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的农民父亲

我与父亲的感情似乎是一潭泛不起波澜的深水，平静得没有一丝波纹。从我记事到18岁离开家乡，不曾记得他对我有过抚摸一下的亲昵。可能是受他的影响，我对他也是相敬如宾。父子情感是我长大后才有感悟，虽然内心深处常常暗流涌动，但表面上依旧是淡然如常。然而，当应了“子欲孝而亲不待”这句古语之时，越发感到父亲给我的不仅仅是生命，今天的一切都源于父亲的大教无言、润物无声。

父亲生于1911年农历3月，卒于1986年农历3月。因有农历3月、公立4月为“龙月”一说，父亲乳名叫“龙”。乡亲邻里习惯称他龙哥、龙叔、龙爷。

父亲兄弟二人，大伯英年早逝，爷爷不善务农持家，父亲吃苦耐劳，一生辛苦劳作。少年时期曾在天津三条石铁工厂学徒三年，因大伯病逝，刚刚出徒即返乡，顶门立户，养家糊口。新中国成立前夕，大同矿务局刚刚成立时，他还曾随其表哥到大同矿务局做过保卫工作。时间不长，因家里没人种地，在母亲三番五次催促之下，放弃工作，回家种地，从此一生务农。

父亲1986年去世，离开我们已经36年了。

那年我正在石家庄高级步校接受为期两年的中级指挥培训，算是该校层级较高的学员。接到父亲病逝的电报，学员队没有停顿就报到学员大队和学校，当天批假，连夜回家奔丧。

记得回家后见父亲育下的西瓜、甜瓜种子在温暖的灶台上长出嫩黄的芽苗。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父亲是在1986年4月的谷雨时节去世的。嫂子说：“咱爸知道你今年暑期毕业，老婶子和小婧婧都一起回家来，准备给你们多种些瓜。”

父亲不善言谈，长期艰苦生活的磨难，让老人很少表露出喜怒哀乐的情感。其实，他对子女们的爱，是深深地埋在心底的温情。父亲45岁时我才出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物资匮乏，吃的东西是留给孩子们的最深刻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偶尔会给我带来一些“美食”的惊喜。一把炒香的“料豆儿”，几只灶膛里烤熟的“担担勾”（蝗虫的一种），夏季一场大雨后的干炒“水水牛”（土天牛），那是胜过如今一切佳肴的美味。

父亲在生产队当过较长时间的饲养员。那个年代没有农业机械，耕种田地全靠人力和畜力，牛馿骡马是生产队最主要的家当。为了让这些牲畜膘肥体壮有力气拉车耕地，给它们喂食的草料中加入的粮食主要是炒熟的黑豆，俗称“料豆儿”。每逢炒完豆子、磨成“料面”，总会在灶台及其周围撒落很少的“料豆儿”，父亲一粒一粒捡起来，自己舍不得吃，吹吹草屑灰尘，装在兜里留给他的小儿子。

我们老家那里有一种叫“水水牛”昆虫，查百度才知道它学名为“大牙土天牛”，现在由于大量使用农药，这种昆虫已经绝迹。小时候农业生产还很原始落后，种地很少用农药，“水水牛”是每年麦收后的一道天赐美味。这种昆虫从卵到幼虫、蛹、成虫的发育阶段都在地下，靠啃食植物根茎生长，只在夏至季节下过一场透雨后，才从松软的泥土里钻出地面，完成交尾、产卵，而后就不见了。“水水牛”用盐干炒后特别香脆。为了能多捡一些，不等雨停，父亲就会赶在别人之前下地去捡，每次收获颇丰。那每年一次的盐炒“水水牛”，真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太香了！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父亲给了我今天的孩子们体会不到的美好记忆。

我与父亲也是干农活的搭档。哥哥姐姐大我十几岁、二十几岁，在我记事时，他们已经参加工作或出嫁。从十多岁起，凡是必须两个人才能干得农活，都是由我来配合父亲一起完成。

每年开春，自留地种大麦需要浇水，自家挖掘的水井经过一年的淤积，必须要清挖一次才能再使用。每次都是父亲用辘轳的井绳水斗把我送到井底，我负责井下挖泥，父亲把我填满水斗的泥土用辘轳一次一次地提上来。刚开春的井水冰凉彻骨，真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坚持下来。一个小孩子干这么苦的活，父亲从来没有给我一句暖心鼓励的话。当然，我已经习惯了父亲的特点，从来也没有这种奢望。不过还是有人表扬鼓励我。像这种下井清淤的活，别人家哥们儿、爷们儿多，都是大人来做，十三四岁孩子干这种活很少见。所以乡邻们见了都夸奖我。娘听了为我自豪骄傲，总会说一句“有牛使唤牛，没牛使唤犊儿”。与父亲不同，娘就特别会鼓励我。

