整体上看是一个前进的进化的过程。乐观主义认为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有意义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们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了憧憬和理想。

乐观主义往往是一种理想主义。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历史上的乐观主义流派远远多于悲观主义流派。每个时代都有着与该时代相适应的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但对社会的前途作了乐观主义的预见，而且力图实现他们的理想。

早在公元前8-7世纪赫西奥德就在农事诗《工作与时日》中表达了对黄金时代的向往。柏拉图是奴隶主思想家，但在他的《国家篇》中提出了在奴隶主内部实行公有制的理想，认为只要政治与哲学能够结合起来，出现“哲学王”，理想国就可以实现。

最早采用乐观主义一词的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他提出的单子论认为世界是由精神性实体——单子构成的，而最高的单子就是上帝，他是最完满的，世界在上帝的主宰下将趋向尽善尽美的和谐。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人道主义历史观虽然是唯心主义的，然而也是乐观主义的。

莱布尼茨

他们承认历史有一个倒退的阶段，即从平等到不平等的倒退，即从人人平等的自然状态向暴君统治状态的倒退，但经过革命，人类社会就可恢复自由与平等，即实现人民共和国的理想。这就是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公式：人——人的异化——人的异化的扬弃。

例如卢梭在《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就论述了这样的过程。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社会与法律，“它们把新的羁绊给予弱者，把新的力量给予富人，把所有权和不平等的法律永远规定下来，使一种狡猾的霸占成为一种无可挽回的权利，并且为了某些野心家的利益，使全人类从此以后承受着劳苦、奴役和贫困”。

专制君主的暴政使这种不平等达到了顶点。“专制君主只有在他还是强者的时候才是主子；一到人们能够把他撵掉的时刻，他就不能抱怨暴力了。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为目的的暴动，乃是一件与他昨天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为。支持他的只有暴力，推翻他的也只有暴力”。

卢梭呼唤的不是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共和国，但是当时已经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已从这个逻辑中引出了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前景。

卢梭

17—18世纪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认为土地私有财产是人们的不幸与灾难的根源，因为正是它导致人们思想与行为上的自私自利、互相欺骗敲诈，甚至偷盗抢劫、谋财害命，但在财产公有的社会里，人人平等相处、勤劳生产、公平分配、安居乐业，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人类最大的福利和幸福”。

傅立叶认为要实现这个理想并不困难，他对劳动人民说：“你们的幸福掌握在你们手中。如果你们大家能够协商好，那么你们的解放就完全依靠你们自己。”他对理想社会充满了信心。

18—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未来都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例如圣西门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人类的黄金时代在未来。在他们看来，公有制是最符合人性的，是最美好的，因而是一定能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由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也是很乐观的，但他们在从事革命实践的过程中，经过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的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唯物史观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把空想社会主义转变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建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生观。

以上几种人生观是西方历史上几种主要的人生观，但这只是一种大致的概括，归入某种人生观中的思想家们的观点也是有差异的，各种人生观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但有一点是各个思想家所共同的，即他们的人生观都同他们的世界观、历史观、人学思想有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