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江南—苏轼和风雨舣舟亭

疫情发生以前的日子，很多动人的细节都想不起来了。只能记得这句古巴比伦的诗句：……如果你以人民的名义把我毁灭，我只能无奈地叩谢命运对我的眷顾

——古巴比伦别恋

（一）恍如尘镜

其实在疫情之前我就有发觉，那种像光阴一样，穿过常州的梧桐树冠，落地后依旧哗哗作响的阳光，只要一落进常州的东坡公园，不管鸣蝉在与不在，都会悄掩了声息沉郁起来。

那种感觉，就像是当着你的面，把一种尚未安静下来的情绪，或是一个还在展开的故事，三两下折叠起来，收藏为一个历史的包裹，然后等待着一个叫地久天长的岁月，在江南烟雨中赶来。

而你所期待的，你以为一个城市应该有的，对舣舟亭的敬畏感，却并没有因为苏东坡的缘故而建立起来。舣舟亭作为常州东坡公园的人文建筑，在当下，仅是一处乏人问津的旅游项目。

或者是一个，收藏在京杭大运河南侧的安静的典故。

安静到让你猜测，大概唯有在外事往来的当口，这座城市的官员，才会向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指认舣舟亭这个矗立在运河河畔的江南亭台，是为纪念苏东坡数次在此处泊舟登岸而特别修建的文化项目。

这是一个眺望未来的时代。现代城市精英也包括普罗大众，他们没有必要对历史投入太多热情。而且，那种让他们和城市看起来很美的力量，并不取决于你拥有的历史资源，而是能否听到未来的召唤。

当然，保守主义者可能观点大相径庭。他们也许认为，未来只是由观念支撑的借贷体系，迟早有一天，会向我们索要历史债务。

舣舟亭是否属于传统文化的历史债务，我不以为然。但我知道的是，和舣舟亭类似的历史遗存，不需要我们成为《易经》高手，就可以预测出必然寥落的结局。在一个由经济主导万事万物替换成斗争主导万事万物的时代，即使复古主义和汉服运动风起云涌，我们仍有理由认识到，历史或者是文化，如果不能生意化，成为城市的白手套，就只能是生活中的一个虚词，只能和“人文素养”这一类效果很差的文化魔术，互通有无。

所以，我判断很少有人会寻着一些线索，去追忆舣舟亭的往昔足迹，更不会有人傻到像我一样，总想着这个城市应该有一个稳定的仪式，用来回应公元1101年8月那个遥远的孟秋之夜，这个世界委托常州用万人空巷的盛景，敬礼苏轼这位运河泛舟的北宋才子最后的仪容，并于此时此刻去思想究竟是什么的文化，让苏轼看起来是那么的与中原不同。

有一些常州整理的史料记载，1101年将乌篷船停泊在常州水岸的苏轼没能走完那一年的8月。那一次的运河泛舟，应该算是66岁的苏轼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眺望。到8月24日，辛巳年七月廿八，有关苏轼的历史和记忆，包括他为结束儋州被放逐的生活而准备开启的另一段人生，都在那一夜的常州顾塘尖孙氏馆戛然而止了，顾塘尖孙氏会馆向世界发布了苏轼溘然离世的消息。

那以后千年岁月，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文教、修史、编志、笔会、讲座或养生、交友的饭局上，偶尔会说起苏轼特有的巴蜀才情。当然，也会继续继承着华夏文明吏治文化的告密传统。

（二）那年明月

是后来去的地方多了，才知道大凡苏轼盘桓过一段时日的地方，都会有一两个物件或者纪念物，来缅怀这位北宋文豪的文化事迹和人生的足迹。所以回过头来再为舣舟亭的疏冷清幽想想，也就不觉得可惜了。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还是什么别的，我决定为舣舟亭举笔的这两周时间，突然有失了准星的感觉。我有些拿捏不准，究竟该用苏轼的哪一款姿势，作为舣舟亭叙事的首发阵容。前后北岸的孙氏馆当年滴落一整夜的那场秋雨，如果先就拢了忧郁的调子，一定是哪里出了意外，那是我不愿意见到的情景。

至少我希望的苏轼，在进入笔端的第一时间，应该是那样一种“会挽雕弓如满月”的精神给予。或者像当代的老嘻哈士，带着巴蜀的风尘夜雨，疯疯癫癫地跑来告诉我，与我同一个摩羯星座。当然，如果是“语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的深情苏东坡，也是好的。可能更适合安慰我作此文时付出的心情。

夜已经深了。凯纳酒店的窗外，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落进有80米深的夜色。大约还有4个多小时，这暗夜才能从江南移开。

然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将文化从人类种族中移开。文化是造物主加诸在人类生命上的印记，也是刻画在不同国度上的印记，无法分离。就像我们无法将文化从苏轼的身上移开，还原给世界一个赤子情怀。

赤子在文化上没有意义。

所以，苏轼不应该被描述为华夏赤子。他是文化的一种结果，和巴蜀文化互为命运。这一点在我是十分确定的认知，就像江南士大夫带着特有的帝国奶牛的特质。没有谁是非属地文化以外的生物。

只不过，这个存在主义的等式，我不忍心套用在苏轼身上。不忍心说苏轼的被贬遭遇，以及一系列带给他各种不幸的命运，是成就苏轼光辉的关键原因。尽管苏轼在君臣之间被迫展开的升迁与贬谪，封赏与褫夺，对于中国文化，很可能真的是一场无法自拔的致命的诱惑。

而尤其让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将这个诱惑放置在假想成真的宗法伦理和家国情怀之下，它甚至会帮助我们去将苏轼的这场文化苦旅所经历的全部苦难，歌颂成对朝廷忠贞不二的榜样，期间哪怕是苏轼经历了种种的人道灾难，也都将因为这项假设，使帝国本身的罪性，在我这里得到赦免。