父亲没上过学，但他有着丰富的种田经验和知识。他能根据每年节气的早晚、土地的墒情、土质的酸碱等合理确定种植庄稼的品种。街坊邻居，以及年轻的生产队长，确定种植计划时，总是要征求父亲的意见。我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在自家自留地和生产队参加劳动，到十六七岁离开村子到县城上学之前，耠子、耧、犁、耙，传统农耕的“技术活”我都已经能够熟练掌握了。

我至今回忆当年在生产队劳动时，能够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帮助年迈的父亲拔麦子和帮他出头教训生产队长。

六十年代，农民家家都很穷，烧火做饭、冬天取暖，没钱买煤。又是平原地区，没有荒山砍柴，所以收麦子时不是用镰刀割，而是连麦根一起拔起，就为了多收一点麦根烧火做饭。我在同龄人中发育较早，十五六岁就长到了一米七多，生产队劳动有一把子力气。那时农村学校每年夏收季节放麦假，就是为让孩子们参加麦收。生产队拔麦子按工分分配任务。挣10个工分的整劳力拔3陇，挣5、6个工分的半劳力拔2陇。已经年过六旬的父亲与二三十岁的壮劳力一样拔3陇，常常落在后边。我有意与爸爸排在一起，一会儿拔2陇、一会儿带上爸爸的1陇拔3陇。麦收大约十天半月的时间，手上磨起的血泡一层套着一层，钻心地疼痛！可能是人们都习惯了，祖祖辈辈就是那种收麦子的方式。想想那时支撑我的力量，主要是儿子对父亲的天然亲情。再苦再累，心里很自豪、很满足，觉得自己是个汉子！

父亲是村子里公认的厚道老实人。担任生产队饲养员时，用自己家木水桶担水喂牲口，自己家木水桶坏了，向生产队长申请买水桶时，队里一拖再拖。那时我们生产队没有队部，社员们都在牲口棚前集合派工。一天下地之前，父亲又跟队长提起买水桶的事，队长不但不答应，反而学着父亲习惯讲的“口头语”，嬉皮笑脸地开玩笑。现在想来，开个玩笑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我那时却认为是队长欺负父亲人老实，让我的自尊心受不了！开口大骂队长，队长在一个孩子面前丢了面子，竟然动手打我。本来就在气头上，怒气冲冠，我随手抄起铁锹就去劈砍队长，吓得他赶快躲闪很远。在乡亲们的拉扯劝阻下，我也点到为止。从此，让那些欺负老实人的家伙，知道了老实人的儿子是个豁命的主儿。

如今说起小时候的这事儿，倒是有些难为情。

父亲贵人语迟，话不多。农村里的邻居、生产队里的分配等，总有些人爱占小便宜，吃亏的事儿父亲从来不去争吵。母亲有时也叨叨他，说他窝囊。父亲也不多争辩，总是那句话，“吃亏常在”。

小时候不太在意父亲的这句话，甚至心里总觉得父亲老实的有些窝囊。直到参军以后，有了一定的经历和阅历，才认识到父亲的话是至理名言。在部队几十年，走转换过不少单位和岗位，发现凡是哪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之间斤斤计较、都不愿吃亏，发生矛盾，就带不好自己的部下和队伍，就做不出成绩。结果，凡是这样的单位，就很难出干部，大家发展进步都会受影响。相反，凡是主要领导（军政主官）互相包容、团结好的单位，就会提拔的干部多、进步快。明白了这个道理，每当遇到吃亏的事情、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就会想起父亲吃亏常在这句话。军旅几十年，形形色色打交道的人不计其数，能平安顺利地走过来，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父亲为人厚道的影响。

中国人讲“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我没有文化的农民父亲，不善言辞，从小既没打过我、没骂过我，也很少有说教。他给我的是一种实实在在身体力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些木讷的父亲，他那种任劳任怨、包容大度，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深深地烙印刻在我的心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单位要求我们写自传，那时都是手写，只有一份交上去入档了，没有留存备份。但我深深地记得，在自传中写到父亲对我的影响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父亲的宽厚、就是他常说的那句“吃亏常在”。我理解所谓吃亏常在，一是说吃亏是经常的、常有的事情，不必在意和计较；二是吃亏的人“常在”，这个“常在”就是能够在社会上长期生存，不跌跟头不摔跤，屹立不倒。

哲学、佛学都讲因果关系，不同的是佛学讲“三世因果”，哲学讲的是现实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因果关系。如果说父母是因，家庭、子女是果的话，在父母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作为农民的子女，也算是村子里比较有点出息的。哥哥没上两年学，发展受限，但由于人厚道、任劳任怨，在天津港务局公安处、中国船舶燃料供应公司天津分公司工作，曾任油轮政委；二姐从公社供销社售货员，靠努力自学成为县五金公司总会计师；大姐、三姐农村务农，对父母的关心照顾，比我们在外工作的儿女更多、更细心周到。她们培养的儿孙后代也很出息，有医学博士，也有国企、私企中上层领导。应了那句老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都是因果使然。

平凡的父亲，深沉的父爱！

2022年11月25日0时8分，挂一漏万，仅以此文纪念父亲！