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成事实的萧条-经济危机与应对之策

既成事实的萧条

1920年，美国人谈论“繁荣”和“萧条”，谈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但还没有谈论“经济”。 他们更没有找到一种天然适合政府管理和激励的企业。在1920年的共和党政纲中，唯一关于“国民经济”的评论就是涉及联邦财政的管理。

尽管如此，看出经济突然垮掉仍然是可能的。根据《美国历史统计》（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在不考虑价格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20年的915亿美元骤降至1921年的696亿美元，跌掉了24%。即使考虑到物价下跌，美国国民产出降幅也达到了9%。对照之下，2007—2009年的大衰退导致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4%，经价格调整后降幅为4.3%。1920—1921年，美联储编制的工业生产指数降幅为31.6%；2007—2009年，其降幅为16.9%。

克里斯蒂娜·罗默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她认为有缺陷的政府数据极大地夸大了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表面上9%的降幅。罗默承认，商品价格的确出现了暴跌，但对商品消费者来说，这种暴跌本身就是一种强心剂。随着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制造商利润空间也在增加。实际上，罗默将这场明显的1920—1921年经济飓风降格为一种中等强度的热带风暴。

21世纪对国民产出的测量是十分复杂的，也是极不精确的。不精确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太烦琐了。因此，我们也要谨慎对待1920—1921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劳工部成为行政部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8年，但在1914年经济衰退之前，劳工部没有尝试测算过失业率。19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2 798.9万美国非农业劳动力中，有427万人失业，粗略估计的失业率为15.3%（不考虑那些因气馁而放弃找工作的人，或者工作时间达不到愿望或需要的人）。这个数据充其量是象征性的。颁布于1921年5月的一项法案象征着国民的情绪。这项法案对各国移民加以限制，以1910年定居美国48个州的一国居民人数为基数，控制比例为3%。立法发起人声称《配额法案》（Quota Act）是这个政治体对抗外国激进主义的屏障。美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反对该法案，因为在高失业率时期，这远远不足以保护美国求职者的利益。

物价下降比失业率上升更有案可稽。在12个月的时间里，商品批发价格跌幅为36.8%，消费价格跌幅为10.8%，农产品价格跌幅为41.3%（就下跌速度而言，甚至连1929年大萧条都无法与1920—1921年的物价暴跌相提并论）。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当时包含20只股票，而不是30只。该指数在1919年11月达到了119.62的最高点位，在1921年8月触底，跌至63.9的最低点位，从波峰到波谷经历了46.6%的跌幅。债券价格也跌了，无论是自由公债还是胜利公债，政府公债的爱国买家都蒙受了巨大损失。遭到特别沉重打击的是那些受美联储之邀用借来的钱进行投资的人。尽管他们投资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但他们为购买该资产所背负的债务仍然固定于账面价值。到了1920年5月，对于1947年到期票息4.25%的自由公债，其1美元面值仅能以82美分（年收益率5.5%）价格易手。政府债券的市价反映出人们自美国内战以来对国家信用从未有过的偏见。

在计算国民收入跌幅时，我们就做不到这样精确了。在声称1920—1921年的经济衰退不过是一点小颠簸时，罗默援引了计量经济学家约翰·肯德里克（John Kendrick）于1961年编制的数据。相较于美国商务部的官方估计数据，她断定这些数据有很大的改善，可商务部数据也是肯德里克本人协助编制的，于1959年发表，仅于1965年修订过一次，那么她的这种判断也只是一知半解。 以21世纪的标准来说，这些数据当然都是不充分的，却在《美国历史统计》的标准参考书中永存。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20世纪的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顿（Oskar Morgenstern）的论点：对国家产出的最佳估计不过是“有根据的猜测”。从40年前准确性大打折扣的统计数据中得出“有根据的猜测”似乎特别可疑（直到1990年——在上述事件发生70年后，政府的计量经济学家才真正开始测量美国经济的服务部分）。引用国民收入核算老前辈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话，摩根斯顿评论道：“由于国民收入研究中的数据‘部分是行政活动的副产品，部分是对复杂现象直接观察的结果，而我们没有采取旨在减少观察变量的控制措施，我们能做的顶多是以定量的形式来表达意见’。”

