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海津」天津也曾有座普陀寺

旧时在天津城南三里，有一座寺庙，取名普陀寺，此庙宇“ 金碧辉煌” , “ 规模柜丽”，康熙大帝曾亲笔题匾额给此寺，令此寺名振四海；

乾隆五十三年( 1788 )，巡幸天津 , 曾在该寺“ 拈香” , 并以该寺为行宫， 赐有玉钵，亲自“ 御阅武楼阅兵” 。当时寺内“ 诗章哀翰, 灿若球琳” ,“时有高僧驻锡其间” 。

寺庙建设之初，时任天津总兵的兰理，便延请南方高僧成衡为方丈，主持寺内大小事务。成衡初为方丈时，普陀寺大殿尚未盖完。

不久后，兰理调任福建, 寺庙工程只得停止。直到康熙五十五年( 1716 ) , 有朝中大员经过此地，因可惜寺庙未建成却荒废在此，遂又继续建设山门，才将大殿完工；

后又经过两年，直至康熙五十八年，才算建成。

建成这一年，恰逢康熙巡视西淀，路过此寺，成衡前往迎接，康熙一时兴起，题匾额给该寺，将该寺改名为“海光寺”，自此“天下皆知有海光寺焉”。

1860年前后的海光寺

海光寺内的大钟

海光寺香火鼎盛时期，不仅香火兴盛，而且拥有良田庙产若干。

据学者郑克钦、傅同钦考证，当时海光寺拥有的田产，是以“兰田”为基础不断扩充的结果。

所谓“兰田"，是指由总兵兰理上书康熙而开垦的城南大片水田荒地。

兰理在康熙四十二年调任天津总兵之际，见“ 散辅产米无多, 而天津一望皆平原” , 认为“ 可开河引水灌稻田”，他觉得这些田地栽种一、二年后即可肥沃丰收，这样可以解决不少无业之民的生计，遂上书康熙：“其田给与开垦之人为业”，实“万世无穷之利”。得到康熙应允。

于是兰理便在天津城南地区大片荒地，“招浙卿农人数十家, 分课耕种, 每田一顷, 用水车四部, 秋收亩三、四石不等” 。（摘自郑克钦等学者研究文章）

在此基础之上，当时的海光寺住持等管理人士还用多种手段如兼并、购买、香客布施，纳入大量田产：

根据清朝末年《海光寺庙产册》记载, 庚子( 1900) 以后, 海光寺尚有土地二百余顷。它座落的范围除天津城南以及八里台、吴家窑、佟家楼等地“ 兰田” 外, 尚在贾家沽道、大孙庄、赵家庄、万辛庄、芦北口等处拥有不少土地。甚至远至通州, 亦拥有该寺的“ 土地九顷余” , 清末时每年尚“ 收租数千元” 。

所以说，在康熙至乾隆年间的海光寺是天下驰名且极其兴盛的寺庙。

而自咸丰帝时期鸦片战争开始，大沽失守，洋鬼子将天津知府拘禁于海光寺中，海光寺逐渐走向了没落：

先是同治年间，变身机器局致寺庙疏于管理；

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在天津与上海开设机器局，以海光寺为建造地点，称为南局，而另一处在贾家沽道设立，称为东局（现在东局子的来历），此时，海光寺周边的兰田已呈现一片败落的景象。

光绪十二年( 1 8 8 6 ) , 德宗生父醇亲王奕垠偕同总管太监李莲英来天津查阅海军, 曾至海光寺巡视。当时已见海光寺“ 环寺皆水” , 附近“ 兰田” “ 积水碍耕, 粮赋无着” , 一片败落景象。

天津机器局的二局选址

海光寺行宫及机器局分区

再来，抗击八国联军战争中受到损毁；

1900看义和团战争，在海光寺八里台一线，成为清朝军民抗击八国联军的主要战场，战火硝烟中，海光寺“庙宇尽毁”；

八里台抗击侵略者的英雄聂士成（聂公桥纪念的人）

第三，战乱时期，投机分子趁火打劫。

时海光寺住持悟明饱掠庙产、蓄发还俗，买田娶妻；又有寺内雇工刘玉文心生邪念，大量变卖盗卖庙产，加之寺内争夺住持之位矛盾加剧，社会反响恶劣，后虽将二人绳之于法，但彼时海光寺已属日租界，再无恢复往日辉煌可能。

后海光寺地基被日军用来发展了日本军营

后来，虽经官绅协调，将海光寺剩余庙产二百余顷的一半用于重建，也终因政局混乱及租界的不断扩张, 加上庄头们的“损公肥私”等，海光寺便不复存在了。

而值得一提的是，那剩余庙产的另一半，当时是用来提充学堂经费的：

即将八里台、吴家窑、佟楼、贾家沽道“ 四村租款” , 归为学堂经费; 同时并将八里台庙产房屋十二间“ 改设小学堂之用, 以广学界” 。

海光寺兴起于康乾，没落消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昔日“小江南”仅剩堪堪一个地名，怎不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