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巴尔斯和盖拉温统治期间，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迅速发展。中世纪全球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世纪期间埃及的社会。开罗相继成为萨拉丁王朝、阿尤布王朝，以及马穆鲁克王朝等王朝首选建设的城市。

因为开罗在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的双重攻击下幸存下来，成为了周边地区的平民们逃离战争的避难所。这些难民包括大量的乌莱玛，还包括医生、哲学家到法学家和苏菲派神秘主义者。因此，开罗和大马士革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知识中心，使许多曾经敌对的知识分子和宗教团体相互接近。

开罗除了是马穆鲁克王朝的首都，也是一座商业之城。在地理位置上，埃及位于欧洲与东方贸易和交通路线的十字路口，这条路线从中国和东南亚延伸，紧靠印度海岸，沿着阿拉伯海岸向南延伸，向北穿过红海，经过阿拉伯南部的亚丁港口，然后是努比亚海岸的达拉克和苏阿金，以及上埃及的艾德哈宾，还有通往尼罗河上库斯的陆路商队路线。所有的货物从四面八方通过河流运往开罗和更远的地方。马穆鲁克王朝从利润丰厚的贸易，例如香料贸易中获得的巨额收入，确保了红海盆地和东部海洋成为王朝的重要利益领域。它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外贸易以及与邻近或偏远地区之间的良好关系。

历史学家马奎尔齐曾称，在开罗的中央大道上有近12000家店铺，或许他夸大了这一点，但其所有的文字描述都传达了中世纪的开罗商业活动的繁忙形象。专门经营一种或多种产品的市场遍布全城，商队也是如此，外国和本国商人都在这里存放货物并处理事务。商业是开罗公共生活的核心，街道上挤满了小贩、摊贩和商人，他们坐在长椅上进行交易。大街上人来人往，编年史家们经常提到无法通行的人群所带来的危险。例如，伊本·伊亚斯报道了发生在开罗1508年的一次事件，“几头骆驼背上驮着的亚麻擦到了一个商人的灯，并意外的被点燃，受到惊吓的动物们在拥挤的街道上疾驰，在逃跑的过程中碾碎了无数的路人”。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关于中世纪埃及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研究都集中在开罗，甚至那些声称研究整个埃及的研究也集中在开罗。因为它的规模，商业企业的范围，以及丰富的文化遗迹和活动，让它成为了中世纪独一无二的城市。

开放性的对外贸易

埃及作为红海、阿拉伯国家、远东和地中海通往其他地方的地理枢纽，在国际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这一地理优势，埃及崛起为世界和经济中心。事实上，埃及和的马穆鲁克苏丹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了也门、的黎波里和亚美尼亚。伊斯兰经济对欧洲封建制的影响是在开拓埃及在内的北非地区之后，与欧洲人在两大中心地带的联系相当广泛。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地中海的商业国家在马穆鲁克王朝国境内设有十二国理事会。1418年到1420年间，威尼斯、热那亚、安科纳、那不勒斯、拜占庭、塞浦路斯、罗德斯在埃及都有各自的领事馆。

中世纪的威尼斯商人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一时期马穆鲁克王朝与威尼斯人的贸易往来密切，甚至在1415年授予威尼斯商业特权。特权包括降低部分商品的收费，威尼斯人的进口税为10%，除了法中所规定的“基督徒不可以出口武器、《古兰经》和《圣训》等收藏品以外，威尼斯人有权不受阻碍地进口食品和饮料。甚至根据习惯法，将威尼斯人排除在适用于当地基督徒的施行规定之外，例如允许威尼斯人骑马”。

直至1497年，达·伽马成功地绕过好望角完成航行的消息令整个马穆鲁克王朝上下感到震惊。不久之后，在1502年葡萄牙人在印度洋袭击了七艘载有马穆鲁克商人和货物的商船。他们开始在马拉巴尔海岸建立据点，迫使马穆鲁克人改变行程，转而从锡兰、马拉卡和苏门答腊购买香料。这对威尼斯人来说也是坏消息，埃及是威尼斯商人进出口远东货物的重要中转站。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和红海的出现，以及他们对马穆鲁克船只的攻击给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海外贸易构成了威胁。

以军政结合为中心的军事统治

在军事领域，马穆鲁克军战胜了蒙古人，扫清了十字军国家的残余势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为马穆鲁克军队的声誉做出了贡献。即使在王朝末期，军队失去了大部分效力并进入缓慢衰退之后，马穆鲁克军队的无敌声誉依然存在了很长时间。马穆鲁克的统治是一个军事寡头的专制统治。他们的内部成员大多是没有文化、粗鲁的奴隶，他们只是表面上被伊斯兰化，从未被真正的阿拉伯化。军中遵循着独特的管理模式，使其在动荡的中世纪表现出了非凡的稳定性。

军政合一的马穆鲁克

马穆鲁克王朝是一个由军队掌权的国家，在理论上同其他军事寡头的国家一样，首先，自9世纪的到19世纪的彻底灭亡，维持一千余年的马穆鲁克制度就是伊斯兰社会中的特色制度。其次，马穆鲁克王朝奉行的“忠诚观”理念；马穆鲁克本意就是奴隶，由于马穆鲁克的身份不能世袭，所以相比个人福祉和生存的重要性，集体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马穆鲁克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统治了北非地区260多年。这个由军事寡头为特征的王朝在动荡的中世纪表现出了非凡的稳定性。在早期马穆鲁克王朝，拜巴尔斯曾亲眼目睹了在原始马穆鲁克时期典型的没有共识的凝聚力下进行统治的结果，12世纪50年代就是一场灾难性的经历，那场未经调解的暴力斗争是为了获得并保留原始权力。拜巴尔斯之前的几位统治者一味“垄断”权力，并倾向于用暴力对抗精英阶层。

拜巴尔斯苏丹深知只有成功地调解精英阶层的权利，才能确保其政权长久存在。在上的成功，是建立在他早期决定用正义而不是武力统治马穆鲁克的基础上的。他通过公平地资助广大的准军事阶层，为他的亲信士兵建立广泛的共识，从而忠心耿耿的为他工作。他明确的划分了埃米尔等级，在不同等级内部还有各类军官分别掌管国家事物，如最高级别的24名埃米尔中，就有9名埃米尔分别为军队、装甲部队指挥官、马厩管理员、大管家、大司库、马穆鲁克指挥官、负责觐见的贵族和觐见者车队指挥官。

正如马穆鲁克知名大法官办公室主管伊本•阿卜杜勒•查希尔所言，拜巴尔斯已经尽可能地恢复了埃及的“美好往昔”。拜巴尔斯还将来自不同地区的马穆鲁克以及出生即自由的埃米尔选入统治阶层，在政策意义上“循环”精英阶层。这一时期的庇护主义的概念得到了深层的诠释，总体上看，具有不平等权利的人们，通过利益和友谊的纽带关系实现互动，从而实现他们各自利益和目的机制，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庇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