那么，一个人对1920—1921年的经济衰退能谈论些什么呢？他又靠什么证据来说这些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萧条有一个明显成因，即之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仅扭曲了价格和价值，也扭曲了膨胀经济的构造本身。1915—1919年的通货膨胀改变了人们投资、消费和计划的方式。不断上涨的价格引发了投机，低利率和银根松动使投机者更加胆大，易于获得的信贷同样扭曲了直观可见的成败概率。由于贷款人十分乐观，那些原本可能破产的企业获得了一次（或多次）苟延残喘的机会。在萧条之前的1915—1919年，破产企业的数量和那些已破产企业的负债，都下降到了战前的一半。

由于1919年未能带来人们普遍预期的战后萧条，实业家、银行家和农民都为更热火朝天的景气制订了计划。自然而然，许多实业家投资、某些银行家放贷和大多数农民种植的力度，就好像有更厉害的价格上涨就要到来那样。当这些预期与信贷紧缩、惩罚性高利率和价格下跌的事实相冲突时，实业家、银行家和农民又都望而却步。研究商业周期的历史学家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做了记录，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这样写道：“每一次物价下跌，都会使过度扩张的企业财务状况变得更糟，加剧了人们对无力偿债的担忧以及清偿债务的压力，进而增加了变现存货的压力，物价也就在这种作用下更加萎靡不振。”

根据当时英国经济学家T. E. 格雷戈里（T. E. Gregory）的估算，1921年的世界“比罗马帝国垮台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崩溃”。 当然，在美国，人们没有把战后的时代精神与“和睦时代” 弄混。在1919—1920年种族骚乱和“红色恐慌”之前，是1918—1919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这场瘟疫造成了4 0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67.5万美国人。 随着1920年1月禁酒令的出现，一个主要产业被取缔了（没错，福音传教士比利·桑迪说，“地狱将永远歇业”）。 1920年9月16日，华尔街发生了恐怖袭击，38人死亡，300人受伤。 同年9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个大陪审团开始听取芝加哥白袜队涉嫌操纵1919年世界大赛的证词。失业是美国1921年的一个全国性严重问题，促使新当选的沃伦·G. 哈定召开了总统失业问题会议。精力充沛的时任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一个笑话不胫而走，说他是“负责其他一切事务的助理部长”）在这项工作中起了带头作用。会议的一项成果是发表于1929年一份内容广泛的调查报告，标题是《美国最近的经济变化》（Recent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胡佛等人用1 000页以上的事实、描述和分析很好地证明了，1920—1921年的情况要比一场经济衰退更严重。例如，在这两年间，美国汽车产量下降23%，报告净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公司数量下降45%，制造业时薪下降22%。根据《美国最近的经济变化》，1919—1920年和1920—1921年，美国平均可支配农业收入（仅来自农业而非副业）下降了56.7%，在农业经济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度处于17% ~ 18%的时代，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1919—1921年，美国商业破产案增加了两倍，从6 451件增加到19 652件，而破产企业总负债增加了4倍多，从1.13亿美元增加到6.27亿美元。 胡佛等人断言：“自189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生产的实物产品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只有1921年这一年有明显下降。”

根据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的说法，1920年的衰退发展成1921年的萧条。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商业周期理论家和所处时代的观察评论家，米切尔判断的可靠性大概不比任何人差。这不仅仅是美国的经济混乱，而且是一场席卷了所有前协约国的全球萧条（被击败的协约国在1919年也经历了一场经济衰退）。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写道：“虽然1919年繁荣期、1920年危机期和1921年萧条期遵循着先前的周期模式，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战争及其突然结束所导致的经济状况对这个周期有多么大的影响。如果说美国商人被战后的需求愚弄，并走上了不明智的道路，那么所有国家的商人也都处境相似、概莫能外。”