但是，苏轼会同意这类观点吗？我似乎也没有太大把握。

苏轼诗词大气滂沱，带着万千巴蜀气象，是那么迷人，完全没有中原士大夫受了政治委屈后的捶胸顿足，呼天抢地。而且苏轼的文字也都体现着诡谲绮丽的万象，足以安慰类似舣舟亭这样的纪念物，在现实中的孤独和寥落。

当然，舣舟亭的修建，表达的不仅是对苏轼个人的纪念，也承载着一个王朝惊心动魄的记忆。在这些记忆中，有苏轼的对酒当歌，有苏东坡的天上宫阙，也有苏轼一生的羁旅，包括千堆雪，残阳如血，不过这林林总总的一切，也都在分享着帝国皇权的荫蔽。

舣舟亭有一个温馨的建造历史，是我愿意追忆的部分。据说舣舟亭的前身叫东坡古渡。更早之前，曾因苏轼担心惊扰好友而彻夜滞留孤舟的缘故，被那时的常州人称作野宿亭。只不过，等到舣舟亭的方案最后被确立，苏轼已成故人化作香魂一缕了。

有史料显示，舣舟亭修建于南宋年间。如果忽略1984年的重建，这座风雨亭已经有接近800年的在世历史。舣舟亭修建的原因，是当时的常州精英，认为在顾塘尖孙氏馆辞世的苏轼是值得称颂的。于是，他们决定在常州延陵东路运河河畔的东坡古渡建一座亭，用古老的建筑仪式，来纪念苏轼临世常州的这段相知相交的历史。这个仪式化的建筑，建成后，常州精英们看着是好的，就将这座建筑命名为：舣舟亭。那以后无数的岁月，常州精英阶层和他们的后世子孙，都会在一个特定的日子，汇聚到舣舟亭处，赏月叙谈吟诗作赋，并祝祈舣舟亭和这座城市，平安长久。

舣舟亭一直平平安安的，受到常州人的精心保护。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常州人的有效运作，一度获得过接近崇高的地位。清朝两任皇帝康熙和乾隆都曾千里迢迢赶来探访舣舟亭仿佛的形态。“玉局风流”就是乾隆为舣舟亭御批的匾额，至今仍悬挂在舣舟亭的林深处。然而，等到我被安排来到这世上，在舣舟亭的古运河河畔缅怀过往，舣舟亭和照耀在这座亭台上的旧时明月，早已不复当年了。而我们的心内和心外，也早已大到超过了苏轼笔下的赤壁河山。

（三）画像

舣舟亭当下面对的江山，已经是被多个国家和君王共同分享的世界。很多苏轼坚持的信念，都在这个新的世界迭代更新。并且在科学思想的支持下，成就了一个和苏轼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文明。

不过我的这种说法，或许那些文化保守主义分子，并不认同。按照惯例，我推测，他们更愿意相信苏轼是一个整全的世界。他们认为，苏轼的意识形态，完全可以指引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而舣舟亭的疏落，他们一定也认为和苏轼本人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苏轼给后世的贡献取之不尽。很多国人也都在积极分享着从苏轼哲学和苏轼的政治教训中，得到的启示。并确认着这些启示和苏轼策略，能够在仍像昨天的今天，为他们的自我人生建立起一份维稳和从容。

当然，也有人不喜欢圣化苏轼。在这类少部分的学者眼中，苏轼并非是唐宋八大家中一等一的文字填空高手。尽管绝非事实，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结论。事实上人一旦成圣，是一件很苦的事。而且，苏轼的文化能力和孔子对普罗大众的教化能力，以及自我圣化能力，还是没有可比性的。孔儒学说中的一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个“尊卑上下，君为臣纲”，就能挑拨你的两眼和欲望，烁烁放光。而苏轼哲学提供的是一种防守主义的情景虚设，不负责生产现实勇气。至于苏轼美学，我以为只有放在当下的文化在美学上整体亏欠这个大的前提下考虑，才有意义。

但无论官家和坊间的争议如何，至少在文学创作上，苏轼的专业能力还是公认的。他们大多一致认为苏轼获得了一项突破性的文化技术。凭借这项技术，苏轼完成了自北宋以来至近代白话文运动开始前这段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多个领域中的一揽子贡献。包括：对中国词与赋的生态位在价值和意境上的全面扩展，推升诗、词、札记、奏章、散文、政论的眼界和格局，拓宽传统水墨画尤其文人画的创作空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至于苏轼另外附带的贡献还有很多。其中包括建立为官理事的基本准则，创建苏轼菜谱并惠及苍生。构建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生活哲学，对抗追随一生的政治逆境。

中国近代思想家王国维甚至给予过苏轼超规格评价：“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而一向幽默的林语堂，更指证苏轼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大师们的结论我是同意的。我本人受惠于苏轼的部分，也是比领受孔子的教诲要多一些。苏轼的一款“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就让我的许多孤立无援的夜晚，幡然醒悟，收放自如。

然而，苏轼对于加诸在自己身上的荣辱，或者说，苏轼在面对与之互为命运的文化，那些强加在他生命上的权力的印记，却未必能像我收放自如。甚至包括我们的整个社会文化，对于苏轼被反复打压的表述，也无法做到应对自如。这个社会文化的整个系统，近千年以来，一直像一个糟糕的证人，慌乱地指证着北宋时期的张三、李四、王二五，才是陷害苏轼的小人，文化是无辜的。

但是，历史的法槌，迟不肯落下。

这真的让人牵肠挂肚。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即便是苏轼和他愿意悲喜相托的常州友人在古运河舣舟亭处相聚饮酒，那高高举起的法槌，仍是他内心的牵挂，并让他认可这很可能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

——未完——

2022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