这无疑就是萧条，政府会对此做些什么呢？政府就像自己通常做的那样执行稳定不变的原则。1920—1921年，这意味着平衡联邦财政预算，提高利率以保护美联储的黄金头寸，并允许价格和工资摸索到一个新的、更低的水平。至关重要的是，这届政府没做胡佛政府在十年后积极尝试做的事情：没有联邦政府指导下维持名义工资率的努力，也没有联邦政府精心策划的工作分担制。因此，最终也就没人会给1920—1921年的萧条贴上“大”的标签。

1919年12月19日晚，在纽约市，伯利恒钢铁公司创始人查尔斯·M. 施瓦布（Charles M. Schwab）俯瞰着华尔道夫酒店宴会厅的宽阔会场，向宾夕法尼亚协会衣冠楚楚的就餐者发表讲话。这位实业家说，劳动和资本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收获某种诱人并能带来繁荣的回报。但他警告说：“前方有暗礁潜伏，我们必须穿过激流。”

“有怎样的暗礁潜伏呢？”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也许会反诘施瓦布。美国的汽车工业（几乎是美国最大当然也是最具活力的行业）满眼只有绿灯。 美国汽车的产量在1919年接近翻番之后，于1920年几乎又翻了一番。 福特汽车公司生产了100万辆轿车和卡车，通用汽车公司生产了近90万辆轿车和卡车。 通用汽车公司领导人、超凡的梦想家比利·杜兰特在1919年10月确实公开表明过观点，警告了那种将计划赚取但实际并未到手的资金拿去投资的做法。 计划建造的杜兰特大厦将以杜兰特的名字命名，而对于花数百万美元建造一座大厦，以便容纳不断扩张且成本高企的通用汽车公司官僚机构来说，杜兰特并不感到满足。

但乐观主义者（杜兰特一向是其中最乐观的）占了上风。毕竟，处于过热状态的景气，似乎是一种幸福的麻烦。燃料、材料和火车车厢都出现了供应短缺。从钢铁和煤炭行业的罢工来看，心满意足的工人也很紧缺。 随着美联储开始加息，信贷变得越来越昂贵，还没有算上稀缺。可商机依然无限。机动交通工具还没有脱离幼稚期。加利福尼亚州每千名居民中登记的乘用车数量仅160辆，佛罗里达州仅66辆、纽约州仅51辆。这三个州甚至有1/4的道路没有铺设路面。

因此，汽车领域的前途无可限量。底特律只剩解决钢板长期短缺这样的暂时问题。1919年，钢铁行业单单建造一座冷轧机都还是被迫的。1920年，这个行业建成了87座冷轧机，还有48座冷轧机在建。 底特律体验着匹兹堡的感觉。

通用汽车公司完全瞻前不顾后，公司的库存分配委员会向各部门负责人宣导谨慎购车的必要性，但都是白费力气。运营主管们推断，由于明天汽车的价格肯定要比今天的高，所以现在买入是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惜任何代价才是精明的做法。

购车民众迟疑了。到1920年春天，消费者已经停止购买汽车。需求下降的同时，利率上升，1920年6月通用汽车公司库存金额从1月份的1.37亿美元激增至1.85亿美元。

然而，需求持续疲软，到1920年7 ~ 8月就消失殆尽了。1920年9月21日，亨利·福特（Henry Ford）宣布将T型车从575美元降价至440美元（可选的电动启动器70美元）。 通用汽车公司起初拒绝和福特汽车公司一样降价，后来被迫让步。到1920年10月底，通用汽车公司的零部件和材料库存达到2.1亿美元，超出预算约6 000万美元。

在繁荣时期，通用汽车公司是自融资的，后来它开始向银行求助。在当年入夏以后，宏观经济开始急刹车之前，通用汽车公司月平均汽车销量为5.2万辆；1920年11月，它的销售成绩是1.3万辆；1921年1月，它只销售了6 150辆。大量零件和金属板材不仅是多余的，而且由于工业金属价格崩溃，其价值也被严重高估了。作为一项无可挽回的损失，价值8 490万美元的存货从账面上冲销掉了。

杜兰特本人有着双重心理负担，不仅是因为他创建并领导着这家公司，还因为这家公司不断下跌的股价。在1920年前几个月，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报价30多美元/股；到7月初，股票交易价格为25美元/股。杜兰特作为通用汽车公司主要股票投资者之一，公司股价越跌，他越买。其要害在于，他并非完全拥有自己的股票，而是靠借钱购买的。用华尔街术语来说，他是“用‘保证金’融资的”。保证金债务增强了投机体验。在那个年代，1美元只要付10美分保证金，投机者在保证金融资的股票价格上涨10%的情况下就可翻倍。相反，在股价下跌10%的情况下，投机者就会输光一切。在股市下跌时，经纪人会要求增加担保，即“追缴保证金”；如果没有得到回应，经纪人将不惜代价抛售顾客的股票平仓。

作为一名依赖直觉、性情冲动的商业管理者（尽管他对操作细节的熟练掌握会让下属惊恐），杜兰特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投机者，却并非全神贯注。1920年11月，他并不知道自己拥有多少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鉴于股价不停下跌，他当然持有太多了），也不知道自己欠经纪人多少钱。他的经纪人至少清楚这一点：他们坚信杜兰特欠钱多达3 800万美元。

最终浮出水面的事实，让摩根公司合伙人这样心理素质强悍的领导者都感到惊恐。他们认为，杜兰特的风险敞口规模不仅给其本人和通用汽车公司造成了风险，也给美国金融体系造成了风险。因此，摩根银行和（在通用汽车公司有大量投资的）杜邦公司都赶来营救。营救过程前后持续了4天，其中包括一个没有休息的星期天，缺乏睡眠的救援队设法筹集了约6 000万美元。这笔钱足以让杜兰特保有尊严但毫无补偿地辞去职位。在还清债务后，这位企业家承认自己破产了。 到了1920年12月1日，他也失业了。

小阿尔弗雷德·P .斯隆在1920年年底详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状况：“汽车市场几乎消失了，我们的收入也随之消失了。我们的大多数工厂和这个行业的其他工厂要么停工，要么在工厂里用半成品组装少量汽车。在过时的、虚高的价格水平上，我们背负着高价库存和债务承诺。我们缺钱，我们的产品线混乱不堪。无论对经营还是财务，我们都缺乏控制，也丧失了所有控制手段。对一切事务，我们都没有充分的信息。总之，危机丛生，疮痍满目，无论内忧还是外患，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毫无疑问，美国农业经营者对危机的敏锐甚至不如通用汽车公司管理层，但他们因这场萧条所受的危害还要比杜兰特创立的这家公司严重。农业享受着繁荣，这一点类似于通用汽车公司，尽管农业还缺少现代化便利设施。当1920年联邦人口普查人员询问人们的家庭是否安装室内管道、拥有收音机或电力时，只有一小部分农业经营者会回答“是”。改善的是农业经营者的相对地位，挥之不去的战时通货膨胀推高了其所售东西的价格。收成总值上升到1919年的159亿美元，而1918年是142亿美元，1917年是135亿美元，1914年前5年（1909—1914）平均每年是59亿美元。的确，比起战前的货币，1919年缩水的美元所能购得的东西变少了，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成本也增加了。但1919年农业经营者的条件改善程度，至少和他们的城市亲戚是同步的。

在当时以工业为主的美国，农业经济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大约有1 060万人从事农业生产，占到美国劳动力的28%。近一半美国人仍然生活在空旷的乡村或人口少于2 500人的村庄。 每个人要么自己耕种，要么认识种地的人。虽然乡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但他们仍然手握选票。

在第一个完全和平的年份，海外对美国食物和棉布的需求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为了给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提供衣食，农民的土地种植面积为4 926.1万英亩，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种植面积，比1914年前5年的平均水平多出1 560万英亩。 改良的种植方法让以前未开垦的土地变得适于耕作。人人都可以看到，长期以来一直在上升的每英亩产量将维持这个势头。新的机械设备、杀虫剂，更好的轮作方式，改良的植物品种，以及更合理的化肥使用，为持续的繁荣提供了大好的前景。

这就是1919年大丰收时令人振奋的前景。1920年的春天来得较晚、又冷又湿，似乎一度打破了这一令人倾心的良性循环。然而，一旦天气转晴，农民们就下地了。农产品的普遍高价激励他们种植了一块接一块的土地。

成本与膨胀的物价齐头并进，眼下成本已经超过了售价。在真正或象征性地见识过巴黎之后，许多归国的退伍军人选择了不回农场。做出这样选择的军人，每服役一天就可以得到5美元，比1914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40%。 土地价格飞涨（艾奥瓦州的玉米地价格从1910年的每英亩不到100美元涨到1920年的每英亩225美元），利率也提高了，为了筹集1920年种植季节的经营周转贷款，农民会支付高达8%的利息。 抵押贷款债务是另一项沉重的开支，尽管是乐观的农民自愿负担的。1910—1920年，所有者自营农场的担保债务翻了一倍有余，从17亿美元增至40亿美元。房地产税是战前平均水平的两倍。 尽管如此，与破坏性的铁路运费飙升相比，这些税还算不了什么。从1920年8月26日开始，正好赶上秋收季节，铁路公司将运费提高了25% ~ 40%。在铁路公司看来，这种状况是一项从战时控制切换到和平时期经济的耽误已久的调整，农业经营者则称之为盗窃。

对支付者来说，不断上涨的成本虽然是不受欢迎的，但在1920年春天，似乎并没有涨到无法忍受的地步。高售价足以让农业经营者吸收掉这些成本。然后，赫伯特·胡佛警告了食品短缺，而富有经验的纽约媒体推测小麦价格会从当时每蒲式耳 2.25美元的市价升至每蒲式耳5美元：《纽约世界报》在“农场危机和粮食短缺的恐惧”这个标题下关于农作物价格仍会上涨的预言已经破产。 实际上，那个时候，城市和乡村的农作物价格已经开始震荡。美联储开始收紧信贷，日本遭受了通缩恐慌。但这种震荡在事后比当时更明显。1920年6月，《华莱士农人》（Wallace’s Farmer）——一份读者群广泛的农业杂志，对“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恐慌的笼统谣言”不屑一顾。

《华莱士农人》的编辑鼓着勇气说：“依个人之见，我们不认为老式的恐慌在眼下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不仅有（为防出现这种情况的）联邦储备银行，还有对各式各样商品持续的需求。”

大多数农业经营者在1920年看到的最高价格，是他们在播种时从杂志上读到的价格。当年的下半年，10种主要农作物的平均价格下降了57%。到1921年5月，这个平均值仅剩12个月前的1/3了。到1921年11月，农作物价格已经降到了1913年的水平以下。 带来毁灭的不仅是农作物价格的暴跌，还有依然坚挺的成本。

农民的痛苦程度取决于他种植了什么作物、借了多少钱以及居住在哪里。按这些标准，艾奥瓦州西北部的玉米种植户，即使是一名负担适度的农民，也是最大输家之一。很有可能，他以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价格借钱购买了农田。他也许已经花钱购买了一台新款拖拉机。他是在1921年寒春播种的，希望收成时能得到和当时芝加哥5月1日左右市价一样的价格——每蒲式耳61美分。在这次事件中，他甚至没有获得芝加哥期货交易所1921年12月交易时每蒲式耳50美分的价格，即使是这一售价，他也只实现了56%。

1919年，一车玉米从苏城运往芝加哥，生产者从玉米销售中获得了80%的收益；粮仓费用和佣金占12%，剩余的8%是运费。到1921年的最后几周，粮仓费用和佣金上涨了10%，而铁路运费（继1921年8月下旬震荡之后）上涨了34%。因此，这个来自艾奥瓦州的人曾梦想得到1蒲式耳61美分的80%，也就是大约49美分，却只得到了1蒲式耳50美分的56%，也就是28美分。这极有可能比他的生产成本高不了多少。农业历史学家詹姆斯·H. 夏德勒（James H. Shideler）说：“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故事是，堪萨斯州有位农民把一车苜蓿运到堪萨斯城的市场，当他被问及从中赚了多少时，他说‘我赚了对它的种植’。”

但是，来点小幽默并不是农业经营者对“1920年罪行”或“大阴谋”的典型反应。 堪萨斯州农民打算自发做点什么，来反对冷酷无情、非人格化的市场，他们发起了一次小麦罢种。1921年，他们发誓要减少30%的种植，减种的小麦就进不了他们先前不得不拿去销售的市场了。1蒲式耳小麦的平均生产成本为2.77美元，被发动起来的小麦生产者要求1蒲式耳3美元的价格。全美农人联合会主席查尔斯·巴雷特（Charles Barrett）在1920年11月的联合会大会上对听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说：“如果必要的话，你们就展现出自己有勇气去坐牢。” 和《纽约世界报》社论版相反，1921年1蒲式耳小麦价格不是5美元而是1美元。

与棉花种植者和烟草种植者相比，小麦种植者是被动抵抗的典范。为了实现1920年大丰收，棉花生产者们目睹了他们的棉花价格从1920年4月的每磅41.4美分跌至1921年6月的每磅10.3美分。在不久前景气时期流行乐观情绪的反衬下，自暴自弃和财务崩溃就显得更加令人痛苦。这些种植园主向华盛顿进发，不让棉花进入低迷的市场。如果棉农拒绝和其他受苦的同行抱团，他就要面临针对其棉花或人身的报复。1921年1月，在肯塔基州的沃尔顿，大批烟农拥入拍卖会，抗议3万磅白肋烟廉价拍卖。他们蜂拥而至，把烟叶践踏成了卖不出去的碎片。

1921年春末，新组建的沃伦·G. 哈定政府成立了一家农业调查联合委员会来调查此次危机的成因。在一连串快节奏的听证会之后，委员们制作了一份报告，提到了“一场大的萧条，就像我们如今正在摆脱的那种”。 对农民来说，这场萧条看上去很“大”。

对哈里·杜鲁门和埃迪·雅各布森来说，这场萧条似乎也很大，他们的堪萨斯城男装店在1921年通缩崩溃中大栽跟头。随着物价暴跌、生意萧条，两位合伙人债务的账面价值，一下就超过了他们视为资产的衬衫、领带、帽子、手套和固定设备的价值。他们为进货而累积筹措的3万美元债务，沉重地悬在头顶上，如今这些存货迅速贬值。

1922年4月，两位合伙人决心放弃。所有商品都不得不贱价甩卖：箭领衬衫售价1.30美元，腰带售价69美分，法式折叠丝绸领带售价39美分。公众也可以带走固定设备：“架子出售——灯架出售，展柜出售——帽柜出售。”

情况表明，在两位合伙人面对的众多债权人中，银行家的态度最为强硬，持有6 800美元借据的安全州银行（Security State Bank）的态度最为冷酷。银行一再施压，但两位前男装店的店主既无资产也无收入来偿还他们所欠的钱。1925年，雅各布森宣布个人破产，列出了10 676.50美元债务（主要是他在借据价值中的份额）以及507美元资产。资产中只有28美元是现金。

杜鲁门比他的搭档更能抵挡那些纠缠不休的债权人。1922年，他当选为密苏里州杰克逊县东区法官。由于公职人员的工资不能被扣押，所以杜鲁门法官的薪水是安全的，不过他的个人银行账户没有得到这样的保护。1930年，一名持有扣押令的律师从杜鲁门个人账户中扣划了110.87美元。

杜鲁门的债务困扰了他多年。尽管他已经偿还了1 000多美元（这是1923年的事了），可利息还在不断增加。到了1929年，他拖欠的债务达8 944.78美元。但通货紧缩对他的催债人比对他本人更没有手下留情。杜鲁门的传记作家罗伯特·H. 弗雷尔（Robert H.Ferrell）说：“凑巧，这张安全州银行借据被转给了另一家接手的银行，即大陆国民银行（Continental National Bank），后者于1933年倒闭；1935年，大陆国民银行资产被法院拍卖，杜鲁门借机以1 000美元价钱得到了这张借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